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陽 穆建春

一代偉人毛澤東已經離開他所熱愛的中國人民有43年之久了，“說不盡的周恩來，研究不完的毛澤東。”我們愈來愈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的歷史已經爲毛澤東留下了一個任何人也無法去取代的位置。毛澤東不但是中國人民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

今天我們又從歷史的另一個角度去走近毛澤東和感悟毛澤東，即毛澤東他自己是怎樣去談論和評價自己的？他是怎樣在不同的地點、環境與公開場合裏去談論和評價自己的經歷、性格、思想、工作方法及理想和志願的呢？應該說，毛澤東是一個很坦誠、很幽默風趣、也很謙虛清醒和對人民有着無限熱愛的偉大領袖，尤其是毛澤東那種在政治上勇於擔當的精神，令我們這些後人十分地敬仰。

在編寫梳理此文時，筆者主要是參閱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毛澤東談毛澤東》一書中的部分文字與章節，並加以去編寫和論述的。讓毛澤東更貼切、更近距離地走入人民的心裏。毛澤東那種毫不掩飾的性格，時時刻刻都在影響着、感染着、震撼着筆者的心靈……

一、毛澤東說，我沒想到成爲共產黨人

對毛澤東，人們熟悉他身上的許多頭銜: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軍事家、戰略家、詩人、書法家等等，這些，毛澤東都是當之無愧的。

而毛澤東稱自已卻只是一個“teacher”（教師）。他說，自己從來也沒有想到會成爲一個共產黨人，而且還成爲黨的主席，更不用說上面提到的頂頂桂冠了。毛澤東說：“我是農民的兒子，自小過的就是農民的生活。”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最大的志願就是當一名教師，其次是當記者。1921年初，毛澤東在新民學會討論“會員個人生活方式”時說：“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第73頁）

◆1925年11月21日，毛澤東填寫的少年中國學會改組調查表。

這年底，已經是共產黨員的毛澤東在補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時，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一欄中，鄭重地填寫上了“教育學”三個字；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一欄中，填寫上了“教育事業”四個字；在“將來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一欄中，則填寫上了“教育事業之月薪報酬及文字稿費”；在“備考”一欄中，又填寫上了“所志願之事業現時還只着手準備，預備三年或四年後個人須赴國外求學，至少五年，地點在俄，後回國從事所欲辦之事業。”（見《五四時期的社團》（一）三聯書店第422頁）從這份調查表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從事教育事業不僅目標堅定，而且還有着具體的實施計劃。

這個志願對毛澤東的一生都有着重要的影響。當他成爲一名職業革命家和黨的領袖後，還多次談到自己去當老師的志願，即使到了晚年，毛澤東仍念念不忘自己曾短期所從事過的教員生涯。

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對自己有時因睡不好覺大發脾氣而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自我批評說：“告訴同志們，毛澤東不可怕。我沒想到我會當共產黨的主席。我本想去當一名教書先生，就是去當一名教書先生也是不容易的事呢。”

1955年10月，毛澤東在與日本朋友談話時說：“人並不是一生下來，他母親就囑咐他搞共產，我的母親也沒有要我搞共產。共產是逼出來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第224頁）

◆1965年1月，毛澤東與斯諾在一起愉快交談。

1965年1月，毛澤東在與斯諾又一次漫談時說到，他的生涯是從做小學教員開始的。當時他沒有想到去打仗，也沒有想到後來成爲共產黨人。他像我（斯諾自稱）一樣，多少是個民主人士。後來——他有時也感到奇怪，是哪些原因偶然湊合的結果——他才變得有志於建立中國共產黨，不管怎樣，事情的發展是不以他個人的意志爲轉移的。

毛澤東與斯諾的第一次漫談是在1936年10月，也是毛澤東唯一一次比較完整地談到自己的經歷。作爲一名一生都在追求未來的偉人，毛澤東幾乎沒有時間去停下腳步來回首往事，去關注自己已逝去的歲月。實際上毛澤東從他心裏也並不願意去回憶自己的經歷。但人們總是企盼讀到偉人的自傳，然而，越是偉大的人物，留下的自傳越少，似乎註定要讓歷史去公論，讓後人去評說。

因此，斯諾憑着與毛澤東唯一一次的4個夜晚的漫談，後來寫成了轟動中外的《西行漫記》一書。《西行漫記》一書中專門有一章論述毛澤東的經歷，名爲“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在這一章中，斯諾以毛澤東自述的口氣，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紹了被國民黨稱爲“匪首”的毛澤東的生平。這是該書的一大特色，也是該書引起轟動的一個重要方面。

