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孟宸

1919年9月25日，一位老人對法國議員們發表演講：“你今天要投票表決的條約甚至算不上一個開篇，它只是一個開篇的開篇。它所包含的設想將會成長並取得成功。你們已經贏得了決定戰敗者德國命運的機會。有人告訴我們她（德國）終將復活。因此我們用盡一切手段保證我們不用再害怕她。”

1918年，協約國首腦在英國倫敦唐寧街 10號前合影

腹背受敵的克里孟梭

作爲歐洲戰勝國的代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在巴黎和會上圍繞對德條約的討價還價，與其說是盟友之間求同存異，不如說是尚未撕破臉的敵人，至少也是假想敵在互相算計。在談判桌上脣槍舌劍的各國政要在私下對對手的評價自然也是極盡挖苦揶揄之能事。

但少數有觀察力的代表卻能夠在英國代表團的領導者勞合·喬治與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之間分出一個高下。其中最著名的要數英國代表團的凱恩斯對法國總理克里孟梭的評價：“四人委員會中最傑出的成員。”作爲一個相當有思想深度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克里孟梭乃至整個法國的悲哀——在普法戰爭之前，法國與德國的人口和國力基本持平，但德國除了在煤鐵工業和航運業上起步較早外，在社會財富方面被法國徹底甩開。但到了1914年，德國的人口比法國高出70%，已經成爲國際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參與者，掌握着先進的技術。而法國的國力卻每況愈下，如果不是英美提供援助，法國人完全沒有機會在與德國的單打獨鬥中取得勝利。而且即便德國戰敗，德法間的力量對比也沒有向偏向法國的一方逆轉。

克里孟梭

因此，克里孟梭作爲一名冷酷的現實主義政治家，判斷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毀滅德國再次崛起並向法國復仇的機會。爲了實現這一目的，克里孟梭幾乎是孤注一擲的，用他的話說：“兩千萬德國人實在太多了！”

不過，冷酷的法國“勝利之父”此時正面臨一場“腹背受敵”的尷尬：他的面前有一羣充滿了理想主義甚至不自覺爲自己罩上“聖潔光芒”的英美政治家，而在克里孟梭身後，法國國內可怕的政治鬥爭形勢幾乎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以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爲代表的法國左翼出於階級感情反對對德國進行強力制裁，認爲這樣必然會導致德國工人階級陷入困境，同時又舉起爭取和平的大旗，認爲帝國主義分贓不均必然導致下一場戰爭以及法國全面軍國主義化。而白里安等法國理想主義政治家已經徹底被威爾遜“十四點”所傾倒。

法國右翼卻以《費加羅報》《高盧人》《巴黎回聲》和《法國行動》等報紙爲陣地，不斷煽動國民，要求徹底地“搶劫德國”。事實上這也是法國朝野中大部分的看法，因此1918年12月29日法國議會以398票對93票的懸殊結果要求從德國獲得鉅額戰爭賠償。

凡爾賽和會上的四巨頭，從左到右依次是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總理維·奧蘭多、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和美國

對法國人而言，克里孟梭爲首的法國代表團，必須從談判桌上獲得賠償，這既是爲了償還自普法戰爭以來法國民族受到了屈辱，又是爲了懲罰德國在一戰期間對法國工業區、城鎮和廣大鄉村系統所進行的破壞行動。其中最讓法國人以及荷蘭、比利時等低地國家無法釋懷的是1918年德軍在撤退前對法國北部—加來海峽這片主要工業區以及毗鄰的低地國家進行了系統性的破壞。

如果我們非要用漫畫人物來形容法國政壇此時的表現，那麼可以說整個法國政壇，除了少數人可以保持理智和判斷力外，大部分人幾乎都陷入了一種“不高興”的狀態：左翼認爲巴黎和會是軍國主義者和大資本家轉移國內矛盾並搶劫德法勞動人民的陰謀；右翼認爲包括克里孟梭在內的談判代表團都是裏通外國的叛徒，準備放棄復仇的天職，在和會上把法國應得的利益拱手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