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點擊上方”壹行伊朗"關注我們，每日新鮮爲您呈現。

本文鏈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676.html 文章來源：作者授權愛思想發佈，轉載請註明出處（http://www.aisixiang.com）。

—、難解之迷

1978年元旦，正在德黑蘭訪問的美國總統卡特稱讚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在動盪的中東地區創建了一個“穩定之島”（1）。可卡特剛離開伊朗，這個“穩定之島”立即陷入伊斯蘭革命的狂潮之中。翌年二三月間，不但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王冠落地，而且巴列維王朝也壽終正寢，在伊朗延續了2500多年的君主制的歷史隨之終結。

伊朗伊斯蘭革命震驚世界，部分原因在於僅用口號和傳單武裝起來的反對派竟然在短期內推翻了擁有強大國家機器和頗多國內外有利條件的統治者，埋葬了巴列維王朝。在國王手中，有40萬裝備精良的軍隊，有龐大的憲兵部隊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全機構“薩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黨——御用的“伊朗復興黨”。此外，正如一位學者指出的那樣，“革命是在幾乎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増長的背景下爆發的”。“1977年石油收入略微減少並未改變這樣的事實：伊朗的外匯儲備和對外投資多，外債少，石油收入哪怕與4年前的情況相比也堪稱豐厚。就國際情勢而言，當時伊朗不但邊境平安，而且稱雄波斯灣。幾乎直到最後時刻，國王仍然得到包括兩個超級大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2）.

巴列維王朝在情況似乎不錯時突然覆滅一時成爲難解之謎，各種解釋隨之蜂起。第一類解釋是所謂“陰謀論”：國王是美英等外國勢力與霍梅尼共同策劃的陰謀的犧牲品。這類解釋在伊朗君主主義者中頗爲流行。第二類解釋是所謂“伊斯蘭解釋”：國王是“反伊斯蘭的”壓迫者，他被篤信伊斯蘭教的革命羣衆推翻不足爲奇。領導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烏拉瑪多持此類觀點（3）。第三類解釋強調政治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支持巴列維王朝的保守主義者認爲國王的現代化改革步伐太快。反對巴列維王朝的自由主義者認爲國王的現代化改革步伐太慢。阿伯拉哈米安等學者持結構主義觀點，堅稱推翻國王的伊斯蘭革命之所以爆發，不是因爲現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而是因爲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不平衡或脫節（4）。一些伊朗左翼人士則認爲，20世紀70年代中期伊朗的經濟衰退和依附式資本主義的失敗促使許多工人積極參加反對國王的運動，從而敲響了君主制的喪鐘。第四類解釋可以稱爲“多因說”，許多政治學家和伊朗問題專家的解釋都可以歸入此類（5）。

“陰謀論”過於牽強。實際上，從白色革命開始至1978年1月中旬，美國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持國王。甚至1978年9月初軍政府成立後，白宮還表示完全支持國王。只是到了1978年12月，卡特政府中才有人開始認真考慮改弦易轍的可能性（6）。

什葉派伊斯蘭教在伊朗社會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具有驚人的政治能量，但鮮有嚴肅的學者接受“伊斯蘭解釋”。要摧毀國王強大的國家機器，僅僅靠什葉派伊斯蘭教的政治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感召力是不夠的。1963年烏拉瑪領導的反對國王的運動被軍方輕而易舉地粉碎就是例證（7）。現代伊斯蘭主義也並非無堅不摧。儘管它曾在伊朗和阿富汗過關斬將，但也在埃及、阿爾及利亞和伊拉克等世俗民族主義政權統治的伊斯蘭國家留下失敗的記錄。

將國王的垮臺純粹歸因於現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都失之偏頗。土耳其凱末爾革命在反傳統主義方面遠遠超過伊朗國王的白色革命，大多數海灣君主國的現代化步伐幾乎都落後於巴列維王朝統治下的伊朗，但凱末爾政權和大多數海灣君主國的政權卻比較穩定。

從長遠來看，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不平衡或脫節最終會導致政治體系的危機與更迭，但僅僅從這種結構主義的角度來詮釋伊朗國王倒臺或君主制覆滅可能失之簡單化。實際上，在現代化進程的特定階段，一些後進國家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平衡往往顯得異常突出，並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政治穩定並行不悖。二戰後東亞和拉美一些國家的現代化歷程證明了這一點。經濟繁榮是雙刃劍，它一方面爲政治現代化變革創造條件，另一方面爲威權主義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提供合法性。長期經濟繁榮後突發的嚴重經濟危機對於威權主義政權纔是致命的。伊朗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經濟問題並未惡化到威脅政權生存的程度，政治經濟體系的結構性矛盾不足以解釋國王的威權主義統治突然崩潰。此外，伊朗產業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受惠於國王的現代化運動，在政治上缺乏組織，其革命性和戰鬥性頗成問題。城市貧民也遠不是推翻國王的主要社會政治力量。

“多因說”的解釋力較強。確實，“伊斯蘭革命的根源涉及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涉及歷史的原因和緊要關頭的舉措，涉及國內社會進程和國外的事態發展，不能歸結爲任何一個方面。”（8）但在這樣複雜的問題上要避免簡單羅列或泛泛而談，提出較有說服力的解釋，對於研究者來說無疑是一個既困難而又有吸引力的挑戰。

