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是極不尋常的時期，當時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抵制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 核訛詐，50年代中期，以 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了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高瞻遠矚，果斷地作出了獨立自主研製「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以身許國，懷著對新中國的滿腔熱愛，響應黨和國家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神聖而偉大的事業中來。

1963年國家從全國的高校、科研機關挑選優秀科學家進入研究院，郭柏靈院士就是這批傑出科學家中的一員，「當時覺得能夠在這樣的單位工作，感覺到非常自豪，儘管當時的工作條件非常艱難，也毫不在意。」

對那段艱苦的歲月，郭柏靈記得很清楚，說到曾經的那些事，依然胸中激蕩，他頗有些激動的回憶：「就科研條件來說，那個時候條件普遍都很差，我到那兒工作以後連張辦公桌都沒有，必須要兩個人共用一張辦公桌。雖然條件很艱苦，但是大家發揮了高度的政治熱情，為了將原子彈早日搞出來，樓裏每天晚上燈火通明，一直到晚上12點以後都不肯走，當時有人要趕我們回去睡覺。」

1984年我國氫彈理論設計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大家都公推彭桓武院士應該名列第一。當把領回來的獎章和獎牌交由他保存時，彭桓武院士堅決不收，提議放在科研院裏，並且為此寫了一副對聯「集體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新日日新。」這副對聯是突破兩彈的真實寫照，也是突破兩彈的寶貴經驗。

郭柏靈院士介紹道：「根據初步統計，曾經直接為核武器事業作出貢獻的兩院院士就有40來位，其中不少是隨著核武器事業的發展而成長起來的。現在像我這樣的年紀，還算是年輕的了，很多同志都已經八九十歲了。 希望在座的各位未來能真正投入到國家經濟社會建設中去，將自己的青春獻給自己努力的事業。「

「做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必須要勇於跟別人爭論和討論，必須對新鮮事物感興趣，不斷的總結經驗，發現問題。做科研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興趣，如果沒有興趣的話就沒有靈感，沒有靈感的話就沒有一切。」郭柏靈頗有感觸的答道，「在以前的工作中，有好的想法，我們都會一起討論，只有不斷的思辨，才能達到最終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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