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達·裘麗的長篇《第一個壞人》在北京的發佈會之前，我和Madi見了一面。我們保持着工作上的零星聯繫，而社交軟件給人的幻覺是即便幾年沒有見面卻始終覺得以某種方式參與了對方一部分的生活。然而米蘭達的長篇出版，便不由鄭重地覺得應該面對面見證一下彼此真實的存在。

　　我和Madi相識在大陸互聯網初級階段的黃金時代尾聲。如今重新打開她與搭檔Patrick的攝影項目My Little Dead Dick的主頁，能夠看到P對着空曠水域撒尿的照片。下面有兩段有關他們照片的評論，巴黎東京宮（Palais de Tokyo）對他們照片的一句評價是“不無幽默地重溫了沃克·埃文斯和南·戈丁的遺贈”（revisit, not without humour, the legacy of Walker Evans or Nan Goldin）。底下有另外一段短短的話，“My Little Dead Dick的照片日誌從2006年夏天至2007年夏天——正好從他們遇見的第一天開始。之後P和M繼續一起工作和生活直到2008年夏天分手，那一天，中國西部發生了大地震。”網站裏的照片拍攝地點從澳門，香港，廣州，到拉薩和尼泊爾，到廈門，直至最後Madi離開廈門去北京。

　　我在震後認識了Madi，這個攝影項目已經完全結束，而在此之前結束的還有她和愛米於2005年6月在廣州一起創辦的女性網絡雜誌After 17。以全女性的班底合力推廣女性創作，關注女性成長。Madi在某次採訪中提及這個雜誌的精神靈感也來自於米蘭達·裘麗創立自1995年的女性創作項目Joanie 4 Jackie（原名爲Big Miss Moviola）。當時裘麗感受到主流獨立電影總會有的厭女傾向，很受挫，受到盛行於俄勒岡波特蘭的暴女事件啓發，始終致力於身邊團隊建設。自1995年起的十年之間，裘麗鼓勵女性創作者將自己的影像作品錄像帶寄給Joanie 4 Jackie項目，之後她們會收到“連鎖信”——她們自己的作品和九部陌生人的作品剪輯在一起的錄像帶，並附有每位創作者寫給其他女性的信件。在前網絡時代，女性可以以這種方式看到其他人的影像創作，知道自己並不是孤獨的存在。這個項目鼓勵很多年輕女孩第一次拿起攝像機，給女性創作者提供了交流的平臺。等到這個項目結束時，有超過200位影像工作者參與制作了22盤錄像帶，之後這些影像在世界各地展出，從朋克俱樂部到MoMA美術館。

　　而我在翻譯米蘭達·裘麗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沒有人比你更屬於這裏》之前沒有看過她導演的電影或者參與的藝術項目，所以在沒有任何鋪墊的情況下，這些小說轟炸了我的心。裏面每個故事都既冷酷又溫暖，極其悲傷和抒情地插科打諢，是真正的浪漫與迷人與孤獨。所有出場的人物分不出是老人還是孩子，是男性還是女性，世界和情感都用另外一種方式進行了切割與劃分。當時我和這本書的編輯曾經考慮過把作者名翻譯成米蘭達·七月，再三猶豫之後覺得任何形式上的古怪都是我們想要拋棄的。

　　2013年Madi和我一起做了一個有關米蘭達·裘麗的對話給Vice中國。她對於裘麗是否能夠被大陸讀者接受始終懷着複雜的困惑，而我卻以一種天真的確信和傲慢寫過這樣的話：

　　說到底這個世界上是不能缺少怪人的，而怪人們之間也有雷達，就好像是裹在人類皮膚裏的外星人那樣彼此打探。我對於怪人存着太多的寬容，各式各樣的怪人都應該有他們存在的理由，但是有一點很重要，我只喜歡那些無害的怪人，那些善良的人。只有善良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無情才能打動我，其他的，無非是提醒着我，離這個世界更遠一些纔好。但是天真的不正確太難了，大部分的怪人都是形式化的假貨，古怪也變成標籤。而米蘭達·裘麗的動人之處在於她的渾然天成，她是形式化的極其反面。