二、根本性的困境

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制是現代伊朗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在許多方面體現了現代與傳統的尖稅複雜的矛盾。禮薩汗曾是共和主義者，力圖效法凱末爾，卻在傳統勢力的壓力下成爲新王朝的締造者（9），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制在政治功能上面臨現代化的任務，在政治權力結構上卻堅持傳統主義。王朝的兩代君王積極致力於現代化，在法律上是現代立憲君主，在實際權力運作上卻幾乎與傳統專制君主無異。

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致力於現代化的傳統君主制國家的政治體制會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傳統君主爲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進行現代化改革，其初期現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賴於削弱本來能夠促進政治參與擴大的傳統機構，加強君主的權威；另一方面，初期現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傳統君主制的合法性，而傳統君主制卻由於其自身內在的專制邏輯難以通過擴大政治參與獲取穩定的現代政治合法性（10）。這種根本性的困境決定了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君主制的脆弱性和過渡性。

現代化進程中的傳統君主制必然而且往往容易被現代政治體制所取代，但它何時被取代則取決於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致力於現代化的傳統君主可以通過強有力的和精明的領導、漸進的改革、利用大棒加胡蘿蔔和訴諸民族主義情緒等手段延長專制統治的壽命；而君主昏庸無能、經濟危機、對外戰爭的失敗、反對派的強大等都會加速現代傳統君主制的覆滅。在現代，特定國家的專制君主制維繫時間的長短還取決於該國傳統政治文化、王朝的社會基礎、國家是否擁有換取鉅額外匯的自然資源等因素；外部勢力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就伊朗而言，專制君主制具有悠久的歷史、深厚的政治文化傳統和強大的社會基礎；鉅額的石油收入可以成爲緩和專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的潤滑劑。但俄、英帝國主義對伊朗的巧取豪奪和愷加王朝的賣國政策使伊朗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專制君主制的合法性逐漸受到侵蝕，於是引發了20世紀初的立憲革命。1906—1907年憲法在法律上確立了君主立憲制。從此，憲政主義成爲伊朗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

巴列維王朝是一個新興的王朝，沒有部族根基其權力基礎是以軍隊爲核心的專制國家，其最初統治的合法性主要在於憲政主義、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改革。禮薩王致力於伊朗的民族復興和現代化，但憲政徒有虛名。憲政名不副實有若干社會原因。當時伊朗的現代化進程在客觀上需要中央集權。傳統社會力量因禮薩王實行君主主義、民族主義和反共主義而容忍了他對憲政的踐踏。現代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一方面支持禮薩王的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改革，另一方面希望維護憲政，但無力挑戰專制王權。禮薩王在實現伊朗的民族主義目標和進行現代化改革方面取得的明顯成功加強了他對國家權力的壟斷地位。1941年8月，伊朗武裝部隊在盟軍的突然打擊下潰不成軍。禮薩王喪權辱國，威信掃地，其統治的合法性受重創。盟軍隨後分區佔領伊朗，廢黜禮薩王，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即位。結果數年內專制王權式微，憲政主義原則獲得前所未有的實施機會，儘管盟國對伊朗內政的粗暴干涉給這一短暫的憲政主義時期蒙上陰影。

在戰後初期東西方冷戰的背景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依靠軍隊和美國的支持逐步重新實行君主專制。1948年，國王自持地位鞏固，公開違憲干預首相人選，引起非議。翌年2月初，國王在訪問德黑蘭大學時遇刺受傷。他稱此事是人民黨和宗教反對派策劃的陰謀，乘機在全國實行軍管，驅逐或軟禁教俗反對派領袖（11）。3月1日國王下令召開立憲會議修改憲法。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國王有權解散議會和參議院；如兩院在立法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則國王可以批准議會通過的議案，也可以擱置該議案。6月，國王宣佈進行參議院的選舉，從而使1906—1907年憲法規定的立法機構兩院制首次得以實施。參議院議員一半由國王任命，顯然對他有利。1949年修憲和設置參議院極大地削弱了議會的立法權，直接和間接地増加了國王在立法中的作用（12）。反對派人士稱國王將行刺事件變成了一次“保王主義政變”。（13）

然而，20世紀40年代末“保王主義政變”後，國王作爲專制君主始終爲合法性危機所困擾。

國王復辟專制王權的企圖和在英伊石油爭端問題上的保守立場激起了伊朗社會各界的憤怒。1952—1953年期間，摩薩臺領導的聲勢浩大的民族陣線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憤怒情緒的體現。摩薩臺政府不但致力於石油國有化，而且着手實施1906—1907年憲法，推行廣泛的社會改革。1953年8月中當摩薩臺的權力達到頂峯時，王室在政治、軍事和財政方面的實權被剝奪殆盡，國王再次淪爲禮儀性的國家元首。只是由於擔心左翼擡頭的傳統力量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勾結，於8月19日發動政變，顛覆了摩薩臺政權，才使國王恢復了失去的權力，但巴列維王朝也因此進一步喪失了合法性。