看來人生多變，毛澤東也不例外。時勢造英雄，是歷史把毛澤東給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並又將他鑄造爲中華民族的歷史巨人。

二、毛澤東是怎樣去談自己的思想的

毛澤東在談自己的思想時曾說過：“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尤其是對自己的著作的發表，對“毛澤東思想”及“毛澤東主義”的表述一直採取極其慎重的態度，在對建國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宣傳就更爲謹慎。毛澤東深知理論對於實踐的指導意義。所以，他對自己著作的發表總是採取等一等、看一看的態度，經過實踐去檢驗後再拿出來，他反對對他的著作和思想採取過分吹噓的態度，主張研究新問題，提出新方法。

“我這個人本來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老將軍蕭克，也是毛澤東的同鄉，他回憶說，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對他說過，“我這個人的頭腦也很複雜，小時候信佛教，跟母親朝拜南嶽，信過孔夫子，後來信進化論，最後纔信馬克思。” 1936年秋，毛澤東在與祕密到達陝北蘇區訪問的美國記者斯諾談到自己的經歷時也曾談到自己思想上的複雜性。

建國以後，毛澤東又多次地談到自己思想上的舊東西對他的影響。1959年4月初，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講到黨內民主生活時，又說，我這個人也有舊的東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澤覃同志與我爭論一個問題（說到這裏，他又補充一句，這個同志已經在江西犧牲了），他不聽我的，我也沒有說服他，就要打他。他當場質問我：“你怎麼打人？”事後，他還在一些人面前講我的閒話，說：“共產黨實行的是家法，還是黨法？難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見就打人？如果實行家法，父母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澤東就是這麼一個胸懷坦蕩的共產黨領袖。即使在個人崇拜盛行的年代，毛澤東對自己的認識仍是很清醒的。1970年12月他對斯諾說：“我長期也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開頭相信孔夫子，後頭相信康德的唯心論，什麼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華盛頓，相信拿破崙。”（《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 第13冊第171頁）

對毛澤東關於自己思想中的舊的東西，周恩來有過一段精闢的論述：“毛主席常說，他是從農村中生長出來的孩子，開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後的。他最不同意晉察冀一個課本描寫他在十歲的時候就反對迷信，說他從小就不信神——毛主席說，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而且一般地說，在那樣的封建社會裏，不管農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長在十九世紀末的農村裏，不可能沒有一點迷信。爲什麼要說明這個問題呢？就是我們在廣大青年隊伍中，不要因爲有的人還迷信就認爲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變成今天的毛主席（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兩年你還不是迷信！你年輕時還不是有醜鼻涕！不要進步了就對小孩時的醜事不願去正視了。”（周恩來《學習毛澤東》:《周恩來選集》第332頁)

關於小時候迷信的事，毛澤東也曾以他特有的幽默表達過這一點。在1959年毛澤東回到韶山，當他走入他的故居時，對着堂屋正中靠牆擺過神龕的地方風趣地說：“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過的地方。”過去在農村裏，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在神龕前頂禮膜拜。

周恩來的結論則是：毛澤東“之所以偉大，在於他能夠從迷信中覺悟出來，否定舊的東西；他之所以偉大，更在於他敢於承認舊的過去”。

三、毛澤東在談自己的領導方法時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

關於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足以去寫一部厚厚的書，作爲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有着異於常人的高超之處，有人將其稱爲領導藝術。而毛澤東則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

1965年，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先生越洋回到祖國懷抱。同年7月26日上午，毛澤東接見了李宗仁夫婦和李的機要祕書程思遠。談話中毛澤東問起程思遠的學歷和工作經歷，後來又談起美國。程思遠說，美國總統肯尼迪生前的辦公桌上就擺着一部《毛澤東選集》，看來他是要部下去研究中國。程思遠又說道，近來一位國民黨人對我說，他也用毛澤東思想辦事，他把毛澤東思想概括成兩句話：調查不夠不決策，條件不備不行動。聽到這裏，毛澤東笑了，似乎對這句話頗爲欣賞。突然，毛澤東問程思遠：“你知道我靠什麼吃飯嗎？”程一臉茫然地回答道：“不知道。”

◆1965年7月26日，毛主席接見李宗仁夫婦及程思遠先生。

“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毛澤東說，“以前我們人民解放軍打仗，在每個戰役後，總來一次總結，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然後輕裝上陣，乘勝前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終於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程思遠:《難忘的一天》）

