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彥新 王彥紅

70年前的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國革命即將奪取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組織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東方欲曉，一代偉人們在此親手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會上，毛澤東還向全黨同志鄭重提出“兩個務必”的著名論述。那麼，如此重要的一次會議，它是如何籌備的，會場是如何佈置的，警力是如何安排的，會議期間又有哪些文藝活動呢？……讓我們探祕尋蹤，共同走進歷史深處。

一、中共中央動議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過程是怎樣的？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是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在一個適當的時間根據形勢的需要而安排召開的。它有一個比較長的動議過程。

1、阜平城南莊會議上，首提七屆二中全會議題。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晉察冀軍區所在地阜平縣城南莊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此次會議上，首提七屆二中全會議題。在會議召開前的1948年4月25日，毛澤東親自致電已先期到達西柏坡的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通知他們即將召開的中央會議準備討論的問題，其中第二項內容即爲：“(二)關於在今年冬季召開二中全會的問題，二中全會的議題：（甲）中央工作報告（政治形勢的分析及黨的任務）；（乙）關於在民主革命中對社會各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丙）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及成立中央政府問題。”明確了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所議的三項議題，並請諸同志先作大概的討論，然後再到阜平開會時具體商議。

在接下來的城南莊會議上，對事先所提問題及七屆二中全會的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特別是針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及成立中央政府問題上，中共中央在開會的第一天就以口號的形式向全國發出。

2、九月會議上，中央提出對七屆二中全會的經濟政策進行研究。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組織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到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準備工作，明確了“要努力發展國民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並在9月13日做的結論中強調：“至於對經濟成分的分析還要考慮，先由少奇同志考慮，並草擬文件，以便在召開二中全會時用。”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晉察冀軍區所在地阜平縣城南莊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此次會議上，首提七屆二中全會議題。

3、三大戰役期間，中央多次發電明確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

在戰略大決戰激烈進行的日子裏，關於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相關事宜已在中共中央的具體謀劃之中。1948年12月18日，毛澤東爲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崗並告林彪、羅榮桓電：“爲了討論明年各軍作戰的整個戰略方針問題、準備召集二中全會問題及其他問題，我們擬約劉伯承、陳毅、饒漱石、羅榮桓、薄一波諸同志來中央開會，會期一月一日至五日。請高崗考慮是否可以暫時離開工作來中央參加此次會議。”同時，還致電饒漱石，請他按時到會。可以看出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已明確提上了日程。

4、一月政治局會議，特別明確了七屆二中全會諸任務。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組織召開了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報告，明確指出：“北平解放後，必須召集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這個會議的任務是：（1）分析目前形勢和規定黨的任務；（2）通過準備提交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的草案；（3）通過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軍事計劃；（5）決定經濟建設方針；（6）決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時，革命即將勝利，一箇舊世界就要被砸爛，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大計中，他們殫精竭慮，傾心繪製着新中國的藍圖，而這一切成果將在七屆二中全會中得以全方位體現。

二、籌備工作事無鉅細，如何做到萬無一失的呢？

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共中央對七屆二中全會的籌備進入了實質性階段。各項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會議的分工、會議通知的發出、會議材料的準備、警力安排等等，事無鉅細。那麼各項工作到底是如何做到萬無一失的呢？

1、明確分工，有條不紊。

起初，中央暫定3月1日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會議籌備總安排由周恩來負責。爲籌備召開這次會議，周恩來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會議所用的材料外，連警衛工作都在管。

1949年2月11日，周恩來召集人員商談七屆二中全會的準備事宜，確定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副祕書長兼中央軍委祕書長的楊尚昆負責籌備會務。2月12日，楊尚昆約中央辦公廳行政處處長伍雲甫、中央機要室主任葉子龍、警衛處處長汪東興共同開會商量會務事宜和安排分工：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雲甫負責，機要文件的閱發由葉子龍負責，安全警備由汪東興負責。