政變後，國王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任命扎赫迪將軍爲首相，實行軍事管制，取締一切政黨和工會。在美國國務院特別代表的攝合下，扎赫迪政府與西方國際石油資本進行談判，於1954年8月達成協議。協議與石油國有化運動的目標相去甚遠，美國石油資本成爲最大的贏家。國王歷來親美，美國在推翻摩薩臺的政變中發揮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使國王更加依賴美國的庇護，美國則需要伊朗國王來維護自己在伊朗的石油和地緣政治利益，雙方結成了反對伊朗民主進步力量的同盟。因此，政變後美國馬上提供4500萬美元的緊急貸款，緩解伊朗政府的財政危機，爲保王派打氣。1954—1962年期間，美國共向伊朗提供6.8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14）。國王則對美國投桃報李，同意伊朗加入反共的（〈巴格達條約》。

1957年，軍事管制結束。爲了防止反對派東山再起國王開始採取一系列強化專制統治的措施。首先是加強情報安全部門，建立伊朗“國家情報與安全機構”，即臭名昭著的“薩瓦克”。其次是下令召開議會和參議院聯席會議修改憲法。修憲後，議會的議員人數從136人増加到200人，議會的任期從兩年延長到四年，議會法定人數降至議員總數的一半。新規定賦予國王擱置議會通過的任何財政議案的權力；被擱置的議案須經議會以與會人數的2/3多數再次通過後方能成爲法律（15）。修憲削弱了國會兩院的權力，有利於國王操縱國會兩院，控制財政資源的分配，對付反對派。第三是搞御用“兩黨制”（16）。五六十年代之交，國王實際上己經成爲大權獨攬的專制君主。

1960年，經濟危機不期而至，伊朗財政瀕臨破產，不得不緊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實施“經濟穩定計劃”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危機，卻使經濟更加蕭條，導致社會動盪和政治危機。許多商人破產，20%以上的勞動力失業。I960年一共爆發了100多次罷工和反政府示威（17）。於是國王許諾I960年舉行自由大選。但第20屆議會選舉舞弊狂獗，反對派掀起聲勢浩大的抗議浪潮。迫於公衆的壓力，國王於9月“建議”新議會的議員辭職，並啓用無黨派的大臣艾馬米任首相。

1960年底，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給美國對伊朗的政策注入了新的因素。翌年3月20日美國國務院在給肯尼迪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國王本人是伊朗目前“潛在的領導人”，但他必須採取一系列行動滿足中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其中包括起用溫和的摩薩臺主義者擔任財政大臣之類的職務。報告最後建議，在提供足夠的援助以防止伊朗經濟崩潰和財政破產的同時，美國應該勸導國王設法増加城市中產階級對政權的參與和認同。此外，美國應該密切關注伊朗的政治發展，注意物色一旦國王垮臺後可以替代他的“能幹和負責任的”領導人（18）。此後美國開始改變長期以來舉行的無條件支持國王的政策。

鑑於伊朗國內危機加劇和美國對伊政策的變化，艾馬米內閣僅維持數月，一度似乎異常穩固的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專制統治開始動搖。

三、白色革命

美國成爲幫助國王克服伊朗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唯一希望。肯尼迪政府同意向伊朗提供鉅額貸款，條件是國王任用自由派人士和進行社會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國王后來回憶道：美國想要石油和它的人當首相。這個人就是阿米尼。最終壓力太大，我無法抗拒，尤其是約翰。F.肯尼迪當選總統之後。”（19）作爲出任首相的條件，阿米尼要求擁有不受立法機構制肘的權力。國王別無選擇於1961年5月上旬任命阿米尼爲首相，並宣佈解散議會和參議院，以便“被任命的強有力的政府能毫無阻礙地進行至關重要的改革”。（20）

阿米尼上臺後立即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和改革，但執政僅14個月就被迫辭職。國王本來就對阿米尼耿耿於懷。美國認爲阿米尼土地改革的步子太快，且擔心他控制不住局勢，遂生改弦易轍之心。一些學者推測國王在1962年春夏之交訪美時同肯尼迪政府達成默契：美國拋棄阿米尼，國王則親自主持社會改革。無論是否存在默契，歷史的事實是：1962年7月，阿米尼以美國拒絕向他提供伊朗急需的貸款爲由辭職，國王任命寵臣阿拉姆組閣。（21）

阿拉姆的主要任務是設法重振阿米尼嚴重削弱的王權。到1963年1月時，國王認爲時機己經成熟，決定親自出馬執掌政權。

1963年1月9日在德黑蘭召開的全國農民大會上，國王宣佈發動包括六點改革計劃的“白色革命”。這六點計劃是：（1）土地改革；（2）森林國有化；（3）出售國有企業以籌措土改基金；（4）工人蔘加公司分紅；（5）讓婦女享有選舉權；（6）組建到農村掃盲的“知識大軍”。白色革命後來陸續増加了一些城鄉社會改良方面的政策內容。（22）

國王發動這場以土地改革爲重點的社會改革運動有諸多考慮。首先，伊朗國內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使王權處於危險之中，需要獲取新的政治資源來鞏固王權。其次，美國肯尼迪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要求國王對中產階級讓步和進行土地改革。第三，奪過土地改革這面旗峴，可收一箭數雕之效；使土地改革不那麼激進；爭取農民對王權的支持；削弱反對現代化運動的傳統階級一教俗地主和部族酋長的權力，擴大王權在農村的社會基礎，加強國家對農村的控制。第四，現代主義和平民主義的改革有助於加強王權的合法權。總之，發動白色革命是爲了撈取政治資本，維護專制王權。

