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廣東，是我們村年輕人的宿命
生於1989年的我，一頭撞進了30歲。
作為一名考上了大學的「小鎮青年」，我似乎擺脫了流水線的命運，擁有了理想的職業 —— 畢業後成為一名記者，每天奔赴於不同的新聞現場。
卻始終換不來一份安穩的生活 —— 在付不起首付的城市裡，租房、工作、辭職，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過著漂泊不定的日子。
而我同鄉那些念不上高中的年輕人，則毫無懸念地湧向了珠三角的工廠。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沒文化，沒技術，不打工，能幹什麼。」
兩種平行線般的生活，在春節產生短暫的相逢。就這樣，我有機會不斷回望這片土地，以及生長於此的人們。
從謝家灣到東莞
我的故鄉，是一個距離市區10公里的湖南農村，名叫謝家灣。
記憶中謝家灣並不富裕，幾個月才吃上一次豬肉，但在我的童年濾鏡中，這裡無疑是可愛的：同輩的小夥伴特別多，大家一起上學、玩耍，日子簡單而快樂。
老家的房子都挨著，一排過去有四五戶人家，最靠山的一戶人家建了果園。
每年初夏，橘子未熟，我和小夥伴就開始偷摘酸澀的橘子。幾次猖狂至極，果實還沒來得及上市，就被我們偷光了。
小小的謝家灣，便是我兒時的玩樂天堂。
再長大一些，村裡但凡有點想法跟能力的，都進了城。
我家也不例外。讀完小學，我便隨父母搬到城區念書。
城裡的小孩喜歡扔沙包、玩賽車，我適應不了，只盼著周末跑回村子裡。
這樣的抵觸心理一直延續至今，我始終無法喜歡上這裡，反而常常看到小城市的不好。
許多外地人過來，會認為本地的人普遍大方、有錢。大方是真，有錢倒未必。據我所知，本地人習慣在兜里揣兩包煙，一包藍色芙蓉王，一包白沙。碰到熟人發藍芙，回家自己抽白沙。
事實上，本地人的工資不過兩三千。再加上近年資源枯竭、政策管制等原因，經濟更是一蹶不振。
唯一堅挺的是房地產，新出的高檔商品房已超過六千一平。
這樣的環境下，留給年輕人的機會不多，大部分初中沒畢業就上廣了。
在老家，人們把打工稱為「上廣」，即去鄰省的廣東。
我的發小小池便是其中之一。在謝家灣，他家跟我家是對門。小學畢業後，我隨父母進城，然後考大學。他則一直留在農村，讀了一年衛校後選擇放棄。
看似分道揚鑣的人生，實際上卻殊途同歸 —— 畢業後，我進了東莞的報社，小池則進了東莞的工廠。
再後來，我才明白，在短短的三十年間，中國正從一個高度農業化的國家向工業化急速奔跑。
而我所目睹的這些遷徙，不過是數以億計湧向城市、湧向珠三角的農村人口中，一個微不足道的縮影。
東莞是個大工廠
東莞堵車，世界缺貨。
在東莞當記者的兩年，我幾乎跑遍了下轄的32個鎮街。與老家匱乏的製造業相比，這裡的每個鎮街都有各自引以為傲的支柱產業。
不論衣食住行，人們生活中能接觸到的一切商品，幾乎都能「Made in 東莞」。
兩年後，我離開了東莞，前往北京，小池則留在虎門鎮街的一個服裝產業園。
去年11月，在一個溫暖、濕熱的下午，我約了小池在廠里碰面。他迎面走來，比印象中瘦一些。
「來來，喝什麼，直接拿。老闆，拿兩瓶紅牛。」
我連忙婉拒，但小池堅持請我喝紅牛。
他的廠房就在小賣部斜對面，老闆是湖南老鄉，跟我們同齡。連門口的保安都誇，「這個年輕老闆很厲害，在虎門有幾個廠，很快就要上市了。」
廠房共三層，裡頭70餘人，高峰的時候，一天能做上萬件衣服。
而小池的工作是給布料縮水：坐在一個兩米寬的機器前，將布料放進鼓風機熨燙一遍，再擺平放在地。這樣的動作，要從早上八點半一直重複到晚上九點。
小池對自己的工作還算滿意，就是個「擺子事」，不用動腦筋。老闆管的松，干累了，抽個煙、玩會兒手機都是可以的。
廁所也可以隨便去，不像那些大廠，撒泡尿都要打報告。
