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阿聯酋外交部長謝赫·阿卜杜拉·本·扎耶德（Sheikh Abdullah bin Zayed）在利雅得的一次公開小組會議上對歐洲伊斯蘭主義者發出了警告。扎耶德說：“總有一天，更多的極端主義者和恐怖分子會因爲缺少決策思維，聽信政治正確從歐洲來到我們這裏，他們認爲他們瞭解中東，瞭解伊斯蘭，比我們更瞭解其他國家。”“對不起，這純粹是無知。”

這條信息的內容很明確：如果歐洲領導人繼續以人權、言論自由和民主的名義來容忍他們所謂的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他們就會在未來面臨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泛濫。

哈桑·薩瓦尼，圖源：Celebrity Family

儘管這項聲明已有兩年之久，但知名酋長哈桑·薩瓦尼(Hassan Sajwani)近來卻在社交媒體上傳播了一種不同背景下的聲音。這位酋長所在的薩瓦尼家族與阿聯酋政府和特朗普家族都有着緊密的聯繫，他的叔叔是迪拜達馬克地產公司（Damac Properties）的創始人和董事長，同時該公司還在迪拜創立了特朗普國際高爾夫俱樂部（Trump International Golf Club）。

之後他發表推特，迴應對穆斯林傳播恐怖主義、狗哨政治的攻擊，而這些攻擊正是引發基督城清真寺恐怖襲擊的原因。

雖然這僅僅是冰山一角，但它體現了一個被忽略的傾向——阿拉伯和穆斯林政府爲了形成國內外反對異見的合力，組織了一系列政治運動，而這些政治運動在煽動反穆仇恨方面應當負有罪責。爲了鎮壓異見與支持官方政策，同時安撫西方民衆，這些政權中的內部人員及其支持者與西方保守派和右翼集團組成了非正式聯盟，致力於推進反伊斯蘭偏見。

阿拉伯政權將大量資本花費在智庫、學術機構和遊說公司上，一部分是爲了重塑西方政府內部反對阿拉伯國家執政者的想法——這些人中不乏宗教信徒。同時，對於一些阿拉伯區域性政府而言，反極端主義思想也一直是其大做文章的理想陣地：他們聲稱自己也遭遇過極端聖戰分子的背叛，並主動提出遏制伊斯蘭主義威脅的意識形態，從而引發西方的同情與支持。

根據幾年來進行的數十次對話，我們發現這些地區性的獨裁政權精心培育了西方保守和極右翼的勢力範圍。他們認爲右翼勢力對自己的反伊斯蘭傾向具有正面看法，雖然雙方的的政治目標並不完全重疊——與阿拉伯政府支持的多樣性相比，西方對伊斯蘭的仇恨可能會更加強烈和廣泛。不過，雙方都認爲這種夥伴關係是有益的。

阿拉伯的宣傳人士聲稱，所謂的政治正確和由於意識形態淡化導致的恐怖主義傾向之間存在着內在聯繫。而西方保守派就正在用這種說法來爲自己的言論提供依據。“當我們談論極端主義時，我們需要的門檻相當低。”

阿聯酋外交部長在利雅得2017年的小組討論的一個月後告訴福克斯新聞：“我們不能接受煽動從而獲得資助，因爲對於許多國家來說，恐怖主義的定義是必須攜帶武器或恐嚇移民，但對我們來說，遠遠不止這些。”

阿拉伯各國政府的此類行動並不僅僅是爲了簡單地解釋伊斯蘭主義者所構成的確切威脅，況且這些威脅確實存在。相反，它們往往採用恐嚇策略來誇大威脅，並營造一種氛圍，在這種氛圍中，西方會認爲這些阿拉伯政權完全無法被替代。

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這些政權即使壓制國內的不同政見者也不會受到懲罰，恐怖主義從而成爲了鎮壓各種政治表達的工具。在沙特阿拉伯，甚至無神論也被定義爲恐怖主義。

這一模式持續了十多年，但近年來變得更加嚴重，同時也被證明是贏得盟友和影響敵人的有效工具。戴維·杜克（David Duke）就經常表示支持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儘管阿薩德對自己的人民發起了殘忍的攻擊。

