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是如何統治東正教徒的？
查看原文 >>討論一下傅友德的答案，尤其是關於教會合併前的「宗教自由」狀態，和東正教遭到迫害是反宗教改革中的」池魚之殃「的觀點。還有 @張益達 這位朋友，」波蘭很少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迫害「你是認真的嗎？？？
在從卡奇米日三世到西吉斯蒙德一世的時期里，波蘭確實是歐洲少有的宗教自由國家。主要是因為在這一時期，無論是亞美尼亞教會、東正教會還是新教，都不對波蘭國家造成真正的威脅。但是在波蘭立陶宛的合併、莫斯科國家的崛起後，情況完全不一樣了——西吉斯蒙德二世出於對莫斯科吞併小俄羅斯的恐懼，打壓東正教，推動教會合併，最終必然導致劇烈的宗教壓迫。
雖然貴族和農奴平信徒們依然可以繼續公開信仰東正教，但教會本身則受到了嚴重的破壞：波蘭立陶宛世俗政權嚴重干預東正教徒的宗教生活，因為第一，主教和修道院院長是由國王任免的，這種任免實際上是天主教國王和東正教神職人員之間的交易，並不符合教會法規；第二，東正教會的土地被分給東正教大地主，即羅斯王公貴族，這就是所謂的「庇護（патронаты）」制度。作為庇護者的貴族們可以任免自己土地上教堂教區的神職人員，當然，往往是根據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教規和信徒的需要。甚至有大地主自己出任主教職位。
這種情況下教會完全依賴於大小貴族們的世俗權力，直接的後果就是極度的腐敗與道德墮落。卡爾塔紹夫的《俄國教會史概論》中認為這是能產生合併教會的基礎。另一個後果就是大量信徒們的不滿，他們甩開教會創建了許多新的宗教團體，君堡和莫斯科也通過這些團體對波蘭的信徒們施加影響力。上到牧首，下到平信徒，都不認可這些親天主教、依賴世俗土豪、道德墮落的主教們，教會近乎癱瘓，信徒們自組織的宗教團體取而代之。在宗教團體與主教們的衝突公開化的背景下，1588年君堡牧首到訪立陶宛時給予了宗教團體極大的肯定，甚至以公文的形式正式賦予了宗教團體以獨立於主教的權力。1594年在籌備教會合併的索卡利會議中，主教們開出的條件第七條就是：「取締牧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我們這裡賦予宗教團體的委任書和特權，以及在平民中間為各種事務而賦予的委任書和特權，異端的教派就是因此而產生的」。
所以在合併教會前的這一段時期，在庇護制度下，天主教國王和東正教土豪們已經讓教會陷入了腐化和分裂，教規無法得到履行。強調西吉斯蒙德一世的「宗教自由」遺產，意義已經不大了。
另外，波蘭對東正教的迫害，是反宗教改革引發的「殃及池魚」嗎？這點我實在完全不能同意。無論是西吉斯蒙德一世之後的波蘭國王，還是天主教會（尤其是耶穌會），始終都有明顯的削弱波蘭東正教的意圖。
對於波蘭國王來說，君堡牧首是「蘇丹的惡魔」，莫斯科又始終威脅立陶宛領土。尤其是在1551年百條會議明確了沙皇對全俄東正教會的領導權後，立陶宛境內白羅斯人的東正教信仰就顯得更棘手了。在1569年波立合併的盧布林會議（Sejm of 1569）上，西吉斯蒙德二世就說過：「現在，當政治合併在大會上通過了，我想考慮信仰上的統一問題，這是宗教上的統一，即統一的羅馬教會的統治地位。」波蘭國王始終在努力斷絕立陶宛和莫斯科的聯繫，波蘭的東正教政策，包括後來的教會合併，根本上是為這一政治目標服務的。
對於天主教會，尤其是教會合併的主要推動者耶穌會來說，他們在東歐的立場是一貫的，那就是執行1439年佛羅倫薩會議的決議。布列斯特合併更像是一種退而求其次——1582年耶穌會派了波塞文諾神甫去莫斯科與伊凡雷帝進行了公開辯論，在這之後意識到謀求莫斯科加入天主教會是不可能的，波塞文諾轉而遊說波蘭東正教貴族，先推動波蘭立陶宛與羅馬聯合。1577年耶穌會就將宣傳教會合併的《論上帝教會如何團結在一個牧人周圍》獻給了著名的奧斯特羅日斯斯基（Острожский），他是一名留里克王公，波蘭最大的東正教貴族，最早的的東斯拉夫語聖經「奧斯特羅日聖經（Острожская Библия）」的出版者；並多次推動了奧斯特羅日斯基與波蘭國王和教皇使節的磋商。應該說天主教會在波蘭對東正教會的活動是有強烈針對性的，而不是反宗教改革中的「殃及池魚」。
