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

　　林爲攀的寫作，剝除了生活表層的戲劇性，強調一個人面對外物衝擊時的內在反應。敏銳與遲疑，沉重和輕盈，都被他塑造成一層模模糊糊的清醒。這模糊，看似是敘述的粘連，其實是一個個人對他所處時代的反饋——林爲攀的小說寫的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真實。

　　——王蘇辛（作家）

　　林爲攀的長篇小說開始趨向開闊與穩健，這種試圖縫合文學與生活的努力是同齡作家中難得一見的。他對小說的忠誠配得上故鄉的傾情給予，土地、人情、世故等爲這部小說建築起紮實的“地基”，這是雙向的編織，很值得期待。林爲攀很有趣，癡人很少，他算一個。

　　——宋阿曼（小說家、詩人）

　　林爲攀以觀察者而非評判者的身份介入自己的童年，用其獨特的才情和可貴的剋制，呈現出一道道真實到荒誕的鄉村奇景，有情，有趣。

　　——魏市寧（青年作家、編劇）

　　書名：《萬物春生》

　　作者：林爲攀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我希望寫作時保持真誠

　　——《萬物春生》創作談

　　林爲攀

　　林爲攀

　　我以爲，在生活中可以偷奸耍滑，在工作中可以敷衍了事，在學習中可以三心二意，唯獨寫作要百分之百真誠。

　　現在審視這本寫完一年有餘的小說，先不說結構，僅憑真誠二字即讓我面無赧色。相較於短篇寫作的一蹴而就，長篇的書寫總要佔據我過長的時間，這裏的時間不是說書寫的時間，也不是尋找素材的時間，這兩樣對我來說，都不成問題，而是無法號準素材的成熟時刻，就如掌握不了焐熱一顆心的火候一樣。

　　有時候，我寧願找不到素材，如此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幹別的事，然而我不去找它，它卻自動送上門來，就在我窗邊那棵陌生的樹上。

　　正值冬季，樹冠上有一個鳥窩，剛降過雪，地面一片潔白，我的大腦瞬間就被這幅雪景激活了，旋即回到幼時最冷的那一年。

　　接下來的幾天，我試圖忘記這個場景，因爲我一直有個偏見，在腦海發酵不了三天的想法不值一寫。沒想到，三天過去了，腦海中的這棵樹卻越長越高，記憶裏的雪也愈下愈大。我到底是被它攫住了，無法掙脫。

　　於是，我只好放下手頭一切活計，每天通過散步或者觀看街頭大爺下象棋來餵養這嬌貴的素材，我知道這次不會再無功而返，強烈的預感讓我忍不住對將要書寫的這本書狂喜不已，誤以爲彼時還不到27歲的我將要重現加繆27歲寫出《局外人》的壯舉。

　　就如在牌桌上最後一刻才能分高下，定輸贏一樣，我知道在這種緊要關頭一定要冷靜，千萬不能因爲不必要的衝動而嚇跑這位高貴的繆斯女神。

　　所以我又把它在腦海裏焐了一段時間——我還是首次剋制這種強烈的創作慾望，待我在心中想好大概的開頭和故事走向後，我終於要大幹一場了。

　　那天早上，我去菜市場買菜做飯，在去和回的路上，都碰到了同一個發健身傳單的小夥，那天我心情很好，因此我來回兩次接了這個小夥的傳單，而且我還在菜市場對每個大媽表示了我的友好和不差錢（因爲我沒讓她們找零），這些大媽看着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一臉幸福地在攤位前東挑西選，都在掩嘴偷樂。

　　回到住處，我給自己做了一頓可口的早餐，然後抹了抹嘴對自己說：

　　“從今天開始，你就要開始一段激動人心的旅程了。你準備好了嗎？”

　　我回答說：“準備好了。”

　　就這樣，從那天起，我每天保持寫五千字，在寫作期間儘量關閉手機，儘量不與我的狐朋狗友來往，就連話都變少了，寫作讓我由一個話嘮變成了啞巴。

　　我確實說不了太多話，因爲我在書中和我創造出來的人物說太多了。我對書中的族長說，你應該跟別人不一樣，族長真用他的舉動給了我驚喜，如他在過年期間竟然認爲烏鴉是孝順的象徵（烏鴉反哺），而其他人則認爲是不祥的預兆；還有我在書中以“我”的視角圍觀了一場巴別塔事件，一個從城裏回村的小孩和留守在鄉村的小孩分別用普通話與土話對罵，但卻彼此聽不懂的滑稽場面……

