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媒：新冠疫情蔓延呼喚國際科技合作

　　參考消息網3月12日報導 法國《解放報》網站3月5日發表題為《新冠病毒，國界在關閉，科學在傳播》的文章稱，新冠疫情蔓延呼籲國際科技合作，作者為社會學家迪迪埃·托爾尼和曆史學家弗雷德里克·瓦涅龍。現將文章內容編譯如下：

　　從未有一個新型病毒的基因圖譜會如此迅速地破譯出來：2019年12月底，中國宣佈發現由一種新型病毒引發傳染病的首批病例。1月5日，上海複旦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公佈了這種屬於冠狀病毒家族的新型病毒的基因數據。自此之後，網站上不斷更新病毒的全序演化樹，已有來自20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團隊採集的樣本。

　　新型病毒的加速發現體現出社交網絡較少為人描述的一面：科學界對其大量使用。這也出現在科學開放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大背景下。2003年暴發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疫情時，得出科研結果還需要數週時間。而此次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數據極快交流，繞過了科學溝通的傳統渠道。實際上，這要歸功於預印本，其傳播速度遠比科研雜誌發佈快得多。知識生產的加速也帶來一些風險，比如評估薄弱，或者分享的是碎片化甚至是錯誤的數據。但這些風險由科學界集體承擔，一些被認定為有欠缺的預印本會在幾天后撤銷。

　　儘管如此，新型病毒的識別仍是一項艱難的工作，無論其毒性如何。“病原體追蹤者”的曆史和誕生於19世紀末的細菌學的曆史一樣古老。1883年，法國人路易·巴斯德的團隊和德國人海因里希·科赫的團隊在埃及展開競爭，看誰先找到肆虐當地的霍亂疫情的原因。年輕的法國研究員路易·蒂利耶因此獻出生命。最後德國團隊勝出。當時在媒體廣泛報導的情況下，利益和國家榮譽居於主導地位。1890年，面對歐洲的流感疫情，巴斯德對於科研成果發佈競賽的態度是謹慎的。巴斯德不斷被問及導致疫情的“病原體”到底是什麼，非常惱火地說：“我不知道。再說一次，我們可以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做結論嗎？我要說的是，我們不知道，這需要尋找。”

　　20世紀是人類對微生物認知出現指數級增長的時代。自20世紀30年代起，病毒學發現了海量的新型微生物。20世紀60年代中期，冠狀病毒家族由英國的研究團隊分離。當時基因組識別開始助推基於生物樣本的微生物鑒別。自此知識的大量積累不再只依賴科研人員的聰明才智，還需要通過基礎設施和標準化操作推動菌株的流轉、實驗結果的監控和治療試驗。在菌株或試劑等知識分享方面長期發揮關鍵作用的是科研組織以及軍事機構。

　　但是，相關利益著眼點是不同的：經常提及的科研人員的國際“團結”是一種政治架構。世界衛生組織是全球科研人員合作架構的先驅。為了起到警報發出者的作用，世衛組織開發了全球範圍的實驗室網絡體系，專門研究新型病毒。1948年世衛組織的流感項目聯合了國際團隊，跟蹤病毒的變異情況。但合作並不總是到位的：在愛滋病大流行時，識別愛滋病毒導致美國和法國研究團隊展開科研和資金戰。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世衛組織主導的國際公共衛生健康界出現了既深遠又持續的演變。上世紀70年代開始發展基本醫療保障設施和基礎藥物覆蓋的項目，讓位於新型疾病監控等新的優先任務。在公共衛生全球化的時代，就維護世衛組織的聲譽來說，H5N1流感（1997年和2005年）、SARS疫情（2003年）和H1N1流感（2009年）已證明，在預警和監控方面的投入是有效但又棘手的方式。

　　新冠病毒疫情對科學界而言是前所未有的。邊界隔開的不只是“有風險”地區，還有持續孤立於“全球”團結之外的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