戴維·杜克，圖源：the New York Times

2005年，3K黨領導人曾前往大馬士革，聲援敘利亞政權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他於2017年在推特中寫道：“阿薩德是一個現代英雄，他站出來反抗那些試圖毀滅他的人民與國家的邪惡力量——願上帝保佑阿薩德！”，而歐洲的極右翼人士也表達了類似的友好情緒。

2015年8月，知名迪拜商人穆罕默德·哈普託（Mohammed al-Habtoor）在阿聯酋英文日報《國家報》（the Nation）上發表了一篇驚人的評論文章，闡釋了他對當時備受爭議的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支持，儘管特朗普曾對穆斯林發表過極端性言論，哈普託仍稱他爲“一個極具商業頭腦的戰略家”。

與阿聯酋政府關係密切的哈普託的支持表明，這些政府組織或與之關係密切的人物樂於與西方反伊斯蘭勢力結盟，並不是因爲看中了他們的演說技巧，而是真正的看中了他們的“反伊斯蘭”本質。在回答有關特朗普反穆斯林言論的問題時，哈普託對彭博社說，這些話都是“政治言論”，而“政治話語都沒有價值”。

在這樣的實際條件下，這些政權會繼續利用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恐懼來獲得支持，從而繼續對內施壓。例如，去年也門戰爭的傷亡數不斷增加，女性活動人士也遭遇監禁，《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謀殺。

隨着歐洲國家在也門戰中中對沙特阿拉伯的批評聲日益高漲，沙特政府轉向右翼勢力尋求支持。同時，一沙特婦女代表團也被派往歐洲議會與極右翼勢力進行會面。歐洲議會社會民主黨顧問艾爾達·馬梅多夫（Eldar Mamedov）表示，沙特阿拉伯已經在歐盟成爲了一個能夠引發分歧的議題，中間偏左勢力極力爭取反對沙特國王的決議，而右翼勢力則態度積極。

在2013年埃及發生軍事政變後，開羅政權及它地區性的支持者開始極力誇大極端主義的風險。雖然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被認爲是一位不僅願意打擊極端分子，也願意接受伊斯蘭思想的英雄人物，但他在2015年的一份聲明中表示，伊斯蘭改革必須對幾個世紀以來的伊斯蘭傳統作出新的審視，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拋棄。因此，在美國和其他地區，塞西的擁護們開始大量地引用古代伊斯蘭傳統，以此爲證據來證明他的反伊斯蘭主義身份。

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的崛起也受到了阿拉伯政府類似的影響。在2017年曝光的被泄露的電子郵件中，阿聯酋駐美國大使以這樣的宣傳話語迴應對這個地區持續崛起的聖戰分子的怨言：“我一定會是第一個承認意識形態是個問題的人，也會是第一個承認這個問題是需要被解決的人。但我們終於看到沙特阿拉伯也有人願意解決這一問題，這對我們來說是第一次。”

圖源：Ryad Kramdi/AFP/Getty Images

類似地，2017年的卡塔爾危機也被視爲沙特和阿聯酋爲消除極端勢力所付出努力的一部分，而這場行動得到了剛剛結束對利雅得歷史性訪問的特朗普的基本肯定。

這些國家對它們生活在西方國家的移民進行惡意的政治性和宗教性攻擊，使得移民們在他們的新家園中受到排擠和冷漠對待。這些人中有許多人是爲了逃離政治鎮壓而轉向西方民主國家尋求保護，但他們卻被貼上了宗教或祕密聖戰分子的標籤，使得他們的反阿拉伯國家政權的行爲更容易被抹黑。但強大的西方穆斯林活動家和政治家們的崛起，正在增加這些國家對於維護國內穩定的焦慮。

在加速偏見和仇外心理的循環中，國外勢力也應成爲一個亟待關注的焦點。與哈普託對特朗普的反伊言論所作出的評價相反，話語的力量並非沒有價值。就算在新西蘭也可以證明，言論可以奪去無辜者的生命。

在加速偏見和仇外心理的循環中，國外勢力也應成爲一個亟待關注的焦點。

注：本文編譯自《外交政策》網站3月29日評論文章，“Arab Regimes Are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Islamophobes”，作者：奧拉·薩勒姆（Ola Salem）和哈桑·哈桑（Hassan Hassan）

編譯 \ 趙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