從一個國民黨人口中“調查不夠不決策”的一句話中，引發出了毛澤東這一番“靠總結經驗吃飯”的議論，由此可見它的重要性。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是一件工作的兩個階段，有着密切的聯繫。調查研究於前，總結經驗於後。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分析、綜合、判斷，總結出經驗，這是毛澤東的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中國革命事業取得偉大勝利的法寶。毛澤東率領千軍萬馬打江山離不開它，而我們今天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是更加離不開它的。

毛澤東的領導方法，簡單地說，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重視調查研究，汲取羣衆智慧，善於總結經驗。“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也沒有發言權。”

爲了使調查研究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在1931年4月2日，毛澤東起草了《總政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這是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的名義發給紅軍各政治部和地方政府的通知。在這個通知中，毛澤東就發展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思想，同時又進一步地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也沒有發言權”的科學口號。這就是說，一個領導者，在對某一個問題的判斷、決策之前，雖然做了調查，但是不做正確的調查與研究，就不能獲得正確的材料或者得到真實的情況，因此，他同樣也沒有獲得對這一問題的正確發言權。因爲他這樣作出的判斷和決策是不可能實事求是的，錯誤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認識社會需要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都非常重視調查研究，注意研究中國社會的實際。這是他同時代的人都難以去與之相比的一個顯著特點，因此有人讚譽毛澤東是“調查研究之父”。

◆毛澤東早期撰寫的部分調查報告。

毛澤東還有一句口頭禪：“誰要是不願下去，不搞調查研究，我是拿起石頭要打人的。”

在毛澤東的許多重要著作裏，都是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寫出來的，毛澤東自己也是這樣認爲的。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是不可能寫出的，因爲沒有經驗。所以，那些失敗，那些挫折，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沒有那些挫折，我們黨是不會教育過來的。”（《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說：“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爲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毛澤東說：“我只是總結了別人的意見，不是我的創造。”“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毛澤東一生注重調查研究，現在我們仍能看到毛澤東當時寫的調查報告，如《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興國調查》《尋烏調查》等。他非常珍惜自己的調查研究成果，特別是他自己感到滿意的調查研究成果丟失了，便非常惋惜，一旦重新找回，就像失散了多年的“孩子”又回到自己身邊一樣地高興。1930年5月在尋烏寫的《調查工作》失而復得，就是典型的一例。1964年6月，這個《調查工作》收入了《毛澤東著作選讀》後就公開地發表了，毛澤東爲它又改寫了一個名字，叫《反對本本主義》。

今天我們可以去說，中國革命的每一個成功和勝利，都是與正確的調查研究，得出的實事求是結論是分不開的。而每一次的失誤，又都與忽視調查研究，黨的指導思想嚴重脫離客觀實際而分不開的，比如像1958年“大躍進”的失誤，深深地震撼了毛澤東的心，嚴酷的現實也使毛澤東清醒了許多。1959年2月，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公開地自我批評說：“我們曾經提過一些不適當的指標，包括我自己在內。”雖然在這次會議上並未完全去解決這個問題。但毛澤東仍一再表示：“1958、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的身上。”並又說，“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在1961年前後，毛澤東多次倡導全黨要興起調查研究之風，並且是身體力行地帶頭去做。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圖爲毛澤東與周恩來在會上交流。

1962年1月，毛澤東又在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誠懇地向全黨說：“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家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爲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 第10冊第24、29頁）

毛澤東還說：“在認識客觀規律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着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就是一些蠢人。”

作爲一位受全國人民愛戴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能站在對黨、對人民、對歷史負責任的高度上去認識和看待“大躍進”中的失誤，確實展現出了一代偉人毛澤東的偉大英明之處。

四、毛澤東說，我想把整個中國要緊的事情辦定

作爲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不僅爲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獻出了六位親人，而且還獻出了自己畢生的智慧、心血和個人的一切。毛澤東的志願早已與中國人民的偉大壯麗事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與中國共產黨的宏偉目標交織在一起，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融合在一起。但是，作爲他個人，也是有他自己愛好的志願和職業，如青年時期，他的志願是當教員，還有就是當新聞記者，獻身中國革命後他的志願是與中國革命事業的需要相一致。但這並不能去說他是沒有自己的選擇與想法的。