　　但其實我始終無法解釋美國作家喬治·桑德斯提出的裘麗風格（著名的July-esque）是什麼。針對米蘭達·裘麗的小說閱讀我有一個非常私人的提議——或許可以先打開她執導的第一部電影Me and You and Everyone We Know（臺灣的譯名是《愛情你我她》），裘麗自己扮演的女主人公在開頭有一段冥想般的話：

　　好了，跟着我念，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勇敢……

　　（我想要勇敢）

　　很好，我想要把每一天都當作是最後一天來生活。

　　裘麗的聲音有種少年神經質的緊張和詼諧，不確定地踩在認真與玩笑的邊界線上。她的聲音，肢體語言，形象，語言，思維方式，甚至她的字跡都是一個奇妙的總和。所謂的裘麗風格在我看來或許是：我甚至可以辨別出她的字跡。她有意識地將字跡也融入各種漫不經心的表演藝術作品中，之後你會覺得她小說或者電影中所有人物，無論性別和年齡都在使用這樣的字跡，並且都在用她的語氣誦讀所有的日常臺詞，不由要懷疑衆多的人物也不過是裘麗過分龐大的自我在無處容身以後分裂成的附屬品。以至於對我來說，她在Instagram上的一段慢動作小視頻與她小說中的一段文字也彷彿是等同的，而任何定義都會成爲侷限。

　　《第一個壞人》翻譯出版之後Madi再次問了我用中文轉達裘麗風格是否會遇到障礙。在此之前我們聊了各自正在進行的工作。Madi正在籌備一個播客，年輕女孩相關主題，其中有一些新鮮有力的想法令我精神爲之一振。After17停刊以後，2008年Madi和愛米曾經想要做一個新的電子刊物叫Here Comes 18，這個繼承刊物出現過一個短暫的網站雛形，背景音樂是No More Little Girls。然而在那段時間裏出現過很多獨立音樂和攝影雜誌，年輕人發表創作的渠道也很多樣化，Madi質疑是否有繼續做獨立電子刊物的需要。這個疑慮或許存在很久，直到十年過去，一些以爲會興起的力量過早衰竭。

　　“你認識什麼幽默的創作者嗎？”Madi突然問我，這是她最近想要做的女性創作主題——啊真是一個我從來沒有仔細想過的問題，或者我很久沒有考慮過幽默的意義和價值。我有幾位在生活中非常好笑的朋友，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在思維，行爲或語言中，然而這些栩栩如生的不可捉摸的東西似乎是被阻隔於創作之外。即便要我以旁觀者的身份將這些我認爲珍貴得不行的東西描述出來也做不到。彷彿那是無數個稍縱即逝的時刻，只存在於一個個不可複製的語言背景下。這種東西不是快樂，不是任何一種情感的表達，不會引起情緒的共振，不是喜劇，不是忙於製作笑聲，不是悲傷痛苦的反義詞，不是譏諷，要強調的是絕對絕對不是譏諷。但是它到底是什麼啊。它是基於相同的思考領域，視線範圍，平等的認知，以及可被聯結的情感而構成的。甚至需要絕對強烈的自我意識使其不機械化，但同時又是絕對的篩選，練習和控制的過程。

　　“像是《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那樣嗎？”

　　“唔……但是麥瑟爾夫人是個脫口秀演員，某種程度來說過分典型地強調好笑的價值了？”

　　“不過可以用來解釋將自己的生活當作素材進行創作的時候，應該如何處理。同一段素材用不一樣的表演方式會是失敗和成功的本質差別。全部細節的精確性都是考驗。”

　　“所以米蘭達·裘麗算是嗎？”

　　“啊，算！”