在布列斯特合併之後，波蘭政府對東正教徒的治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596-1623：合併之後東正教會失去了合法地位，大量東正教堂被合併派強佔，教徒遭到了嚴重的迫害並被強迫進入天主教或合併派教堂。
1623-1633：因為哥薩克威脅不再參加波蘭-奧斯曼戰爭，波蘭國王被迫恢復了東正教會的合法地位；但這一舉措的後果是：同一個教區內出現兩個合法主教，一個合併派的，一個東正教的。大量東正教徒拋棄合併教會，回到東正教會，這引發了災難性的流血衝突。合併派魯塞尼亞天主教會的總主教，Josaphat Kuntsevych動用了教區軍隊鎮壓東正教活動，結果被東正教徒打死。這一時期雖然東正教會恢復了合法地位，但波蘭政府依然在政策上對東正教嚴加限制，比如禁止修建甚至修繕東正教教堂。
1633-1648：1633年瓦迪斯瓦夫四世登上波蘭王位，波蘭東正教也有了新的基輔都主教，彼得·莫拉吉(Petru Movil?)。瓦迪斯瓦夫四世任內的政策是宗教寬容，他恢復了1596年合併前東正教會的所有權力，但條件是重新選舉主教。新的基輔都主教莫拉吉雖然也有明顯的親天主教傾向(在基輔神學院推行天主教神學），但還是積極避免了宗教衝突，緩解了東正教徒和合併派之間的關係。這是唯一有機會讓波蘭重回宗教寬容的時期，但波蘭的宗教矛盾已經是積重難反，隨著1646年莫拉吉的卸任和1648年瓦迪斯瓦夫四世逝世，波蘭的東正教問題迎來了總爆發。
1648-1795：從1648年哥薩克起義，1654年俄波戰爭爆發，到最終1795年波蘭亡國，波蘭的東正教政策在徹底敵對的路上越走越遠，始終沒有什麼積極的變化。俄波衝突讓波蘭政府和東正教徒的關係陷入惡性循環。1654年莫斯科軍隊進入立陶宛保護東正教徒，1669年波蘭國王給予了合併派(就是希臘禮）和拉丁禮天主教會同等的地位，利用這一機會，合併派又從開始從東正教會手裡奪取教堂。彼得大帝因此再度派兵進入波蘭鎮壓合併派，撤兵後波蘭政府和合併派又變本加厲的迫害東正教徒，總是如此循環往複。《俄國史教程》將小俄羅斯問題，即波立領土上的東正教徒命運稱為「17世紀中葉以來莫斯科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到了18世紀中葉的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俄國向白羅斯派遣了主教，並要求波蘭國王停止迫害東正教徒，最終引發了1766年俄軍進入波蘭，1768年東正教大起義，以及之後的俄軍再度進入波蘭打擊合併派教會。1772年起波蘭被瓜分，1795年亡國，兩百年間波蘭政府對東正教徒強迫症式的迫害是其中的重要推動力。
@傅友德 的答案主要是從波蘭（波蘭立陶宛聯邦）當局宗教政策的角度來考察這個問題，甚至於對後來波蘭國內東正教會的發展演變不置一詞，應該說是不完善的。我現在不請自來，補充一下。
1299年以前，全羅斯（包括今天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三國和附近一些地區）的東正教會是統一的，隸屬於駐節基輔的【基輔和全羅斯都主教】。當時，都主教和羅斯各地的高級神職人員均是由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所派遣的希臘教士（包括希臘化的保加利亞教士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充當了羅馬帝國對羅斯各國施加影響力和進行交流的渠道。
但是1238年以後，基輔羅斯已在蒙古軍隊的打擊下徹底解體。各公國不是歸附於金帳汗國，就是被波蘭和立陶宛所收取。基輔附近地區尤其受到蒙古人的打擊，人口減少、文化衰退，大有演變為韃靼人牧場之勢。嗣後，金帳汗國又多次爆發爭奪最高權力的內戰，例如1299年爆發了脫脫蒙哥汗和那海汗（諾蓋汗國之祖）之間的波爾塔瓦之戰。在這種混亂的形勢下，末代基輔和全羅斯都主教馬克西姆斯在1299年從基輔逃亡弗拉基米爾。