小池曾經在謝家灣呆過一段日子，關鍵是待不住。「種田都吃不飽，只能餓死。」現在的工作包吃包住，一個月掙4000多塊，比在家幹活輕鬆多了。
我倆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小池對我的北漂生活也很好奇，連連問道：
「在北京一個月有一萬多塊錢吧？」
「吃個快餐多少錢？」
「工作包吃住嗎？」
我如實回答，北京掙的多花的也多，一份快餐30塊，租個單間兩三千，存不下錢。
聊到最後，話題還是繞到我的婚姻大事上。
同齡的小池早早地完成了結婚生子，兩個孩子大的十歲，小的五歲，交給老人照看，夫妻倆只管在外頭掙錢。
他勸我早點成家，不要漂的太遠。像北漂時常焦慮的買房、教育、養老等問題，他都不太去想，走一步是一步。
人在廣東已經漂泊二十年
比起不愛操心的小池，同樣在虎門打工的表姐夫阿東，則焦慮得多。阿東比我們大七歲，在珠三角已經漂泊了二十餘年。
表姐夫是1998年上廣的，鐘錶廠跟電子廠都呆過，相關領域的技能幾乎吃通了。
虎門這家工廠的老闆把他挖過來當車間主管，工資漲到了快一萬。
這樣的收入，是大部分老鄉不敢想的。不過表姐夫負責的制管車間，要承擔整個工廠最苦最重的活 —— 制管、鍛造等步驟都在他的車間完成。
主管又是車間里最操心的人，像夾心餅乾般兩頭受壓，既要對老闆負責，提高生產效率，又要替員工操心，安撫他們的情緒。
有時員工想多請個假，表姐夫都會暗地裡通融，「活還得靠員工干，不替他們著想不行。」
表姐夫不希望打一輩子工，他有個開餐廳的夢想，曾經也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擺在他面前。
2017年，深圳寶安一家飯店因經營不善轉手。表姐夫計劃搭上全部積蓄，再借錢湊個近百萬盤下來，無奈家人不同意，覺得位置不好，沒有生意。
就在表姐夫放棄不久，那條街道進行了拆遷，四周蓋起了高聳的寫字樓，白領絡繹不絕。
表姐夫坐在虎門的小餐館裡，一邊跟我算賬，一邊後悔不已：店裡一份快餐賣15元，一天賣500份，月流水可以達到20萬左右。
不過，這樣小小的挫折並沒有讓他死心，表姐夫依然留意著虎門的飯館，希望有個改變命運，當上老闆的機會。
「再這樣下去，幹個十幾年自己都該退休了，一生就這麼過去了。」
進廠後，表姐夫又陸陸續續帶了一批老鄉進來，他的哥哥、鄰居都在這邊上班。每到飯點，湖南的老鄉會聚在一起吃飯、嚼檳榔。另一頭是四川老鄉，說著彼此聽不懂的方言。
表姐夫說，跟老鄉在一起，至少有個照應。誰家裡有個急事，需要錢，大家都會互相借，有時候五千，有時候一萬。
與家鄉有關的一切，都能消解異鄉的孤獨。就像老謝，打工20多年，還是吃不慣外面的飯菜，隨身帶著家鄉的鹹菜，「就算是個藠頭，也很下飯。」
2019年春節，人們陸陸續續地回到了謝家灣。泥濘的路面上，出現了許多嶄新的小汽車和串門的年輕人。
表姐夫說，在外面打工的老鄉，都憋著一股勁，希望有天能掙到錢，風風光光地回家。
「如果在外面掙了很多錢，老家人會高看你一眼。如果混得不好，過年的牌桌都沒有底氣上場。」
不論是青銅級別的「回家過年」，還是黃金級別的「進城買房」，甚至是王者級別的「蓋三層小洋房」。
回家，始終是他們心裡的最後一道防線。
就像我跟小池描述東莞多發達，GDP是老家的十六倍，他內心都毫無波瀾。
「除了上下班的路，其他地方都不認識。」
畢竟，虎門的房價接近兩萬，買房，連表姐夫這樣的車間主管都覺得是天方夜譚。至於我這種沒有單位的大齡北漂青年，更加是不可理喻的。
春節七天，如同煙火轉瞬即逝，謝家灣又將迎來長達一年的寂寥。
過了元宵節，人們陸陸續續離開。而這裡的每一次出走，都是為了更好地回來。
圖文 Xie Kuangshi | 編輯 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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