最初六點改革計劃是以國王敕令的形式頒佈的。在議會己經解散的情況下，爲了使該計劃合法化，國王採取了伊朗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動，於1963年1月26日舉行全國公民投票。據政府統計，公民投票的結果是5,598,711票贊成，4115票反對，贊成票佔投票總數的99.9%以上（23）。儘管反對派抵制公民投票和存在舞弊現象，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中產階級支持國王的現代化改革計劃顯然是不爭的事實。

白色革命遭到以烏拉瑪爲代表的傳統保守勢力強有力的抵制和反抗。國王仗着美國撐腰和公民投票的勝利，對反對派採取強硬的態度。阿拉姆政府血腥地鎮壓了1963年6月烏拉瑪領導的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大肆逮捕和驅逐教俗反對派領導人，爲國王實行專制和實施白色革命計劃鋪平了道路。

1963—1977年期間，正當白色革命轟轟烈烈之際，伊朗的石油收入急劇増長。白色革命和鉅額石油收入爲伊朗的迅速工業化創造了社會和經濟條件。幾乎與白色革命同步，國王依靠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採取“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實施雄心勃勃的經濟現代化計劃。

白色革命和國家主導的快速工業化的結果，國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國家權力日益深入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同時，國王進一步強化自己對國家政治體系的控制。1963年舉行公民投票和血腥鎮壓反對派以後，國會淪爲國王手中的玩物。連親國王的西方學者倫喬夫斯基也承認，1963年1月的公民投票標誌着摩薩臺下臺後國王所進行的長達10年的加強和鞏固權力的時期正式結束。此後國會雖然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與大權在握的國王相比，在政治上己降到次要地位。（24）

1975年3月，國王宣佈兩黨制不再適應國家發展的需要，下令實行一黨制，於是御用政黨——“伊朗復興黨”粉墨登場。

在文化和政治意識形態方面，國王淡化伊朗的伊斯蘭特性和君主制與伊斯蘭教什葉派的聯繫，同時強調伊朗的“雅利安”民族特性和古波斯帝國開創的君主制傳統。將巴列維王朝同民族的歷史特性和古波斯的偉大君主聯繫起來顯然是爲了使王權神祕化和合法化。這方面最突出的體現是大搞全國性豪華慶典。此外，議會於1976年3月通過決議，廢除伊斯蘭教歷，採用以古波斯帝國創始人居魯士大帝登基之年爲元年的新曆。（25）

白色革命後期，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專制達到登峯造極的程度。國王不但高居伊朗政治體系之顛，而且完全控制了伊朗的政治體系。一切重要決定都源於國王，他的意志就是法律，軍隊、薩瓦克、內閣、復興黨和官員不過是供其驅使的臣僕。爲了保持絕對的控制和消除對王權的潛在威脅，國王對文武大臣“分而治之”，使其相互牽制，競相邀寵效忠。這樣就形成系一國之命運於國王一身的政治局面。

四、醞釀中的風暴

在阿米尼內閣短暫的自由主義改革之後，國王在美國的支持下捲土重來。以白色革命的名義進行的社會現代化運動和由鉅額石油美元支撐的經濟現代化運動成爲專制王權賴以生存和強化的合法性來源。

社會經濟現代化運動一方面有賴於社會動員，另一方面引發社會變遷。在社會動員過程中，“一系列至關重要的舊的社會、經濟和心理承諾被弱化或背棄，同時人們能夠採納新的社會化和行爲模式”。現代化極大地改變了伊朗的人口數量和結構。20世紀70年代，伊朗的年人口増長率高達2.3%。1976年時，伊朗人口己超過3370萬，其中55.3%不到20歲。與此同時，城市化的步伐顯著加快。20世紀50年代，城市居民僅佔總人口比例的31.4%,1976年時，這一比率超過47%。識字的人大幅度増加。1956年，10歲以上的伊朗人中識字率僅14.9%,1976年時，這比率也超過47%。（26）

社會動員和社會變遷的結果，政治參與的要求對政治系統形成越來越大的壓力。社會經濟的迅速現代化増強了資產階級和城市中產階級的力量。他們支持國王的社會經濟現代化政策，但強烈要求擴大政治參與，實行憲政。農民支持土地改革，城市工人階級從經濟繁榮中獲益，但他們經濟地位脆弱，對國王的官僚現代化造成的腐敗和貧富懸殊十分不滿。鑑於傳統君主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困境，政治參與的壓力越大，專制王權的合法性危機就越嚴重，而國王爲了維持專制王權就越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這種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與日倶増的緊張關係達到臨界點就會導致危機與變革。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外部世界以人權的名義要求國王放鬆對社會的控制和開放政治體系的壓力越來越大。尤其嚴重的是，在1976年美國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卡特以人權衛士的形象競選，特別提到美國應在保護伊朗人權方面更有作爲。卡特當選使伊朗國王不勝沮喪，反對派卻備受鼓舞。

白色革命後期，反對派在當局的高壓政策下處境艱難，四分五裂，似乎成不了氣候，國王因此產生了虛幻的安全感。實際上，這時國家與社會的對立己空前尖銳，反對派囊括了幾乎所有在政治上活躍的社會集團，革命的風暴正不知不覺地在伊朗的上空形成。