2、周恩來親自起草、毛澤東親自修改會議通知。

關於會議的通知，是周恩來親自起草，毛澤東親自改定的。

通知僅僅用了386個字，七句話，把與會者開會的時間、地點、會期、以及參會人員名單的反饋，部分同志能否到會的考慮都說得清清楚楚，不僅告訴了會議的基本內容，而且還考慮到了各局各前委工作、作戰的具體情況等多種特殊情況，簡短精煉，要言不煩。“中央定於三月一日起在原駐地召開第二次中央全會，會期五天至七天。你們接電後，望即佈置現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應儘可能地按時到達，並即將到會的與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名單，先行電告。西北野戰軍因作戰在即，德懷同志是否能到會請加考慮。向前同志病體如不便車行，可不來參加。鄭位三陳少敏兩同志現在養病期中，請東北局、華東局分別通知他們考慮是否能來，如不便遠行亦可不來。現在港、滬的劉曉、劉長勝兩同志因路遠不可能參加。李井泉、陳丕顯兩同志不是中央委員，因爲他們各擔任一個方面的工作，應邀他們參加此次會議。”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各地甚至個人情況的“瞭然於胸”，對全局的熟知與把握。

◆這是周恩來起草毛澤東改定的《關於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通知》手稿。

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負責同志發出了《關於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通知》。

接下來，中共中央從西柏坡發往前線的多封電報中，曾多次重申參會事宜。依據形勢的變化，對參會人員進行更加詳細周密的考量。如2月14日，周恩來致電東北局、華北局及平、津兩市委關於迎接民主人士進京事宜時，又明確：“在各方民主人士彙集北平之後，應召開一次歡迎大會。林彪、董必武、彭真、薄一波、聶榮臻等可在此會開過後再來中央開會。”四天後的2月18日，周恩來爲中共中央起草的給平津戰役總前委、華北局和平津兩市委關於調整平津領導關係指示電中又做了一個補充通知：“中央決定羅榮桓、薄一波、彭真、葉劍英、黃克誠五同志不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留在原地主持工作，其他現在華北的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均於醜儉前趕來中央開會。”充分體現了我黨務實、嚴謹、細緻的工作作風。

3、毛澤東親自確定會議材料。

七屆二中全會作爲中央在進城前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將明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後，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黨建等等方面的方針和政策，爲此中共中央特別重視政策學習，目的在於要求與會的每位代表更加全面地瞭解當時的革命發展形勢，掌握近期黨的革命任務，爲建立和建設好新中國做好準備。

1949年2月26日早，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要求爲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做好學習材料的準備工作。信的內容爲：（一）少奇修改政策彙編（似可用此四字爲書名），請印數十份，作爲清樣，發給二中諸同志。正式出書，可在二中後一二星期內，以便重校一次。（二）一月八日政治局決議請重印若干發給二中諸人。信中首先指定的學習材料是《政策彙編》，它是由當時西柏坡中央政策研究室編輯的1948年以來黨的重要文件專集，是一份黨內文件的彙編，分爲形勢與任務、軍事、城市政策、農村政策、羣衆工作、黨的建設等八部分，主要彙集了中共中央及各領導人的文章以及中共中央、新華社、中宣部等部門發佈的文件、發表的文章等共107篇。一月政治局會議的決議即《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文件。

3月3日，毛澤東又函告周恩來，請即將中共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鉛印若干份發給參加二中全會的各位同志，作爲討論經濟政策問題的參考。同時，爲了更有效地提高全黨的政治理論水平，中央宣傳部編譯一套“幹部必讀”書目，毛澤東批示送七屆二中全會審議，共十二冊：《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寧主義基礎》《蘇聯共產黨歷史簡要讀本》《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思想方法論》。這成爲建國初期廣大幹部、羣衆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必備書籍，對培養幹部，提高幹部理論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周密警戒確保安全。

負責會務工作的楊尚昆深知此次大會的重要性，他對會議的安全警衛非常重視。２月下旬他又找來汪東興和中央警備團團長劉輝山及參謀長古遠興進一步商討。幾個人將目前的戰場形勢和可能出現的危險做了細緻的分析。最後大家思考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即小規模的特務破壞、暗殺和國民黨空軍轟炸及空降。在研究國民黨空軍的情況時，楊尚昆特意到軍委作戰部一局查詢了國民黨空軍當時的編制實力及出動記載，尤其是轟炸機、運輸機的配備及傘兵部隊作戰能力。

根據研究和討論，楊尚昆向周恩來做了彙報：爲了保證會議順利安全地召開，除原有的中央警備團外，建議增派部隊加強警衛力量，執行反襲擾、反轟炸、反空降任務。

毛澤東親自安排警衛工作。2月23日，他爲中央軍委起草致羅瑞卿電：請你兵團即調一個較好的團來擔任中央的警衛，待中央遷移時即行歸建。同日，另電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爲加強中央機關的警衛，防敵空襲及傘兵襲擊，除令第十九兵團調一個團來中央警衛外，擬從四野炮縱抽調高射炮四至六門，配齊人員附屬裝備即來中央。