1961年8月在廬山，有一天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張仙朋聊天，又談起了他的志向。毛澤東說，我有三大志願：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業，搞一年農業，搞半年商業，這樣使我多調查研究，瞭解情況，我不當官僚主義，對全國幹部也是一個推動；二是我要騎馬到黃河、長江兩岸進行實地考察，我對地質方面缺少知識，要請一位地質學家，還要請一位歷史學家和一位文學家一起去；三是最後去寫一部書，把我的一生都寫進去，也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地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和全中國人民去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遺憾的是，由於毛澤東所處的地位和各方面的客觀條件所限，毛澤東的三大志願並沒有去實現。毛澤東後來也說：“我也有些好高騖遠，我要騎馬沿黃河走一趟，可是脫不開身，一直不能如願。”但毛澤東對黃河的崇敬與萌發騎馬考察黃河的念頭從未斷過，以至在幾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去提起來，毛澤東說：“我們不能只罵黃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實黃河很有用，是一條天生的引水渠。”（陶魯笳《一個省委書記回憶毛澤東》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43頁）

“我要寫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蔣介石登臺的大事記”，這是毛澤東繼提到的他想蒐集中國戰爭史資料後，在1939年1月給何干之的信中提到的事情。（《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第136頁）毛澤東與蔣介石既是對手，也是“朋友”。毛澤東曾對美國總結尼克松稱蔣是他的“老朋友”。毛澤東對蔣介石這個人很感興趣，曾在一次大會上說要讀一讀蔣介石的書，話是這樣說的：“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的一生全身心都在爲中國革命和建設而操勞奔波，他始終未能騰出時間來完成自己的寫史心願。不但是毛澤東自己，也是我們後人深爲之而遺憾的事情。

研究毛澤東，學習毛澤東，你常能感覺到他對中國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一說法的推崇。毛澤東的愛好興趣十分廣泛，他對自然科學的觀點“列寧講過，凡事都可分。舉原子爲例，不但原子可分，電子也可分”。可是從前認爲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這門科學還很年輕。近幾十年來，科學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這是重的，還有輕的。至於電子同原子核可以分開，那早就發現了。……電子本身到現在還沒有分裂，總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個真理。如果有竭，就沒有科學了。世界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空間方面，宏觀、微觀，是無限的。物質是無限可分的，這已經爲世界許多科學家所接受。在1977年夏威夷召開的第七屆粒子物理學討論會上，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格拉肖提議把構成物質的所有這些假設的組成部分命名爲“毛粒子”，來“以紀念已故的毛主席，因爲他一貫主張自然界有更深的統一”。這個提議，表示了一個科學家對一個哲學家的深刻見解的敬意，也是對毛澤東在鑽研自然科學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結果的肯定。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毛澤東始終有一種時代的緊迫感。從毛澤東的性格來說，他是一個永無滿足的人，他總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去解決更多的問題，比如說在收復臺灣、實現海峽兩岸統一的大問題上，毛澤東可謂是費盡了心血與操勞。毛澤東說：“我想把整個中國要緊的事情辦定。”如果說以1949年爲界，把毛澤東的一生劃作前半生與後半生兩個階段的話，那我們就可以說，僅僅前半生，無論是站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緯度上去講，毛澤東是爲中國人民建立下了不朽的功績和作出了歷史上的偉大貢獻。建國後，毛澤東又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毛澤東的心中，他日夜思念的是如何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使人民儘快過上富裕的日子。除了想辦法儘快使人民富起來外，毛澤東還在爲改造人們的精神世界在“想一個辦法”。

毛澤東在參加十三陵水庫工地義務勞動時就說，不但要改造自然，更要改造人類自身。毛澤東說，人不應該有自私自利，爲自己幹活就有勁，爲人民服務就缺少熱情和幹勁。他希望能教育出大公無私的新人來，都能具有爲人民服務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毛澤東又說，人類有幾千年的私有制，要改變私有制是很難很難的啊，越是難我們就越要去努力做，否則還要我們這些共產黨人來幹什麼！

從西柏坡進城的前後，毛澤東最大的擔心莫過於共產黨革命性的衰退。當毛澤東發現他親手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和建設的新中國還有些不盡如意之處時，如黨內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腐敗現象時，再如，如何防止中國不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毛澤東則提出了他的政治觀點“防修反修”，爲此，他老人家那個一直“要想個辦法”來的“想法”，可能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緣由之一。也許毛澤東對他所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有些急躁？或許是他超越了物質條件的允許範圍？再或許是說超越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但不能不說毛澤東在晚年時的雄心壯志仍然是非常之大，毛澤東始終是個“壯心不已”的人，這從他一系列許多談到的志願中就可以去印證的，使我們這些後來人始終感受到他“志在千里”的“壯心”仍還在跳動着……

從毛澤東的本意來講，他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中國革命事業向前推進。毛澤東爲了實現這一理想已經苦心操勞了一輩子。正如黃克誠所評價的那樣，“毛澤東所犯下的錯誤也是一個偉大革命家的錯誤”。毛澤東的理想始終是偉大而高尚的。

本文爲頭條號作者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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