有幾個因素使白色革命後期的伊朗政局具有潛在的爆炸性。

第一個因素是歷次大革命前夕通常都會出現的“戴維斯J曲線”（Davies”s J-curve）即一段時期經濟高度繁榮後突然下滑。1973年，石油價格幾乎翻了兩番。國王被突如其來的鉅額石油財富衝昏了頭腦，試圖在短期內使伊朗成爲世界第五大工業和軍事強國，並向伊朗人許諾“偉大的文明”。第五個發展計劃的指標一再加碼，遠遠高出實際可能。人們對未來生活水平和社會福利的期望值也隨之急劇上揚。整個伊朗社會瀰漫着一種無須努力即可迅速致富的畸形心理。

然而，在短期的空前繁榮之後，伊朗經濟在1975年開始出現明顯的失調和混亂。由於世界石油需求萎縮，伊朗石油收入低於預期。結果，政府的財政從上一年尚有20億美元的盈餘一下子變爲高達73億美元的鉅額赤字。爲了彌補赤字，政府對工薪階層的稅收從1975年的40.2億美元増加到1978年的58.6億美元（27）。大量的石油美元突然注入使經濟過熱，通貨膨脹捲土重來：生活費用1975年上漲9.9%，1976年上漲16.6%，1977年上漲25.1%（28）。國王試圖用平民主義的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於1975年宣佈了兩項新的白色革命措施：國有企業和私人公司吸收僱員和公衆入股；穩定物價，反對投機倒把。結果適得其反。資本家如驚弓之鳥，紛紛將資金抽往國外。許多巴扎商人因物價原因受懲處，但並未遏止住通貨膨脹的勢頭。1977年，政府實行緊縮政策，國家的開支在1977年和1978年分別削減69億美元和120億美元。這使不少城市中下層民衆在經濟上蒙受進一步打擊（29）。對“偉大的文明”的高期望值同令人失望的經濟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社會各階層普遍感到不滿。

第二個因素是國王的專制官僚現代化所帶來的嚴重問題激化了社會矛盾。以“白色革命”和“偉大的文明”的名義進行的現代化運動旨在爲專制王權提供合法性。由於國王獨斷專行，這場現代化運動實際上成了他的“獨角戲”。在國王看來，官僚機構不過是貫徹他的意志的被動工具，而人民則是他的實驗品。這種“獨角戲”容易導致重大決策失誤，問題叢生，效率低下，卻沒有合理的糾錯機制，結果形成惡性循環。不顧客觀實際加速推行雄心勃勃的社會經濟現代化計劃，加劇了社會緊張和經濟失調，造成巨大浪費。爲了確保軍隊的忠誠，國王將本該用於建設的大量寶貴資源注入軍事系統，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從而削弱了政權的經濟基礎。腐敗和貧富兩極分化是這類官僚現代化模式的通病。一家美國雜誌聲稱，到1977年，伊朗官僚腐敗的程度“己經達到沸點”。1973—1974年度的調查顯示，伊朗人貧富異常懸殊，最富的20%的人佔總消費的55.5%，而最窮的20%的人僅佔總消費的3.7%（30）。城市化過快導致城市貧民人數激増，住房奇缺和房租飛漲成爲困擾伊朗城市的尖銳問題。

第三個因素是伊朗社會政治文化傳統的反抗性和革命性（31）。穆罕默德·禮薩的專制王權在喪失了傳統的社會基礎的同時沒有獲得現代的社會基礎，面臨日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只能靠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來維持。然而，伊朗社會卻比世界上大多數社會難於控制。

伊朗各族人民所遭受的長期的形形色色的殘酷壓迫一來自國內外的、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民族的壓迫——舉世罕見。這些壓迫激起頻繁的激烈反抗，近現代尤甚。部族主義、分離主義及列強在伊朗的爭奪和干涉也是近現代伊朗反對當局的地區性和全國性運動此伏彼起的重要原因。來自鄰國的政治革命思潮，如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土耳其式的世俗民族主義和在一些中東穆斯林國家流行的現代伊斯蘭主義，成爲伊朗政治激進主義的思想源泉。伊朗傳統的伊斯蘭教什葉派教義含有社會正義、反抗主流教派的迫害、否認世俗政權的天然合法性、紀念殉教者和馬赫迪（救世主）轉世等思想，往往成爲反抗運動或革命運動的意識形態旗幟。伊朗古代長期受外族統治，近現代不少統治者形同列強傀儡，因而形成了伊朗人內心同當局權威逆反的傳統民族心理。

人口爆炸、城市化、年輕化和教育的普及使伊朗社會動盪的係數猛増。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朗各大學是反對國王的學生運動的溫牀。著名伊朗問題專家克蒂稱，在此期間，“國外伊朗學生運動規模之大，反政府之激進，遠非任何此類學生運動可及”。