馬克西姆斯將座堂從基輔遷往弗拉基米爾後，正統性大為降低，且逐漸落入弗拉基米爾大公（後來是莫斯科大公）的世俗權力保護之下。由此引起了當時基輔羅斯其他一些世俗權力中心的不滿，尤其是加里西亞大公國和立陶宛大公國。14世紀初，羅馬帝國的安德洛尼卡二世皇帝為了安撫和拉攏這兩個世俗權力中心，向加里西亞的首都加利奇和立陶宛的首都新格魯多爾克先後派遣了兩名都主教。這樣就出現了三個所謂【基輔和全羅斯都主教】並立的鬧劇。
1325年，弗拉基米爾的都主教遷往莫斯科大公國的首都莫斯科，而新格魯多爾克的都主教遷往立陶宛大公國的新都維爾紐斯（維爾諾）。這樣一來，莫斯科、立陶宛、加里西亞這三大公國各自都有了自己的都主教，而這三個大公國實質上也就是今日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的雛形。
在那個時代，這種局面是違背一般基督徒常識的，因此當地教會中也有推動三者合併的運動。各教會曾幾度合併（例如1376—1406年這三十年里，維爾紐斯的【基輔和全羅斯都主教】曾一度統合了三大都主教教統，這實質上也反映出當時立陶宛在羅斯的霸主地位；而從1419年開始，統一的都主教則駐節於莫斯科，反映出莫斯科地位的提升），但是各世俗王公均不願全羅斯的宗教中心處於對立世俗權力的地盤上，而普世牧首和羅馬皇帝也不願因此喪失對任何一方王公的影響力，所以這些合併最終都被證明是很脆弱的。
1441年，這一均勢終於被打破。
此時，羅馬帝國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為了向西方爭取援軍來拯救即將被奧斯曼人滅亡的國家，羅馬皇帝和普世牧首決定向西方屈膝，在1439年的佛羅倫薩大公會議上向羅馬教宗輸誠。在天主教君主和東正教教統之間掙扎的維爾紐斯派（立陶宛的東正教會）對此當然表示歡迎，現在他們能夠得到同時為羅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認可的都主教了。但是，當都主教伊西多爾返回莫斯科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彙報這一決定時，大公卻被激怒了。這位剛剛有心徹底驅逐蒙古人勢力的大公當即表示自己要捍衛東正教的傳統，拒絕普世牧首向異端屈膝投降，因此當即下令將都主教伊西多爾（和他的前任們一樣，是一個不通俄文的希臘僧侶）拘禁起來。
「保（東正）教不保（羅馬帝）國」、「寧可見（穆斯林君主的）頭巾也不願意見（公教教宗的）三重冕」，這是當時許多東正教王公的共同選擇。這究竟是出於「對於東正教會來說，信徒數量從來都不是評判標準，相反標準始終是神聖的規則、傳統和秩序」（普世牧首巴爾多祿茂近日語）的信仰心，亦或是拒絕在政治上被羅馬皇帝出賣給自己的天主教鄰居，這就不是500多年後的我們所能判斷的了。
伊西多爾都主教在數年後趁著莫斯科國內的混亂逃走了，後來他一直逃到羅馬去請求庇護。但是最終坐穩了大公寶座的瓦西里二世大公，在1448年自行任命了莫斯科大公國自己的【基輔和全羅斯】都主教，從而與羅馬、君士坦丁堡甚至整個外部世界的基督教會切斷了聯繫。從此之後，莫斯科（俄羅斯）的教會將不再由希臘僧侶掌握，不再受羅馬皇帝的擺布，而是完全落入大公（沙皇）世俗權力的操控之下，成為一個俄羅斯民族的【自主教會】。從此之後，莫斯科大公和莫斯科教會開始對外宣布說，第二羅馬由於向異端的羅馬屈膝，喪失了東正教的正統地位，最終慘遭穆斯林的征服，而堅持捍衛東正教傳統的莫斯科已經成為第三羅馬：大公即是新的普世皇帝，都主教即是新的普世牧首，而第三羅馬將是永恆的。
1461年，莫斯科大公國控制下的【基輔和全羅斯都主教】正名為【莫斯科和全羅斯都主教】。到了1589年，更在俄羅斯沙皇國的支持下自行升級為【莫斯科和全俄（羅斯）牧首】。這次升級是在當時沙皇俄國的權臣（後登基為沙皇）鮑里斯.戈東諾夫的支持下進行的，其他的東正教牧首在這位權臣的大筆金援之下才捏著鼻子承認了這次升級。
莫斯科建立了自主教會，而維爾紐斯還在羅馬、君士坦丁堡和華沙的三重控制之下。三方先是共同推出一個保加利亞僧侶擔任都主教來對抗莫斯科，繼而又陷入到三方扯皮之中。直到1481年，三方才宣布妥協，在維爾紐斯任命了一位跟莫斯科對抗的【基輔、加利奇和全俄羅斯都主教】，來領導整個波蘭和立陶宛境內的東正教徒。