　　走筆至此，如果非要我說寫作長篇的必備條件，除了剛纔所說的真誠，即把最有感觸，最能觸及內心柔軟的情愫表達出來之外，另一個條件就是結構。

　　真誠是長篇的食材，結構則是佐料，兩者缺一不可，缺了真誠則無法成席，少了結構味道又難免寡淡，因此如何避免發生茶壺裏煮餃子倒不出來的情況，又得另費一番功夫。

　　以往無數成功的例子告訴我們，按照時間順序發展是最保險的辦法，就如現實中的每個人都從昨天來到今天，直至走向明天，一切都是新奇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但這種結構的缺點就是過於平鋪直敘，體現不出一個作者的匠心，畢竟我現在還年輕，還處於時刻要證明自己的階段，當然不能像個千帆過盡的中老年人那樣，怎麼穩妥怎麼來。

　　我選擇的結構是把故事劈成三截，先撿第二截開始寫，然後回過頭去寫第一截，最後再處理第三截，後來我看川端康成的《雪國》，發現他老人家也用了類似的結構，我才稍微鬆口氣。

　　當然，每本小說都有不同的結構，每本小說同樣也有不同的內容，這兩者看似技術層面的環節，卻對一本小說的好壞至關重要，因爲這關係作者書寫時是否真誠，是的，我們不是作者心裏的蛔蟲，無法獲悉作者內心真實的想法，不過卻能從結構和內容上大致判斷一個作者的寫作心態。

　　這也是我最擔心的問題，我害怕要是讀者覺得我寫的不好，會不會認爲我不夠真誠，從而把書丟了？

　　一座南方村莊的喧譁與騷動

　　一個傻子的心靈暗潮和低語

　　編輯手記/鄭筱詩

　　“我”是倪氏家族的獨孫，因腦袋反應慢，被人視爲“傻子”。“我”常常陷入幻想，像一隻好奇的魚，經常被外界丟過來的誘餌勾引過去。小說採用第一人稱回顧視角，由“我”發聲，講述了“我”在十歲那年春節前後的所見所想。十二個小節——大量的意識流、閃回、作者及人物對“我”的視角盲點的補充——共同將倪家三代人的生命畫卷鋪展開來：姐姐與“我”在家中的地位相去天壤,作爲獨孫的“我”即便腦袋不靈光，仍被視作珍寶。她卻從小在家中成爲勞力，六歲輟學回家放牛，在母親的眼中牛比女兒的命值錢。父親命途乖舛，被倪家收留，後與母親漸生情愫，意外得子，入贅倪家，從此與走出鄉村的同學們踏上殊途。爺爺是非常年代的狂熱分子，時至今日也未能清明醒悟，甚至懷念那些可以動武的光輝歲月......

　　不同於魯迅《祝福》裏的舊曆年歡天喜地的場景，《萬物春生》並不是年味兒十足，即使講到傳統習俗“傳燈活動”也是滑稽可笑，還有小叔正月裏在垃圾桶裏找吃的、父親在炮仗煙霧裏撿鞋等一系列荒誕情節，使作品達到了與《祝福》同樣的反諷效果，增添了小說的悲劇色彩。

　　作者書寫的是自己最熟悉的那邊土地，正如他自己所言——“寫這部小說是爲了給自己的童年作個告別，讓自己的執念暫且放下，或者說小說是我抒發鬱結的通道”——小說確實鬱結着一股蒼涼的氣息。故事發生在“我”十歲那年，也就是2008年，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已推進多年，然而讀者依然可以在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愛爬樹的族長、會驅鬼的大脖子奶奶、與女屍溫存的撈屍人、看黃色錄影帶的花甲老人——的身上看到閉塞鄉村的落寞與村民命運的悲涼。

　　作品涌動着深沉而複雜的情感，作者試圖往人物心靈深處挖掘，尋找人物心理的裂痕，揭開重男輕女、迷信神靈、不辨是非等一個又一個愚昧的傷疤，借傻子之口表達知識分子對鄉村病症的指控，激起讀者的陣陣隱痛。在小說的最後，作者將答案寄予未來，給外甥（女）取名“春生”正是作者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期盼，故事的盡頭是其內心鬱結的疏散。文中說“置身事外的懷念總比置身其間的苦熬容易”，如今，作者終於可以將這部小說作爲置身事外的懷念了。

　　林爲攀，“90後”青年新銳作家，現居北京。先後在《萌芽》《青年文學》《福建文學》《大家》等文學刊物發表作品，出版作品有長篇小說《追隨他的記憶》和小說集《當一朵雲撞見一張紙》。短篇小說《作家之死》獲得第十一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二等獎、《黑白時代》獲得首屆人民文學·90後星生代文學比賽季軍、《騎鯨》獲得首屆掌閱小說比賽一等獎；長篇小說《當一朵雲撞見一張紙》獲得第一屆老書蟲文學比賽三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