第四個因素是以烏拉瑪爲首的傳統勢力對專制王權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伊朗傳統社會的一大特色是，烏拉瑪和巴扎商人形成了相對獨立於國家權力的強大社會政治力量。保守的白色革命未能打斷傳統社會的脊樑。國王撥掉了農民革命的引信，卻捅了傳統勢力的馬蜂窩。清真寺和巴扎本來是專制王權的支柱，這時卻成了專制王權的敵人。立憲革命期間烏拉瑪與巴扎商人之間結成的反對專制王權的聯盟在新的條件下又恢復了活力。烏拉瑪不但長期在伊朗社會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威望，而且在近現代歷次愛國民主運動中曾發揮過巨大作用。白色革命期間，親西方的專制君主對現代世俗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力量嚴厲鎮壓、驚人的腐敗與兩極分化、社會急劇變遷、大量思想保守的農民流落爲城市貧民、異質的西方文化對傳統伊斯蘭社會的衝擊和震撼，這一切爲高舉政治伊斯蘭主義旗幟的激進派教士集團在伊朗政治舞臺上的迅速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五、王朝壽終正寢

國王對他一度在西方享有的現代化改革者的形象受損深感不安。更重要的是，他一向視曾經幫助他保住王位的美國爲靠山，因此對來自美國的壓力十分敏感。國王對美國民主黨總統素懷戒心，高唱民主改革的肯尼迪曾通過阿米尼使他大權旁落，推行“人權外交”的卡特大概對他也不會客氣。卡特上臺後，美國對伊政策確有變化。伊朗糟糕的人權記錄明顯地成爲美伊關係中的一個問題，美國國會和國務院中都出現了限制對伊軍售的呼聲，美國財政部對一直鼓吹提高世界石油價格的國王更加不耐煩。（32）

在這種國際背景下，國王於1977年初開始實行“自由化”政策，希望此舉如1963年的白色革命一樣使專制王權化險爲夷。此外，白色革命表面上轟轟烈烈和反對派運動暫時處於低潮使國王產生虛幻的安全感，認爲自己得到大多數伊朗人的支持。甚至到1978年4月，反對派運動己成燎原之勢時，國王仍然對自由化政策充滿信心，聲稱：所以這些人（指反對派領導人——引者）都害怕我的自由化政策，就像他們害怕我在1962年實行的改革一樣。自由化政策砍斷了他們的老根。他們並不使我感到可怕。我將繼續前進。人民、真正的人民同我站在一起。（33）

然而，國王的如意算盤落空了。儘管反對派受“薩瓦克”重創，四分五裂，但社會的不滿正在積聚升溫，高踞於政治體系之顛的國王好像坐在隨時都可能爆發的火山口上。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實行自由化，猶如打開了潘多拉之盒，政治參與急劇膨脹，主宰一切的專制君主漸成爲衆矢之的，政治權威的資源一步步流失。國王對反對派越讓步，反對派的要求就越激進，局勢就越難以控制。

實行自由化政策後，政局並非一下子就發展到足以顛覆專制王權或君主制的程度。危機期間，國王不乏機會控制政局，或至少保住巴列維王朝。且不說國王掌握着強大的國家機器，得到美國的支持，就是伊朗社會對專制王權和君主制的態度也是複雜的。最先而且最激烈地反對白色革命的社會集團是什葉派教士，但大多數毛拉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並不贊成霍梅尼的激進伊斯蘭主義的政治主張。大批巴扎商人也只是在1976年反投機倒把運動後纔開始同烏拉瑪結成政治同盟。其他社會集團不但政治軟弱，在經濟上依附於國家，而且或多或少在白色革命和經濟現代化中獲益。資產階級和城市中產階級主張真正的君主立憲。直到1978年秋，獄中的人民黨領導人獲釋後，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才以大規模罷工的形式介入革命。伊斯蘭革命前夕農民約佔全國人口的一半。土地改革和經濟繁榮普遍地改善了他們的經濟狀況。1979年革命後不久對5個農村地區的調查顯示，大多數被調查者對自己的生活條件相當滿意，其中許多人敵視革命。在全國支持革命的示威中，發生在農村的僅佔2%。（34）

政治參與急劇膨脹導致政治體系的危機，但它本身至多是推翻伊朗專制王權或君主制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在世界政治現代化歷史上，不乏意志堅強、心狠手辣、政治經驗豐富的鐵腕強人平安度過更嚴重的專制統治危機的事例。國王也可以在爲時未晚之前主動迴歸君主立憲，同溫和的世俗及宗教反對派妥協或結盟，從而保住巴列維王朝。

然而，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既不具備奸雄素質，又缺乏敏銳的政治洞察和遠見。他生性懦弱，卻又妄自尊大，好大喜功；他貪戀專制權力，卻又怯於在危機時親自動用鐵腕；他對西方大國有嚴重的依賴心理，卻懷疑國際輿論對伊朗人權記錄的批評和反對派運動的高漲是這些國家策劃的陰謀（35）。伊斯蘭革命期間，他的思想脫離政治現實己經到了荒唐的程度。國王在危機期間實行的是一種在政治上自殺的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實行自由化政策，又試圖抱着專制王權不放；面對自由化政策釋放出來的政治參與訴求，在妥協和鎮壓之間猶豫不決，頻繁地尋找和懲罰替罪羊。結果，反對派越來越激進，國王越來越衆叛親離。當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時，國王完全喪失了統治的意志。

