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多，十几个老人被陆续推出来，有的眼神涣散，有的焦虑不安。他们坐在骑楼下，一起面朝大马路，眼前还有一座灰黑色的老旧桥梁引道，那正是大家赶著上班的拥挤时刻，也是安养中心这群老人们每天享受户外的时光。

嘈杂的引擎声、偶尔惊人的喇叭或者刺耳的煞车声，让这些老人还有存在感。中心里头多半时间是安静的，萦绕著一种孤绝气氛。

这是我第一次到安养中心，陪著一位大姐来探访她的母亲。

八十多岁的母亲，花白略显稀疏的头发，仍旧整整齐齐梳著发髻，一身藏青色的旗袍，上头有精致的绣花，松垮的耳洞上仍戴著上个世纪老人家都会戴的纯金制的圆形耳环。她看到我们来，没什么牙齿的嘴唇皱巴巴地微笑。

「小姐，您哪位啊？这么好，来看我。」母亲问大姐。

「我是小莲，妳女儿啊。」大姐熟悉地回应著。我以为失智的她仍认得大姐，原来这是每次见上面都要重演的一问一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姐从没见过父亲。

母亲出身南京大户人家，大姐的爷爷亲因为生意，很早就移居上海。母亲从小在上海这个租界环境中耳濡目染，很年轻的时候就见了不少世面。那时候虽说抗战胜利，时局依旧纷乱，爷爷原来想要栽培母亲，送她去英国念书，但是身为独生女，母亲坚持不肯离家。

她不肯离家的原因还有一个。她跟一个做旗袍的师傅恋爱了。当时爷爷奶奶非常生气，极力阻止他们来往。母亲天真想著，如果怀孕，这门亲事就定了。

「是的，我爷爷奶奶的确没法反对，因为他们还来不及帮我妈打胎，共产党就快打过来了。」大姐说，爷爷当时安排船只，先送奶奶与母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避避风头，爷爷随后再与他们会合。结果，爷爷来不及离开，只剩母女俩辗转来到台湾。当然，母亲与裁缝师傅也就从此打散。

母亲坚持生下小孩，大姐因而在台湾顺利出生。母亲终身未嫁。

母亲因为家境好，年年都要做上好几套旗袍，她因而跟裁缝店老板的儿子熟识了起来。他们一家三代都当裁缝，从清末开始，就固定上流社会做衣裳，手艺也都传了下来，到了年轻的裁缝师身上，他不只有手艺，还自学、喜欢读书，在那外国人来来去去的街上，启蒙了他的视野。年轻裁缝师希望有朝一日去西方世界看看，学习他们的时装，希望能做出不只是旗袍的美丽衣裳。

母亲就这样跟裁缝师傅相好了。原来两小无猜还梦想著一起出国，裁缝师傅的爸爸很喜欢奶奶，但奶奶的爸妈可不希望自己的闺女下嫁这样的人家。

那晚，两人破了彼此的贞洁界限后，裁缝师告诉母亲，他要做一套最美的洋装，送给她当定情之物。这是大姐的父亲生平第一次做洋装，白底黑色圆点，高腰、大圆裙，两个包袖与裙摆滚了一圈荷叶边，就像在十里洋场的金发女人撑起阳伞般优雅。这套洋装，后来跟著奶奶一路辗转来到台湾。

「我妈一直都穿旗袍，就那几套换来换去，我在衣柜最边角发现这套洋装，她从没穿过，跟新的一样。」大姐小时候吵著要穿一样的洋装，母亲才告诉她这个不存在的父亲。解严后，母亲试图联系父亲，朝思暮想的父亲终于来信。他已经有了孙子，过得和乐，得知母亲一生未嫁，还有个女儿在台湾，他感到非常遗憾。

两边约了香港碰面，父亲、母亲与大姐。三人对泣，大姐对父亲带有愤怒情绪。

「我妈等他，他却娶了别人。」大姐还是忍不住跟母亲站在一起。

那次探访老母亲过后大约半年，她的情绪很不稳定，嘴里时常念著要穿裙子，又笑又哭，还会哼著不成调的上海小曲。她们特别请的看护搞不懂意思，问大姐，大姐一时半刻也没想起。有天她翻找衣柜看到那洋装，才恍然大悟。

她带著那套洋装去安养中心，母亲一看，像个小女孩一样抓著不放，笑得甜蜜，直嚷嚷：「我要当新娘了，我要当新娘了。」

一周后，母亲含笑离世。大姐决定把这套洋装让母亲身上，这辈子没当过新娘，到天上，可以一直一直当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