於是，第63軍軍長鄭維山派187師參謀長楊尚德帶領560團於3月1日趕到西柏坡。東北則調高射炮兵中裝備最好的第2團1連由副教導員周成崇帶領到西柏坡執行任務。楊尚昆和方誌純、劉輝山給他們交代了具體任務：“中央在此開會，你們這個團和高炮營擔任外圍警戒，準備對付敵人的空降、空襲，防止敵人來轟炸和搗亂，一定要保證會議的安全。”當即商定二中全會會場的防空陣地，設在東柏坡附近的山頭上，爲此西柏坡四面山坡上佈置了高射炮。

當時中央警備團雖已經抽調７個連800餘人進軍至北平，準備入城進行接管和警衛工作。但留在西柏坡的第二、三、五、六、七連及直屬警衛連、騎兵連仍還有千餘人，在團長劉輝山和參謀長古遠興的帶領下，擔負了這次會議的警衛。按照上級安排，中央警備團的主要任務就是積極地防止國民黨特務分子進行破壞活動，防禦敵人空軍的突然襲擊，並防止敵軍潰散部隊之可能的竄擾，保障會議的安全，保障首長行動、休息的絕對安全。汪東興和劉輝山、古遠興經過商討，決定在以前警衛佈置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以西柏坡會場爲中心的兩層外圍警戒，在所有的交通口、橋頭設置崗哨，嚴格檢查來往行人的通行證和監視壞人，並增派巡邏哨於各固定崗哨之間進行活動，限制外來的生人進入內線警戒區。核心區的警戒包括會場的警衛和中央首長住地的警衛任務，由何有興任連長的警衛連擔任，常設29個崗哨，設在出入村莊的路口、首長住地、首長經常往來的街道及村內山上的制高點等處。

爲保證這次會議絕對安全，周恩來專門找到負責大會警衛工作的方誌純要他彙報準備情況，並詳細詢問了警衛力量的分佈和警衛點的設置，出現情況的處理方案等等。要求方誌純：“這次警衛非常重要，第一要絕對安全；第二要依靠羣衆；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祕。”

３月５日上午，楊尚昆最後檢查了會場佈置、警戒、新聞攝影等工作。下午３時，七屆二中全會順利開幕。

七屆二中全會得以圓滿舉行，中央警備團、華北軍區187師560團和四野高炮2團1連這三支部隊組成的嚴密安全網功不可沒。

三、土坯屋裏繪藍圖，盛況是怎樣的？

1949年3月5日下午3時30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西柏坡勝利開幕。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列席人員11人。因各種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20人。

中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組成大會主席團，輪流主持會議，毛澤東主持了開幕式。會議由周恩來報告會議日程、到會人數與缺席人員。毛澤東宣佈會議開始，在對死難同志靜默三分鐘後，開始作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做報告從下午三點半開始，一直講到晚上八點半。這個報告爲會議定了基調，也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設計了宏偉藍圖。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爲中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特別是着重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採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等等。在報告中，毛澤東強調：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1949年3月5日下午3時30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西柏坡勝利開幕。

與會的各中央各部門和地區負責人圍繞毛澤東的報告進行討論，共有27人作了發言。3月13日，大會閉幕時，毛澤東作了會議總結。

會議最後一天根據主席提議，通過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這是中國革命歷史轉折關頭，中共中央繪製新中國藍圖的一次重要大會，它標誌着中國革命由戰爭轉向和平，由革命轉向建設，由農村轉向城市。毛澤東的這個報告則是實現黨的各方面工作轉變的總樞紐。

四、休會間隙議事忙，議了哪些重要的事？

會議從3月5日至13日，短短的八天時間。但除了正式會議，會議間隙也爲人們留下了許多難忘的鏡頭。

1、創建空軍提上中共中央議事日程。

3月8日晚上，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首長在七屆二中全會會址聽取了東北航校副校長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關於東北航校建設情況的彙報。