國王在危機中無所作爲令人困惑。據美國駐伊大使沙利文披露，國王稱，他只能在生前用武力“阻止革命的蔓延”，而在他兒子統治時期，被鎮壓的力量將會推翻巴列維王朝。米拉尼認爲，國王有強烈的宿命心理，面臨嚴重危機時一貫猶豫不決。1953年政變主要是美英間陰謀組織策劃的，1963年血腥鎮壓反對派是首相阿拉姆做出的決定。許多學者都提到，國王身患癌症大概也是他喪失統治意志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米拉尼猜測，國王平靜地出走，部分原因是他盲目樂觀，相信美國會使1953年政變重演，或至少安排將權力平穩地移交給王儲禮薩·巴列維（36）。

國王出走後，龐大的國家機器，包括數十萬裝備精良的軍隊，處於羣龍無首的混亂狀態，迅速土崩瓦解。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反對派推翻了國王，不如說國王推翻了自己。

伊斯蘭革命的領導人霍梅尼與國王形成鮮明的對照。霍梅尼意志堅強，目標明確，政策和策略靈活而精明，表現出驚人的政治才能和超凡的政治魅力。他利用什葉派教士和機構的政治能量、國內外形勢提供的機遇和對手的軟弱無能，創造了一個令世人目瞪口呆的政治革命奇蹟。他運籌帷幄，遙控指揮，聯合各派反國王勢力，分化瓦解政敵，穩住西方，使軍隊中立，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無往不勝。有西方學者認爲，霍梅尼之於伊朗革命，猶如列寧之於俄國革命，毛澤東之於中國革命，不無道理。

國王的失敗與霍梅尼的成功還同外部因素有關。正如一些西方學者所言，卡特政府執行的是“自我挫敗和不連貫的對伊政策”。這種政策主要是由於卡特政府內部兩派意見嚴重分歧的產物。一派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爲代表，擔心突然自由化會破壞穩定和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另一派以國務院爲代表，認爲自由化是伊朗長期穩定和抗拒共產主義誘惑的前提。起初，卡特專注於第二階段限制戰爭武器談判和戴維營協議，無暇顧及伊朗，而他後來的對伊政策則是在兩派對立的意見之間猶豫不決（37）。這對國王來說是災難性的。國王懷疑美國想推翻他，一再向反對派讓步以取悅於美國，並在局勢惡化時希望美國明確表示支持他鎮壓反對派。然而，來自華盛頓的信息混亂不清。不但身患癌症意志薄弱的國王不敢輕舉妄動，伊朗軍方高層也對美國意圖困惑不解坐以待斃。相反，反對派受到卡特政府對伊政策的鼓舞。他們相信國王沒有美國的明確支持不敢血腥鎮壓反對派，於是採取逐步推進的策略，同時密切關注卡特政府對國王的態度的任何微妙變化。他們將卡特沒有明確支持國王動用鐵腕解讀爲美國對國王感到失望和對反對派的鼓勵，將當局的節節讓步視爲國王正在失去美國支持的證明，因而勇氣倍増，要價越來越高（38）。結果，這種基於錯誤判斷的策略取得了連反對派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成功。

致力於現代化的傳統君主制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會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困境，這決定了現代化進程中傳統君主制的脆弱性和過渡性。在現代伊朗，由於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君主專制主義遲遲未能退出歷史舞臺，同時憲政主義深入人心，這種根本性的困境尤其突出。除了40年代短暫的憲政主義時期以外，巴列維王朝的君主制一直存在形式與內容的尖銳矛盾，即形式上採用現代君主立憲制，實際上卻與傳統君主制大同小異。君主立憲名不副實使巴列維王朝缺乏穩定的現代政治合法性。因此，巴列維王朝儘管有時表面風光，其實異常脆弱，危機頻仍，其突然崩裂實非偶然。

美國既是支撐戰後巴列維王朝專制王權的支柱，又是導致巴列維王朝夭折的重要因素。國王依附西方大國疏離了伊朗民族主義，加劇了王朝的合法性危機。1953年政變就使巴列維王朝在許多憲政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心目中喪失了合法性。對美國支持的過度依賴使國王失去了自主性，難以抗拒美國的壓力，以致在某種程度上成爲美國調整對外政策的犧牲品。

國王的社會經濟快速現代化運動一方面暫時挽救和強化了專制王權，另一方面也加劇了社會與國家的矛盾，使國王在亨廷頓所說的“根本性的困境”中越陷越深，從而爲政治體系的變革創造了必要條件。諸多因素使白色革命後期的伊朗政局具有潛在的爆炸性，在這種情況下，國王突然實行自由化政策，導致政治參與膨脹和統治權威的危機。危機期間，國王和卡特政府的自我挫敗政策，加上霍梅尼的政治才略，最終鎖定了巴列維王朝悲劇性結局。

總之，巴列維王朝突然覆滅是各種複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國王的個人主觀因素——他的性格、稟賦、心理、健康、能力、判斷和決策等，也是導致巴列維王朝統治夭折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本文作者李春放，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100006]

註釋：

（1）M. M. 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從君主制到伊斯蘭共和國》（Molisen M. 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 )，威斯特維（Westview)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xxi、112 頁。

（2）S. 巴克哈什:《阿亞圖拉的統治：伊朗和伊斯蘭革命》（Shaul Bakhash，The Reign of the Ayatollahs: 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 )，紐約 1984 年版，第 9 頁。

（3）“烏拉瑪”是複數名詞ulama的音譯（單數是a’lem），指伊斯蘭教法學家或掌握伊斯蘭教知識的穆斯林領袖。

（4）E. 阿布拉哈米安:《兩次革命之間的伊朗》（Ervand 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427頁。