　　美劇《都市女孩》（Girls）的主創兼主演莉娜·鄧納姆（Lena Dunham）對《第一個壞人》的評價是：“So heartbreaking，so tender，so dirty，so funny。”心碎和溫柔是裘麗風格中始終存在詞語。這裏的心碎區別於被碾壓之後的破裂，甚至相較脆弱，反而有無畏的傷感。溫柔也是出於一種龐大的明亮的愛，是絕對的暖色調。Dirty這個詞語令我非常遲疑，彷彿任何一個現在有的中文詞彙都無法解釋鄧納姆在此處的定義。有哪個與性相關的中文形容詞在某種語境下可以同時具有天真和調侃。裘麗在一次訪談中說她在寫《第一個壞人》初期，在一個瑜伽教室裏見到一位中年女人，她不由自主地開始幻想和這個陌生女性做愛的情景。小說裏有大面積不可思議的性幻想，女主人公將所有本應作用於現實人際交往的情感努力都用於拓寬自我的情感邊際，最後把自己變成了巨大的蓄水池。裘麗在與作家希拉·海蒂（Sheila Heti）的對話中說，她在寫這些性幻想的時候常常不得不停下來自慰，她們也會交換和使用彼此的性幻想。“哈哈！別再自慰了，回去寫小說！”海蒂笑着說。

　　《都市女孩》有一集，鄧納姆扮演的主人公漢娜和朋友潔莎一起從紐約去鄉下看望潔莎的浪蕩子父親，她倆輾轉交通工具，天氣炎熱，漢娜還遭遇着尿路感染的煩惱。在鄉下潔莎與父親劇烈衝突，漢娜莫名其妙在夜晚的郊外和剛剛成年的小男孩做愛，人物都一如既往地被卷在莫名其妙的情緒裏。最後的早晨潔莎消失了，漢娜一個人揹着包去小鎮的車站轉車回紐約，繼續被炎熱的天氣和尿路感染折磨，在車站蹲下來小便，結尾的時候發出一聲短促的疼痛的，“哦。”

　　一個可愛的煩惱的討厭的尷尬的女孩。你，我，她。

　　以及最後一個詞語，funny。在中文的轉述中一定會缺失的funny。不是好笑，幽默，有趣，不完全是。更接近於不無好笑，不無幽默或者不無有趣，以此來減輕所有這些形容詞的重量，因爲這裏有一種過分輕盈的東西讓我甚至都不捨得用稍微確切一點的詞語去損傷或壓抑。

　　所以裘麗風格變成中文的過程中必然是有缺損的，我非常遺憾，卻在腦子裏浮現出裘麗領着我們在一個小區裏郊遊的畫面——很難想象和裘麗去其他地方郊遊，可能就是會在天氣還不錯的居民小區裏——沿途風景突然卡幀，某一段變成低像素，失真，走音，但也不失好笑。

　　2014年米蘭達·裘麗做了基於社交軟件的項目Somebody。宣傳語是“發短信差勁，打電話尷尬，寫郵件老套”，所以她設計了一個非常裘麗風格的社交軟件Somebody。簡單來說，註冊登錄以後，你如果想發送信息給你的朋友，這條消息不會直接傳遞到她那裏，而會傳遞到她附近同樣使用這個軟件的人的手機上，這位附近的陌生人如果點擊接收，就得負責把這條信息傳遞給你的朋友，而且你還可以備註以什麼樣的語氣，神態和姿勢去傳遞這條信息。這個項目是與服裝品牌MiuMiu合作的，之後拍攝成了一個10分鐘短片，講述了幾段信息傳遞的故事。人類交流中的尷尬，錯位，缺失因爲信息無效率的傳遞和延誤而被進一步放大，卻沒有一丁點譏諷，反而因此覺得所有人的孤獨與快樂都以某種命運共同體的形式存在，以及被傳遞。

　　所以一旦想到在文化與語言的縫隙中消失或者跌損的東西，想到卡頓和無窮無盡的誤解，一方面我能夠想象米蘭達·裘麗用她滲透式的語氣說，“沒事，沒事，好了，好了，下面請跟我念，我要自由……”一方面卻也認爲米蘭達·裘麗或者莉娜·鄧納姆是否能夠被中國女孩接受不是那麼重要或者了不起的事情。然而我的朋友們，正在此時，正在此地經歷着一切的你們，你們的笑，你們的嘆息，你們發出的那聲短暫疼痛的“哦”纔是最最重要的。

　　摘自《鯉·匿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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