情況是這樣的，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一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們應當爭取組成一支能夠使用的空軍。”這是我黨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空軍的任務。身兼東北航空學校校長的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看到黨中央的決定，結合飛速發展的形勢，感到責任重大。徵得東北野戰軍首長的支持後，劉亞樓立即致電在東北的航校副校長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迅速到京。爲了使黨中央、中央軍委瞭解東北航校建設的情況，也爲了使航校建設直接得到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劉亞樓報請參加全會的東北野戰軍首長同意，派常乾坤、王弼去西柏坡向中央首長彙報。

◆七屆二中全會會場一角。

常乾坤和王弼接通知立即從東北出發火速趕往西柏坡。趕到西柏坡時已是3月8日早上。兩人來不及卸下長途跋涉的勞累，結合一路上的思考與討論，馬上投入撰寫航校工作情況報告，將航校情況、下步任務和建議逐一詳細列出。這個彙報稿長一萬多字，以文字爲主，並配多處表格數字，邏輯清晰，內容詳實。3月8日晚上，常乾坤、王弼來到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會址向中共中央進行了彙報。

毛澤東等領導人對東北老航校的建設很感興趣，在聽取彙報過程中，不斷插話詢問學員來源、訓練水平、裝備數量、飛機性能、教學能力、保障條件等等，對創辦航校取得的成績十分高興。當常乾坤談到航校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已經培養出飛行、領航、通信、機械等各類技術人員500多名時，毛主席連連稱讚：“了不起，很好，很好。過去在延安辦不到的事情，今天辦到了。你們爲今後正式建立空軍做了準備工作！”

常乾坤、王弼的彙報和建議，使黨的領導人對航校的情況有了基本的瞭解，並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提出爲加強航校建設，加速培訓航空人員，爲創建空軍作準備。

2、中央專門召集了人事座談會，研究幹部配備問題。

七屆二中全會結束的次日，爲迎接即將建立的新中國，中央專門召集了安排人事的座談會，研究華東、山東、浙江、上海、東北等地的幹部配備問題。會上決定：中共中央華東局由鄧小平任第一書記、饒漱石任第二書記、陳毅任第三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由饒漱石任書記，陳毅任市長；劉伯承任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山東分局改爲省委、由康生、張雲逸等負責；浙江省委由譚震林、譚啓龍負責；鐵路部門黨委書記由滕代遠擔任；高崗爲東北局書記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與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李富春爲副書記兼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同時研究抽調幹部到新區工作問題。

五、七屆二中全會是一次歷史性盛會，但卻留下了遺憾，那到底是什麼呢？

七屆二中全會的參會代表們，大部分很幸運，順利參會，有的則因爲工作和身體等原因沒能參會。但有一人，是因爲歷史給了他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到會”的，他就是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華東軍區副政委的黎玉，從而讓歷史留下遺憾。

黎玉，原名李興唐，1906年出生在山西省崞縣。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曾歷任中共北平市委職工部部長、天津市委書記、唐山市委書記，河北省委巡視員兼直南特委書記等職。

1936年4月，中共北方局決定讓黎玉到山東，恢復和建立山東省委，並擔任省委書記。從此，黎玉在這裏一干就是13年。在山東期間，他爲山東抗日民主政權的創建和發展以及開創山東的抗日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1949年3月25日，《人民日報》關於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道。

然而，1947年6月作爲華東局書記、華東軍區政委的饒漱石回到山東，同年11月康生在參加完全國土地會議後也從西柏坡來到山東就任山東分局書記、省政府主席。他們首先推翻了1946年9月華東局制定的《關於徹底實行土地改革的決定》，把山東黨打成“富農黨”，說他們執行的是“富農路線”，並大行“搬石頭”，將山東黨的許多優秀幹部通通搬掉。同時，各分區、縣、鄉的幹部也被大批撤職、降職和調離，大力推行貧僱農光榮的極“左”路線。自然，黎玉便成了“富農路線”的代表人物，以後又給他加上了“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地方主義”“拒絕華東局領導”等10多條罪名，對他的批判也不斷升級。但，黎玉始終從戰爭大局需要出發，從團結同志，維護大局利益出發，忍辱負重，以犧牲個人利益來維護黨和革命事業的最大利益。同時那時解放戰爭正處於戰略進攻時期，黨中央沒有時間、也沒有力量去徹底瞭解事情的真相，再加上時代的影響，因此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夕，作出停止黎玉到會的決定，成爲黨史上的一大憾事。

1986年3月，也就是他去世前兩個月，中共中央和山東省委爲黎玉進行了徹底平反，恢復了政治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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