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明治維新，你肯定不會陌生，這是改變日本歷史的一場改革。我先帶你簡單回顧一下這段歷史。1853年，美國軍艦打開了日本國門，在隨後的十幾年裏，西方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劇烈衝擊着古老的日本，日本底層的志士們聯合起來，希望振興國家。1868年，他們武裝顛覆了統治日本200多年的江戶幕府，開始了維新改革。經過幾十年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日本各項產業蓬勃發展，爲振興國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在軍事上先後打敗了清代的中國和沙皇俄國，他們廢除了和列強之間的不平等條約，成了二戰以前白人世界之外唯一的列強。所以一般認爲，是明治維新改變了日本發展的走向，也改變了日本和整個世界的關係。在本篇中，你會通過薩道義的經歷，看到這種改變在那個西方文明衝擊着全世界其他文明的時代，是怎麼一步一步發生的。

薩道義

薩道義曾經兩次出任英國駐日公使。在成爲英國駐日公使之前，薩道義一直在日本做翻譯，他是當時唯一通曉英、漢、日三國語言的翻譯。薩道義的語言能力，讓他有機會廣泛參與到明治維新前後的很多重大事件裏，他寫的《英國策論》也成爲推動明治維新的重要文章。

初識日本

在薩道義剛到日本的時候，英國和日本就像兩個陌生人，完全不瞭解對方。在這段時間，薩道義對日本的瞭解逐漸加深，這也體現出日本和英國這兩個國家對彼此的瞭解逐漸加深。

應該說，薩道義對日本的第一印象很不好。在日本當時的通商口岸橫濱，經常發生日本人矇騙外國人的事情，薩道義本人就有過這種經歷。有一次，他想買一本日語標註的漢字字典，身邊的日本隨從主動要求幫忙，於是薩道義用四個銀幣買到了這本書。然而一個半月之後，薩道義自己去買書的時候，發現這本漢字字典的價格只有一個半銀幣。這件事情讓他很惱火，自認爲是紳士的他對這種“毫無廉恥”的行爲非常不滿，對日本的最初印象也很不好。

所以，薩道義一提到日本人就沒什麼好話。他說日本人“隨便撕毀合同、搞些商業欺詐簡直是家常便飯”。但他也提到，剛來闖蕩日本的歐洲人其實普遍素質也不高，所以當時日本人形容歐洲人在橫濱的聚集區是“歐洲的垃圾堆”。一邊是“騙子”，一邊是“垃圾”。總之，雙方都覺得對方很“野蠻”。

這種誤解，必然會讓生活在那裏的英國人和當地的日本人發生矛盾和衝突。影響最大的一個，就是發生在1862年9月14日的“生麥事件”。這是日本人和英國人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之所以叫“生麥事件”，是因爲事發地點叫生麥村，就在今天的橫濱市郊。事情的經過很簡單，有4個英國人遇到了日本地方諸侯——薩摩藩的諸侯護衛隊，護衛隊裏的武士讓英國人立刻掉頭回去，然而雙方語言不通，交流中有誤會，導致薩摩武士拔刀砍人，4個英國人一死兩傷。

生麥事件

在日記中，薩道義覺得這個事件黑白分明：野蠻的日本武士上來砍人，文明的英國紳士受害了，日本方面應當負有完全的責任。當時的英國人也普遍持這種觀點。生麥事件成了日英兩國外交史上一次重大事件，說明兩種文化正處於敵對狀態。

從薩道義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那時候典型的西方人眼中的野蠻、落後的東方。但是，實際上，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並不完全像薩道義看到的那樣。比如，江戶城的衛生條件其實非常好，大街小巷都遍佈公共廁所，還會有人專門收納穢物、回收賣給農民做肥料。想想同一時期，歐洲各大城市還缺少公共衛生設施，隨地排泄，如此說來，日本這方面其實勝過歐洲。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次衝突還原到歷史背景裏，就會發現薩道義口口聲聲說野蠻的日本人，並不是不分青紅皁白地砍人。在衝突發生一年之後，美國《紐約時報》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說：“這件事錯在英國人……錯在他們對日本的主要貴族如此無禮……雖然條約給了英國人居住和貿易的自由，卻沒給他們冒犯日本法律和習慣的權利。”

爲什麼這麼說呢？薩道義寫道，“日本平民見到日本諸侯出行都要跪在路邊迎接”，但是因爲薩道義自己是外國人，就只需要站立在一旁即可。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日本和英國兩種文化的差異非常明顯。我們有一句話叫“入鄉隨俗”，但是這些在日本的外國人卻搞特權，甚至挑戰當地的習俗，所以這件事當然可以說是英國人的不對了。