接下來，這種對峙持續了114年。1595年，波蘭當局推行了布列斯特合併，將聯邦境內、維爾紐斯都主教麾下的東正教會收編入天主教會作為東儀（希臘禮）天主教（又稱為魯塞尼亞合併教會），最後一位維爾紐斯的【基輔和全俄羅斯都主教】米哈伊爾三世成了東儀天主教會的第一位都主教。1599年，合併教會「還都」基輔（當時波蘭立陶宛聯邦控制著基輔）。
但是，合併教會未能得到多數魯塞尼亞（聯邦控制下的羅斯地區）東正教徒的支持。大批神職人員甚至於許多主教仍然忠誠於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並且得到各東正教會的廣泛支持，繼續以各自的教堂作為陣地，同合併教會對抗。1620年8月，在普世牧首和扎波羅熱哥薩克軍首領的支持下，聖米迦勒金頂修道院院長約伯被東正教耶路撒冷牧首祝聖為【基輔、加利奇和全羅斯都主教】。於是，羅斯大地上又出現了三個自稱囊括全羅斯的教會對峙的局面。
從約伯重建波立聯邦東正教會的經歷來看，東正教在聯邦國內外主要的支持勢力還不是俄羅斯（莫斯科），而是哥薩克大軍（特別是作為東正教小貴族的哥薩克軍官們）和奧斯曼卵翼下的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僅僅28年以後，聯邦東正教會和哥薩克大軍就聯手挑起了赫梅利尼茨基之亂，打開了土豪波蘭大洪水的閘門。
大洪水過去之後，哥薩克軍在烏克蘭名義上建立起了蓋特曼國，但實質上卻受到俄國的強力滲透。從1659年開始，莫斯科牧首就向基輔派出了自己教統內的【基輔都主教】，而烏克蘭本土自己的【基輔都主教】則逃亡第聶伯河右岸的奇吉林。於是，三個教會又擁立了三個【基輔都主教】，即：合併教派的（效忠於波蘭）、本土的（效忠於蓋特曼和普世牧首）、莫斯科牧首區的（效忠於俄羅斯）。
1685年採取了妥協的辦法，由蓋特曼召開本地的宗教會議選舉都主教，然後由莫斯科牧首祝聖。嗣後，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在1686年正式將基輔都主教區從普世牧首轄區轉讓給莫斯科。此舉能夠實現當然首先是因為君士坦丁堡跟莫斯科兩牧首的關係此時已經解凍和恢復，但另一個原因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向普世牧首施加了壓力：當時，奧斯曼正希望跟俄羅斯保持和平，以便集中力量去對付天主教的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和波蘭。
歷史就像一面鏡子，過去可以照亮今天。了解了波蘭立陶宛聯邦時期的魯塞尼亞東正教會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政權和教權是長期糾纏在一起，彼此影響的，尤其是對東正教會來說。伴隨著世俗保護人之間的聚散離合，教會之間也不斷經歷著分離、共融與合併。這在羅斯近代史上可以說是常態：莫斯科跟基輔的東正教會並非從來就是一體，而莫斯科跟君士坦丁堡也遠不是第一次決裂。在分析最近烏克蘭教會問題時，與其扯到什麼東西教會大分裂上去，還不如認真研究一下這些更為切近的事例。
瀉藥。
最早波蘭沒什麼東正教徒，這個問題不存在，因此略過不提。
波蘭立陶宛聯邦成立之後，廣義的波蘭國家內部出現了大量的東正教徒。但是波蘭或者說聯邦當時也沒有用什麼特殊的辦法來統治東正教徒，因為當時聯邦實行宗教自由政策。當時聯邦實行一切權力歸土豪的封建主專政，大量的東正教王公和博雅爾獲得了施拉赤塔的地位，他們活躍在聯邦內政外交的各個層面，發揮重要作用。而這個時候普通的東正教農奴就跟過去受羅斯王公和立陶宛王公統治時那樣，照舊在留里克或者格迪米納斯王公領主的領內做奴才。這種相對而言（請注意是相對而言的，因為波蘭仍奉天主教為國教，天主教的高級神職人員作為宗教領主享有其他教派高級神職人員所沒有的政治特權，比如天主教的主教可以自動進入聯邦參議院）的宗教自由在1573年被以《華沙盟約》的形式固定下來，變成了法定的權利。