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小孫子八歲，和大他四天的小表哥在雷鋒小學同一個班上學。

孩子太小，路又不算很近，他們兩個人的書包，來回都是由我揹着。

那是三年級的時候，一次我去接他倆放學，小孫子卻讓他哥哥背上自己的書包，只讓我揹他一個人的書包。原來，老師今天發了他訂購的厚厚的兩套圖書，都裝在了書包裏，書包一下子就變得格外沉重起來。想必他覺得爺爺背這一個書包就已經很重了，所以便讓小哥哥自己背書包了。想到齠齡小兒便知道了心疼長輩，一股發自心底的喜悅油然而生。

後來，我和鄰居說起了這件事，不料，他卻突然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你孫子疼你，那他爲啥不背小哥哥的書包，自己空着手呢？”

我頓時愣住了，沒想到會有這樣一問，一時語塞。

是啊，這個問題一提出，孫子的好心一下子就變得可疑起來：他究竟是在偷懶，還是真的心疼爺爺呢？

過後我想：孩童的心靈應該是純真的，提出這樣的質疑，懷疑那麼小的孩子也心存狡譎，其實所反映出來的，恰恰是成年人的心地刻薄。

想着，不免在心底裏感嘆起來：這世上，真的是好人難作啊！

其實，世上之人，無不集諸多矛盾於一體。每個人靈魂的深處，都同時存在着正義與奸邪、善良與惡毒、美好與醜陋、強硬與柔軟……而所說的那些“好人”，只不過是正面的東西佔據着心靈的主導地位而已。也正因爲靈魂不同質，我們的周圍纔有了君子與小人。小人的視角從來與君子不同，所以，見人論事，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就天差地別。在小人眼裏，凡事皆非出於善念，只有利益和利害的考量；人心不存仁義，只有得與失的算計。小人從他人言行中解讀出來的，往往並不是人情常態，而多半是“別有居心”。這大概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總是杜而不絕的原因吧？其實，怎樣去構想別人，所暴露出來的，恰恰是他自己心底的隱祕。自己若非寬厚之人，眼中絕無仁愛之事。所以，那些總覺得已經“洞悉”到別人心底的陰暗面的人，其實恰恰是他自己那種陰暗心理在作怪。

就這件事而言，孩子這樣做，首先說明了大人替他們背書包，在他那裏已經成爲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成了他思考問題的一個前提。他的行爲邏輯其實非常簡單：一，書是他訂的，老師發下來，自然得裝在自己的書包裏；二，由此，他的書包就比平日沉了許多，爺爺揹着就太沉了；三，爲了減輕爺爺的負擔，最簡捷的辦法就是少背一個書包，小哥哥的書包，就由他自己去背好了。此事在一個八歲的孩子，這樣去思考，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這就是他最初的本心。孫兒齠齡稚齒，思維能力畢竟有限，況且，成人世界裏狡黠奸猾、虛與委蛇那一套，他還沒學會，所以，就給成人那顆“洞幽燭微”、“一眼看穿”的心，留下了從另一個角度去揣摩的空間。

於是乎，一個小小的“不周”，便產生了一連串的疑問：一，爲何不把他訂的書放到小哥哥的書包裏讓大人去背，他背自己的書包呢？二，既然大人背了他的書包，那他爲何不去替小哥哥背書包，反倒自己空着手呢？三，既使他的書包太沉，大人不讓他背，那他起碼也該客套一番，假說自己可以背，豈不是更“合於常理”嗎？如此等等。一件原本簡簡單單的事，一顆本來善意滿滿的心，最後竟被弄得讓人生疑了。這豈不正如湯顯祖所說“世事難拼一個信，人情常帶三分疑”嗎？（《牡丹亭》第二十九齣）

由此可見，事情不論大小，難在“萬全”，而對於一個幼童來說，自然就更是如此了。

由這件事，不禁讓我想起了李贄的《童心說》。在這篇文章中，李贄主張，無論是做人、做事，還是作文，萬不能缺少的，是一顆“童心”。他說：“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真人即失，“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一個人，一旦以庸俗的甚至是鄙陋的某些所謂“道理”，去代替原初的那顆“童心”，那麼，“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尤其是對於作文而言，他更強調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以上引文均見於中華書局《焚書　續焚書》2009年8月第2版98頁）事實的確如此。歷代流傳下來的那些“至文”，其“初心”，正在於作者絕非單單“爲作而作”，其爲文也，無不是發自心靈深處，是一種非寫不可、不吐不快的文字，即所謂的“誠意之作”。這樣的作品，言有所及，意有所屬，情有所寄，能夠打動我們的，並不是文章的技巧，而是那顆真誠的心，即李贄所說的“童心”。