“生麥事件”把兩種文明之間的差異暴露出來了，同時，也促使雙方不得不更進一步適應對方。你會發現，在“生麥事件”之後，薩道義對日本的態度開始變化了，這種前後對比才是這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這種變化向我們展示了兩個文明在最初遭遇的時候，從誤解到認識，從偏見到理解的過程。從這裏，薩道義開始真正地理解日本，他就像適應日本料理一樣開始適應整個日本的文化。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後來發生了什麼。爲了給慘死的本國公民討回公道，英國人在一年後的1863年8月，把7艘英國軍艦開進薩摩藩，想要用武力威懾對手。但是英國人沒有預料到，薩摩藩竟然用陳舊落後的沿海炮臺給了英國艦隊猛烈的打擊。薩摩藩沿海炮臺區區十多門火炮，卻給三艘英國戰艦造成嚴重損傷，60多名英國軍人傷亡。雖然這件事最後以薩摩藩賠償給英國25000英鎊告終，但是薩摩藩這種英勇，讓英國人對日本人多了一些忌憚，也多了一些好奇。

一年以後，類似的事情在日本另一個維新重鎮長州藩發生，英國艦隊聯合法國、美國、荷蘭艦隊組成四國艦隊，摧毀了長州藩所有的沿海炮臺。這個時候，剛從英國留學歸來的長州藩志士伊藤博文擔任英語翻譯主動與英國聯絡，協調雙方停戰。伊藤博文大家應該不會陌生，後來中日甲午戰爭的時候，他就是日本首相，同時也是日本創建憲法、開設議會的核心人物。

在這次交涉中，薩道義因爲通曉日語，所以擔任翻譯。在接觸中他發現，日本人雖然一開始“表現得像魔鬼一樣兇橫強硬”，但很快就態度“和緩”，對各種要求“一一接受”，也“忠實地遵守了協議的規定”。

在跟日本薩摩藩、長州藩的兩次戰爭談判中，薩道義也深入到一線，和參與到歷史進程中的日本武士有了直接的接觸。在談判中，他進一步改變了對日本人的看法，他甚至認爲這些維新的日本武士很像“英國紳士”，評價他們“言出必行，值得信賴”。

所以說，兩次嚴重的軍事衝突並沒有讓英國和日本的地方藩國漸行漸遠。相反，這個故事有點“不打不相識”的意思。在這次的事件中，薩道義和英國都開始認識了日本的維新志士。薩道義和幕府末時期兩大雄藩——薩摩和長州志士從此展開了交往，還成爲了朋友。

《英國策論》的影響

儘管薩道義在《親歷記》裏表示自己選擇前往日本，是受了當時兩本著名的東方遊記影響，對日本產生了“年輕英國紳士都有的那種冒險主義熱情”。但是拋開自我美化的成分，薩道義更現實的考慮應該是要尋找上升空間，因爲英國政府給在海外工作的公務員準備了豐厚的薪水。薩道義作爲普通翻譯，在日本一年能掙400英鎊，而倫敦的熟練技工才掙50英鎊。

但是很快，薩道義就覺得這樣的工資安排也不公平，因爲他發現，雖然自己能夠直接翻譯日語和英語，但是其他不懂日語的翻譯居然掙得比他還多。在加薪的請求被拒絕之後，薩道義就開始悄悄地給日本橫濱的英文報紙《日本時報》投稿賺稿費。他發現《日本時報》的很多讀者其實是日本人，所以寫了兩三篇以後，他果斷地把文章內容從旅遊文化轉到了政治時事，著名的《英國策論》就是從這些文章中出現的。

薩道義的政論文章，主要是從他自己在工作中觀察到的現象出發，討論日本當時的政治和時事。薩道義發現，西方國家跟日本定立條約的對象都是幕府，但是幕府旗下的各藩諸侯其實對幕府的管轄不怎麼服氣，都想單獨和英國簽訂條約。同樣，即使幕府與英國簽訂了有關某些藩的條約，這些藩也往往以這件事不知情爲藉口，拒絕執行條約。所以，薩道義在文章中提出：幕府將軍並不是日本國家主權者，而是諸侯的首領，與幕府簽署的條約缺乏合法性。西方國家的當務之急是廢除所有現行條約，然後和天皇以及諸侯開會，共同訂立新的條約。

薩道義肯定從來沒想過做明治維新的導師，他只是寫了一點自己的工作感悟。可是，由於文章裏提到“幕府不能代表國家”，日本應該由“天皇和諸侯共同執掌國家主權”，這些觀點特別符合當時日本改革志士的想法。所以薩道義的文章剛一發表，就立刻在日本維新志士心中激起波瀾，他們乾脆把薩道義的三篇政論文章翻譯整理成冊，起名《英國策論》。《英國策論》迅速在維新志士之間傳播開，一時間幾乎人手一冊。這篇《英國策論》也被明治維新裏的另一個大人物西鄉隆盛稱爲“明治維新原型之文”。