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法律不等於現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宗教自由被寫入法律恰恰是宗教自由在波蘭和立陶宛死亡的開始：因為反宗教改革開始了（事實上在此之前天主教會的壓力已經迫使除了波蘭兄弟會以外的其他新教徒聯合起來簽署《桑多梅日協定》，《華沙盟約》某種意義上恰恰是新教徒抗壓的結果）。得到教廷和耶穌會士支持的西吉斯蒙德一世頒布了大量的反宗教改革敕令，而東正教不幸也受到池魚之殃。1595—1596年波蘭當局強行推動布雷斯特教會聯合，迫使聯邦境內的東正教會從屬於天主教的教統（但在組織上和禮儀上仍維持相當程度的自治），即所謂的「東儀天主教會」或者「合併教派」。這一行動受到正教會和正教徒的強烈抵制，最終沒有完全成功。
同時波蘭當局秉承教廷的指示，在國內頒行《禁書目錄》，查禁了許多非天主教的書籍。1632年，波蘭當局禁止興建一切非天主教的教堂。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反宗教改革和波蘭的天主教化不完全是通過暴力形式實現的：耶穌會士積極興辦教育和文化事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成功將大部分新一代的波蘭權貴子弟轉化為天主教徒，包括在魯塞尼亞地區聲名顯赫、長期在聯邦政府內充當東正教徒領袖的維希尼奧維茨基家族族長耶熱米公（1612—1651）也在1632年改宗為天主教徒。到了17世紀初，非天主教議員基本上被驅逐出了聯邦瑟姆，除了路德宗（主要居住在德意志化嚴重的波羅的海沿岸公國和城市之中）以外其他非天主教信仰的信徒數量都在減少。
波蘭在宗教上轉向非寬容，特別是過去在政府中充當非天主教社區領袖/代表/發言人的權貴紛紛改宗，當然引起非天主教社區的恐慌。更重要的是，這些權貴在社區內一如既往的兼并土地、奴役民眾現在都失去了過去「同宗保教」之下溫情脈脈的面紗，反而帶上了宗教壓迫的色彩（實際上這些權貴本身未必是這樣想的，比如上文提到的耶熱米公曾試圖維持跟東正教會的協力關係）。這最終誘發了赫梅利尼茨基起義和大洪水（1648—1667）。
土豪波蘭發生大洪水之後，天主教權貴們的異教恐慌彷彿就「自我實現」了。波蘭兄弟會（塞爾維特唯一神論的信徒）由於特立獨行地堅持拒絕服兵役，被瑟姆認為「里通」瑞典新教徒侵略者（謝天謝地瑞典人可是路德教徒），在1658年慘遭驅逐。洪水退去之後，瑟姆在1668年馬上下令禁止天主教徒改宗其他宗教，在1673年立法禁止授予非天主教徒貴族頭銜。從此，整個施拉赤塔階級被徹底天主教化。到了18世紀初，波蘭民族主義已經跟天主教掛鉤，非天主教徒被禁止出任一系列的公職，包括被選入瑟姆。到了這個地步，甚至連天主教化的最大功臣耶穌會也被視為「非波蘭」，遭到了驅逐出境的厄運，可以說是作繭自縛。
波蘭在16世紀早期曾經是世界宗教寬容的高地、多元化的楷模，這不假。但它到了18世紀早期已經逆歷史潮流而動，變成了天主教教權主義狂熱之地，甚至於這被刻入了波蘭民族主義的「基因」一直傳承到今天。否認這一歷史過程毫無意義，相反掩蓋了這樣一個歷史問題：究竟是什麼力量讓一個素來有宗教寬容傳統的國家，在短短200年內變成了極度不寬容的國家，甚至影響一至於今日？今天某些自命為宗教寬容的國家，是否有可能重蹈波蘭的覆轍？
立陶宛邊疆地區和魯塞尼亞的東正教徒基本和其他人沒什麼區別，因為在通過《華沙條約》後，玻璃聯邦就確立了宗教自由的基本國策。後面西吉斯蒙德三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大力扶持國內的天主教勢力，客觀上對東正教徒產生了不利影響，（但波蘭很少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迫害事件。 錯誤）
--------------------2018.11.1更新------------------------上面的漱口水先生說的非常全面，這個回答我確實太草率了，希望以後有進一步研究的時候再做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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