（5）J. 佛蘭:《脆弱的抵抗：伊朗從1500年至革命的社會變遷》（John Foran，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牛津 1993 年版，第 362 頁。

（6）M. 阿姆賈德:《伊朗：從君主獨裁到神權政治》（Mohammed Amjad，From Royal Dictatorship to Theocracy )，紐約 1989年版，第129頁；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123-124頁。

（7）關於運動的情況，參見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37- 56頁。

（8）轉引自佛蘭：《脆弱的抵抗》，第362頁。

（9）烏拉瑪將土耳其式的共和制等同於凱末爾的世俗化政策，因此強烈反對禮薩汗在伊朗實行共和制。禮薩汗成功建立新王朝有賴於軍隊、烏拉瑪和英國的支持。參見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32頁。

（10）塞繆爾• P.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7月第1版，第153-154、161、169頁。

（11）阿布拉哈米安:《兩次革命之間的伊朗》，第245-246、249- 250頁。

（12）參見喬治•倫喬夫斯基編:《巴列維家族統治下的伊朗》（George Lenczowski，ed，Iran Under the Pahlavis)，加利弗尼亞1978年版，第434-438頁。根據1906-1907年憲法，國王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通過複雜的程序才能解散兩院；至於修改憲法，則完全取決於兩院聯席會議，並至少需要2/3多數票。

（13）阿布拉哈米安:《兩次革命之間的伊朗》第250頁。

（14）阿姆賈德：《伊朗：從君主獨裁到神權政治》，第64頁。

（15）倫喬夫斯基編:《巴列維家族統治下的伊朗》，第438頁。

（16）國王授意在議會組織的兩個黨是多數黨“民族黨”和少數黨“人民黨”。

（17）阿布拉哈米安:《兩次革命之間的伊朗》，第421-422頁；阿姆賈德:《伊朗：從君主獨裁到神權政治》，第67頁。

（18）Y. 亞歷山大、A.南斯編:《美國和伊朗：文獻實錄》（Yanah Alexander & Allan Nanes,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阿勒西婭叢書 1971 年版，第 315- 329 頁。

（19）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44頁。

（20）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44頁；倫喬夫斯基編：《巴列維家族統治下的伊朗》，第438頁。

（21）參見P. 達捏希瓦爾:《在伊朗的革命》（Parviz Daneshvar, Revolution in Iran)，倫敦1996年版，第51頁。

（22）倫喬夫斯基編:《巴列維家族統治下的伊朗》，第104、477頁。

（23）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56頁。

（24）倫喬夫斯基編:《巴列維家族統治下的伊朗》，第446頁。

（25）費雷敦•胡韋達:《伊朗國王倒臺始末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頁；倫喬夫斯基編:《巴列維家族統治下的伊朗》，第83頁。

（26）參見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65-67頁。

（27）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97頁。

（28）關於伊朗社會政治文化的傳統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參見N. R.克蒂:《伊朗與穆斯林世界：抵抗與革命》（Nikki R. Keddie, Iran and the Muslim World: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紐約 1995 年版，第 60-94 頁。

（29）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97—100頁。

（30）阿布拉哈米安:《兩次革命之間的伊朗》，第448—449頁。

（31）關於伊朗社會政治文化傳統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參見N. R. 克蒂：《伊朗與穆斯林世界：抵抗與革命》(Nikki R. Ked-die，Iran and the Muslim World：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紐約 1995 年版，第 60一94頁.

（32）參見威廉·赫·沙利文:《出使伊朗》，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84— 89頁。

（33）胡韋達:《伊朗國王倒臺始末記》,第14頁。

（34）S. 拉赫馬、S. 伯布達德編:《革命後的伊朗：一個伊斯蘭國家的危機》（Saeed Rahnema and Sobrab Beldad, eds., Iran after the Revolution：Crisis of an Islamic State）， 倫敦1995年版第30頁。

（35）1978年，國王曾告訴美國駐伊大使沙利文，他確信英國人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反對派鬧事，並懷疑美蘇己達成瓜分伊朗的某種協議。參見沙利文:《出使伊朗》第118—119頁。

（36）參見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128頁。此外，米拉尼還認爲，國王對美國言聽計從，一直等待美國政府明確敦促他鎮壓反對派，但來自華盛頓的信號自相矛盾，國王因此坐失良機。

（37）米拉尼:《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形成》.第108史。

（38）參見J. 阿穆澤加爾:《伊朗革命的動力：巴列維家族的成就和悲劇》(Jahangir Amuzegar，The Dynamics of the lranian Revoution：The Pahlavis’Triumph and Tragedy），紐約州立大學 1991 年版，第 223—239 頁；沙利文：《出使伊朗》，第 111—206頁

這個亦非東亦非西方的神祕古國

她的面紗下究竟什麼樣？

壹行 · 伊朗 | 伊朗與你想象的不一樣

神祕 | 波斯 | 熱情 | 美好

作者李春放，文章來源於愛思想

由壹行伊朗編輯整理，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如需轉載，請聯繫客服，並註明出處

請發至郵箱：[email protected]

壹行 · 伊朗客服微信：614989451

壹行 · 伊朗

公衆號：yixingyil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