明治維新教育

這裏我們再簡單說一點當時的背景。在明治維新中，日本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幕府在“集權”跟“聯合議政”之間的矛盾。幕府當然不想喪失200多年的政治權力，想把政權捏在自己的手中，但維新志士卻不想再聽從幕府號令，主張全國300多個諸侯“聯合議政”，讓天皇做國家的最高統帥。所以說，薩道義在文章中不僅發現了當時日本政治局勢的主要矛盾，還代表西方世界，提供了一種解決辦法。薩道義這幾篇文章橫空出世，給“集權”與“聯合議政”兩股潮流提供了一個折中提案：幕府將軍要重新回到一般諸侯的位置，和所有諸侯一同議政，但是，幕府將軍還可以繼續做個“諸侯首領”，主導新政府的政治決策。

薩道義的文章之所以能在當時日本維新志士羣體中引起那麼大的轟動，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19世紀是東西方大交流的時代，日本已經看到東方霸主中國被英國打敗了兩次，所以有識之士早就準備爲日本找一條出路，找一個新的學習對象，而他們找的這個對象就是英國。第二，日本的社會把人分爲四個等級，分別是天皇、幕府、諸侯、平民，這種社會形態和英國社會很像，所以日本人對薩道義介紹的英國制度接受起來很快。第三，當時日本維新志士急需外國勢力支持，他們以爲薩道義的文章，代表了以英國爲首的國際社會支持他們推倒幕府的主張。當時，薩道義的這個折中提案讓維新志士直接學走了。

1867年10月，在維新志士的建議下，幕府將軍宣佈關閉幕府，把一直以來把持的“大政”奉還給了天皇。“大政奉還”正是明治維新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幕府將軍的生死

薩摩藩維新志士認爲，英國支持他們推翻幕府統治的行動，所以他們盡全力想推動新任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訪問薩摩藩。這次訪問中，薩道義作爲巴夏禮的翻譯跟薩摩藩維新志士的領導者西鄉隆盛見了面，兩人相談甚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到這裏，薩道義已經徹底成了日本人的朋友。在之前說的第一部分中，他和日本人之間還存在很大的隔閡，如今已經惺惺相惜，甚至成爲摯友。這種轉變，除了因爲兩種文化遭遇過程中逐漸相互理解，還有薩道義個人的原因。他在日本這些維新志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對以西鄉隆盛爲首的維新志士抱有一種同情和鼓勵的心態。正因如此，他開始更多地介入到了明治維新，甚至參與到1868年的“戊辰戰爭”之中。

戊辰戰爭

當時，德川幕府雖然宣佈“大政奉還”，自己退居二線，但是這樣也沒有讓維新志士感到滿意。維新志士追求的是讓德川幕府徹底退出日本政治舞臺。所以在1868年2月，維新志士鼓動天皇下詔進行“王政復古”，也就是徹底取締幕府，重塑天皇權威。幕府當然不甘心這麼退出歷史舞臺，所以雙方就開戰了。

薩摩、長州等藩兵組成的維新軍隊獲得天皇下詔認可，士氣極高，而舊幕府軍隊看到自己失去大義名分，節節敗退。對於維新派來說，整場戰爭極爲順利，短短三個月時間，新軍就從京都一路東進，逼近幕府的大本營江戶城，而原幕府的將軍德川慶喜在經歷了一系列失敗以後，公開聲明放棄抵抗。

維新派首領西鄉隆盛希望“武力討伐德川慶喜”，但如果是那樣，德川家必然會依託江戶城和維新軍隊打巷戰，江戶城肯定要遭遇戰火浩劫。而且，日本也很可能因此爆發更大規模的內戰，那麼整個日本歷史恐怕都要改寫了。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英國公使巴夏禮站了出來。他強烈反對西鄉隆盛的武力討伐，認爲從國際法角度看，已經放棄抵抗的德川慶喜不應再受到攻擊。他甚至以拿破崙舉例：日本不應該處死德川慶喜，就像西方國家不處死拿破崙一樣。他告訴西鄉隆盛，這種文明人的做法更容易獲得西方國家的接受，那樣的話，西方國家也會更容易接受日本的維新政府。

對於巴夏禮的勸誡，西鄉隆盛一開始有些不以爲意。但隨後，由於英國公使館派遣薩道義監視維新軍隊的行動，新軍感受到了巨大的國際政治壓力。面對這種壓力，西鄉隆盛迅速做了一個180度的轉變，從“武力討伐德川慶喜”轉爲“和平解放江戶城”，維新軍隊與幕府最終達成“江戶無血開城”的協議。維新軍隊進駐江戶城，德川慶喜也僅僅遭到流放處理。

雖然英國政府要求英國駐日公使堅持“局外中立”原則，但從薩道義來看，你會發現這種“中立”只是表面說說，英國公使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到日本維新派的決策，甚至是像是否進攻江戶，是否嚴懲德川慶喜這樣的重大決策。同時，英國人這種寬容的態度，也讓日本人更信服他們了。而且這種態度也在客觀上降低了日本維新派和英國全面合作的戒心，所以，日本開始更堅定地學習英國，走向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