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專家的研究，中國在西周時就有明確以房地產爲目的的土地買賣。周厲王三十二年，周厲王爲擴建王宮，買下一個叫鬲從的人的地，沒有立即給錢。鬲從擔心周厲王賴賬，周厲王派人對鬲從說：“你別怕，我一定會照價付款的，如果我賴賬，就讓上天罰我被流放好了。”這是個很毒的誓。這件事被刻在當時的青銅器上。

由於城市建設需要，總會有拆遷。政府是如何搞拆遷的呢？我們當然不能完全說沒有暴力拆遷，不過，在古代，也不乏開明的制度。例如北宋元豐六年（1083年），開封外城向外拓展，規劃中的新修城牆要佔用120戶居民的住宅，宋神宗讓開封府制定拆遷補償計劃，開封府寫報告說，總共需要補償款20600貫，平均每戶至少能拿到補償款171貫。宋朝1貫錢相當於今天300元人民幣，考慮到當時的房價，這些錢重新購買住房，大體上是夠用的。

從這兩件事上我們可以得出第一個結論：即使是統治階級之首的天子和公共管理者的政府，在與民間進行土地交易和拆遷時，也是信守公平有償原則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教義，“有權就有一切”的政治準則，與公平交易的土地房產買賣，可以並行不悖。有意思的是周厲王是歷史上有名的暴君，在這件事上表現得卻很仁義，看來規則的力量很大。

隨着房地產的價值發現，必然會出現開發商。不過在古代中國，專業的房地產商是沒有的。中國古代城市居民，其住房來源，一是自建，二是二手房買賣。這主要是由於政府對這一行業的限制，其中又主要是土地限制。具體些說，就是古代政府一般不允許商人購置大量土地。唐朝法律：“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意思是說，政府給老百姓劃撥宅基地，其多少取決於家庭等級和家庭人口，平民家庭每三口人給一畝宅基，賤民家庭每五口人給一畝宅基。另外老百姓也可以購買宅基，但是購買面積不能超過規定指標：平民家庭每三口人，最多隻能買一畝宅基，賤民家庭每五口人，才能買一畝宅基。如果超標買地，“一畝笞十。”商人屬於賤民，就算闔家百口，也不過能多買20畝地，搞房產開發，資源顯然是有限的。

從戰國到明清，中國房地產市場上賣來賣去的主要是二手房，也不存在產權年限一說。

由此可以得出第二個結論：政府對房地產的管控，立足點在於大力地、公平地保障國民的基本住房需要，而不是靠此營利或增加稅賦。當然，那時的金融落後、道德限制，對於保障這一點的實現，也起了作用。

但是城市房地產總是要表現出它的商品屬性，越是大城市，房價越貴。私有制本身必然造成貧富分化，富者鱗次櫛比，貧者頭無片瓦，這種現象始終存在。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詩句千百年來膾炙人口，也是這種狀況的寫照。不過，對於統治階級的一般成員，從制度上也是控制他們的住房的，並不無償或低價提供住房，甚至官員也未必都買得起房子。比如蘇軾，他一生也沒能在開封買到房子。他兒子在開封結婚，沒有新房，蘇軾很着急，最後還是借了一個朋友的房子，纔算把喜事辦了。蘇軾的弟弟蘇轍也是，參加工作幾十年，到七十歲那年纔買上房子，還是在許昌買的。在買房之前，蘇轍寫過一首詩，“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爲言”，意思是，我活了大半生，頭髮都花白了，還沒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兒子們面前擡不起頭來，他們還老是抱怨我。但是另一面，在中小城市或較偏僻的地方，官員自己建房或買房，也並非難事。杜甫在成都、蘇軾在黃州，都蓋了房子，蘇軾在別的小地方也買過幾套房子。

由此得出第三個結論：對於官員的房產控制，是抑制社會兩極分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從中國歷史看，城市貧民很少有發生暴動的，這與其安居有很大的關係。

中國古代商業地產製度，對於當今有點瘋狂的房地產，是一個有益的啓示。（本文引用了李開周先生的有關研究，特此致謝）

撰文 | 王霄

文章來源 | 深讀文叢

聲明：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號系信息發佈平臺，搜狐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