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顧命大臣"很多，但由於不能很好地處理君臣關係而招致殺身之禍的不少。

南宋史彌遠作爲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獨相"二十六年的人物，在相位期間，能成功地消除開禧北伐留下的多種後遺症，勝利地領導全國軍民對金國進行長達八年 的抗戰，妥善地處理寧宗逝世後的皇位接班問題，保持了社會安定，正常地進行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建設，解決了淮東的李全之亂等一系列重大社會問 題；

在君臣關係問題上，能做到自己位高權重而君不疑不怨，直到死後二十年，理宗回思往事，還親自給他寫了"公忠翊運，定策元勳"的碑銘，將他比作顧命大臣 周公、韓琦與賢相趙普、司馬光，這很不容易。

總體上說，史彌遠是成功的。

有一個問題是，爲什麼史彌遠能這麼快就當上了宰相？

有些人認爲就是因爲他"陰險毒辣，卑鄙無恥，只要有利可圖，可以無所不爲"，是他善於耍陰謀詭計的結果。

這是一種離開社會歷史條件、孤立地從個人行爲方面對歷史人物作片面評價的結果。其實作爲社會中的人，是不可能離開社會歷史條件的。

這就回到了歷史觀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關於史彌遠爲何能在誅韓後快步升爲宰相，傅伯成有個觀點很重要。他說： “彌遠謀誅侂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生之；差除小者，何必乖異？"

當時朝中存在着權力鬥爭，有人在"立黨相擠"。從傅伯成講的話看，顯然是有人在擠史彌遠。傅伯成在這個問題上，明顯是站在史彌遠這邊的。

他講了一個極淺顯的道理，在誅韓過程中，史彌遠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如果不成，諸公中頭一個"家破人亡"的就是他。侂胄被誅，理所當然地由他取代這個 位子，這是"時勢"造成的，是時勢造英雄。而且寧宗以"虎符"調殿前司護聖步軍殛殺韓侂冑於玉津園，而且當即給完成該任務的殿前司三將連升五官。

試想當時南宋朝廷的領導班子中，包括六部諸尚書，有誰能像史彌遠這樣執行寧宗的密旨，奪回皇權？時勢需要這麼一個 人，寧宗、楊後需要這麼一個人。這麼一個人一定能找到，這是必然，是時勢需英雄。

這人不是別人而是史彌遠，這是偶然，但這偶然裏也有必然：這就是史彌遠當 時的表現。在誰都不敢冒犯韓侂冑的情況下，史彌遠敢於挺身而出，反對韓侂冑。這要冒極大的風 險，需要極大的勇氣。

而寧宗、皇后要奪回皇權，正需要這樣一個能夠與皇室"生死與共"的心腹大臣。 這就是爲什麼史彌遠在韓侂冑被誅後僅一年時間就晉升爲右丞相的根本原因。

但有人說史彌遠迎立宋理宗，但《宋史》中沒有說的是寧宗自己託遺，由楊太后做主並垂簾聽政的；

史彌遠還爲"程朱理學"正名，啓用一大批老儒輔佐新皇，可南宋王朝居然在宰相史彌遠的具體領導下，有過一次長達八年的，拒絕金人議和，最後取得勝利的抗金斗爭（也是歷史上唯一的一次 對金戰爭取得勝利的鬥爭）；

南宋王朝還曾經有過一次宋軍北上收復山東與河北滄州大名府等故土，使"山東三十餘州復行王化，河北二十四郡喜見官儀"，使南宋的疆域達到頂峯的歷史。

不好的地方嘛就是爲秦檜正名了，這一污點確實不能抹除。

但當時南宋從嘉定十年（1217）五月寧宗下詔伐金以來，雙方打到第8年，打得金國不能再打了。嘉定十七年（1224）六月，金國單方面宣佈停火，聲明“再不南侵”。但史彌遠還是不買賬，宋金之間沒有結束戰爭狀態，雙方並沒有恢復 正常的外交關係，有形與無形的戰爭還在繼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理宗即位後，奏請理宗詔賜岳飛諡“忠武”，表示新皇要繼續堅持這條抗金路線，把抗金戰爭進行到底。

《宋史》的《寧宗紀》與《理宗紀》刪掉了多少歷史真相！

唐太宗說得好：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韓侂冑和史彌遠就是一面很好的鏡子。

所不同的是，韓侂冑是一面 "失"大於"得"的鏡子；而史彌遠是一面"得"大於"失"的鏡子，很值得後來者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