橫跨歐亞大陸、以歐洲為終點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後，在發展內地受到一邊倒的歡迎和響應。相比較，歐洲的立場一致很保守。

事實上，“一帶一路”對歐洲利好明顯：基礎設施建設和巨大的貿易市場可以給歐洲的技術和高端產品提供市場；可以提升歐洲在全球的戰略地位；可以穩定發展內地家從而減少或避免難民危機的擴張；經濟利好也有助於化解歐盟自身的問題等等。

實際上，據我觀察，這幾年來法國對“一帶一路”倡議越來越積極，表態也越來越正面，而且瞭解也越來越多。這種變化，很明顯地體現在已經舉辦兩屆的“一帶一路”巴黎論壇上。

“一帶一路”巴黎論壇是由內地駐法國大使館和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院於2017年11月和2019年1月共同舉辦的大型高水平、高規格盛事。我有幸兩屆全都參加，從而體會到了法國各界對“一帶一路”的積極變化。一是參與人數暴漲。第一屆論壇僅限於學界、政界、外交界和商界代表，第二屆則是涵蓋法國社會所有領域，包括媒體也長槍短炮雲集；二是法方發言全面，既有肯定也有質疑，涉及“一帶一路”的方方面面。從投資、債務、環境保護、能源、平等、透明等方面，可謂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能提出問題和質疑，說明至少他們關注和了解了。更值的一提的是，他們自己也對這些問題互有爭論，觀點多元。這也就是說，不同立場的法國社會都在關注“一帶一路”；三是對“一帶一路”的認識高度和深度也有了明顯提高。過去一些代表更多的關注經濟層面，比如投資和貿易。但在剛剛過去的第二屆論壇上，已經上升到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新發展以及全球治理的層面。這裏不妨以重量級嘉賓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先生為例。他的發言鏗鏘有力，極富感染力。他從法國的利益出發，提出既要抓住美國，也要抓住內地。歐洲應當採取一種合作的戰略，通過與各方最大化的合作來回擊單邊主義錯誤做法，而這是多邊主義的新發展。法國應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發起共同的行動倡議，並且推出能與各方戰略兼容的合作項目。

當然，從中、法兩大國的角度來看，法國對“一帶一路”的瞭解和行動並不符合這兩個國家在世界上的高度，也不符合兩國長期以來的特殊關系。我們知道，1964年冷戰時期，法國領導人戴高樂就頂着巨大國際壓力，和內地第一代領導人一起，以無比的戰略遠見和政治勇氣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比美國早了15年。15年雖然在歷史長河中只不過是一瞬，但卻一舉奠定了中法兩國特殊的國家關系基礎，在國際事務中雙方聯手發揮了巨大作用，也維護了各自的國家利益，提高了各自國家在全球的影響力和作用。進入21世紀以後，中法兩國國力雖然發生巨大變化，但仍然需要建交之初的戰略遠見和政治勇氣。這也體現在“一帶一路”倡議上。法國是完全有能力再一次成為西方社會的第一。

除此之外，法國各界對“一帶一路”的瞭解仍然有許多待提升之處，特別是對“一帶一路”中出現的問題。一個新生事物肯定不會完美。正如拉法蘭先生所說的，要看宏觀。特別是要看到這些問題是不是不斷地得到解決，而不是用靜態的角度去解讀。比如就有多個發言人談到“一帶一路”的債務問題。我在現場就隨即發言做出回應：債務是全球常態，上個世紀80年代有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有東南亞債務危機，21世紀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非洲更是債務常態化。債務的產生另有內在原因。把它和“一帶一路”連在一起是不正確的。更重要的是，內地面對債務問題時採取的措施和西方不同。西方要麼是冰島模式，即全民公投拒絕還債，各方皆輸。冰島失去國家誠信，英國收不回自己的權益；要麼是希臘模式，外力強迫它改革經濟和社會分配製度，既損害了希臘的主權，也大幅地影響了民眾的生活水平。結果導致極端政治勢力崛起，其影響甚至危及整個歐盟。內地解決債務的方式則完全不同，是從雙贏而且社會成本最低的角度出發，通過協商，在最大限度保證各方利益的情況下，通過一定時期管理權的轉讓來化解。

當然，我們要從宏觀角度、發展的角度來理解法國對“一帶一路”的認知。既要看到它迅速的進步，也要看到還需要更大的突破。我們相信，中法兩國還是繼承了1964年兩國領導人的高瞻遠矚和膽識，這種歷史性的突破也會指日可待，中法特殊關系將會繼續特殊下去。

文/ 宋魯鄭：復旦大學內地研究院研究員、旅法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