在歷史上，蘇軾就是一個頗具“童心”的人。爲政時，他只因先帝英宗曾經“召臣上殿，訪問古今，且賴臣屢論事”，於是便自覺以議論朝政爲己任，結果在神宗朝陷於“烏臺詩案”，差點讓他“斷送老頭皮”。其爲人，始終襟懷坦蕩，一片赤誠，從不設防，他自己就曾這樣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他的話，看似不辨好賴人，其實卻正是那顆“童心”使然。有人說他“性不忍事”，“遇事即言”，但若以“童心”衡量，不正說明他心底無私、不存機心嗎？不僅如此，他甚至對待政敵王安石，依然能夠不存私怨，坦誠相見。到了後來，他越發活得真切，一如他在《八聲甘州▪寄參廖子》一詞中的夫子自道：“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也正因爲其人坦蕩、真誠，他的詩文才能夠稱得上李贄所言的“天下之至文”，其《寒食帖》那樣的作品，才能夠達到宋代書法藝術的峯巔！

我們說，童心可貴，正在於其天真無邪；而成人可悲，則恰因爲他機心重重。當然，幼稚，自不免單純，不免“思無邪”，甚至還常常要被“有心人”搞得“不能自明”，在那些“成熟的”心機面前，顯得十分笨拙和無奈。但另一方面，我們更應該看到，正是因爲幼童的“嫩”，其心地反而更加單純，行止更爲方正。小兒黃口，但他不計厲害，也絕不逢迎，無論是怎樣的權威，哪怕就是皇帝老兒，他也是直言不諱，並不看誰的臉色。而這一點，不正是童稚的可貴之處嗎？不正是那些所謂“成熟的”成年人反而不及幼童的地方嗎？其實，看到真相併不難，難的是說出真相。所以，在安徒生童話裏，那個說破國王沒穿衣服的，並不是那些有着滿腦袋見識、滿腦袋智慧的成人，而是一個讓成人抱在懷裏的孩子。

當今時代，我們並不缺少“聰明”，所缺的，是一顆純潔無瑕的童心。老子當年也許正是因爲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極力主張“絕聖棄智”、“絕巧棄利”（十九章），才讚美“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二十章）那樣的童萌狀態，甚至進一步指出：“民之難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褔。”（六十五章）我們如果仔細玩味一下老子“小國寡民”的理想，其所追求的，不正是人類“童稚”期的那種“無智無巧”——“民復結繩而用之”嗎？

我一直以爲，從人類進化史的角度來說，我們整個人類，也像一個個體的人一樣，有一個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也就是說，人類的體質和心智，並不是自人類誕生之後就一層不變的，它是在不斷進化着的。如果說原始人類就像一個初生的嬰兒，那麼現在，經過了幾十萬年的進化，我們是不是已經進入到了一個“人類的少年期”呢——現在，這個“少年”正睜大了一雙好奇的眼睛，試圖更多地瞭解自己和自己所處的這個大千世界。

但作爲一個個體的人，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卻無疑是一個成人社會。這個成人社會對於兒童來說，其實是很可怕的。這種可怕，正在於成人的那份“成熟”。在成人的世界裏，最難測量的，並不是山之高、海之深，而是一顆小小的人心。霧霾可怕，但比霧霾更可怕的是心霾。如今在這大千世界裏，天地逾多災，人世逾多難；社會上，道德沉淪，機心叢生，人不互信。誠意敦厚之士日見其稀，奸險詭詐之徒無日不增。在如今信念不抵財貨，良心亦可售賣的現實世界裏，更有些人，往往不是就事論事，反而要眨着警惕的雙眼，時時在心底裏這樣設問：“他這麼說、這麼做，背後到底是何居心？”在他們的眼裏，似乎人人背後都藏了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更加讓人憂慮的是，假如按照我們今天這個樣子來塑造我們孩子的心靈，等到他們也變得“成熟”起來之後，那種模樣，一定是面目可憎的。在那樣一個世界裏，人人孫龐，個個鄭伯，生活其中，真的是“細思極恐”了！

至此，忽然想起了莊子的一則寓言：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莊子▪應帝王》）

這則寓言中所說的“混沌”，我們不妨看作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原始狀態，是未曾受過所謂“文明”浸染的“童蒙”狀態。有意思的是，儵、忽二帝卻頗諳知恩圖報的理兒，非要去“開化”混沌。當他們幫助混沌打開了他的七竅（眼、耳、口、鼻），不曾想，混沌卻突然死了。混沌爲何會死於開七竅呢？其所寓言者，當然並非單指混沌作爲一個人死了，而是那種自然而然的原始狀態消亡了。這就像老子所說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同“傷”）。”（第十二章）身處花花世界，周圍物慾橫流，而能如“柳下惠坐懷不亂”、獨善其身者，畢竟是少之又少啊！

有感於此，陳繼儒在他的《小窗幽記》中才說：“童子智少，愈少而愈完；成人智多，愈多而愈散。”這豈不是一句頗堪玩味的話麼？

作者簡介：李漢君，自幼喜書，但讀得多，寫得少。及長，不過數年知青，數年醫生，數年編輯，隨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轉任文吏，縫裁嫁衣，方坐得幾年小吉普，轉眼又成田舍翁。於是復又埋首書堆，重操楮墨；煮字煉詞心繾綣，紙上談兵意沛然，無他，性本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