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日報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這也是國民黨勢力在中國大陸所盤踞的最後一座大城市。

然而，真正的和平並未就此到來。從全國各地潰逃麇集於成都的國民黨潛伏特務、落魄軍官很快竄逃至川西北阿壩地區的雪山草地，拼湊起數千嘍囉，四處興風作浪。正是這撮號稱“陸上臺灣”的匪軍，成了新中國的肘腋之患。

1951年仲夏，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派出一個祕密情報站，代號“208”。他們廣泛依靠藏、羌、回、漢各族羣衆，積極爭取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在雪山草地間支起了一張隱形的情報網，導引着剿匪大軍犁庭掃穴，蕩平匪患。

“小公安”領導“老特務”

1951年7月上旬，一個悶熱的下午，成都軍管會公安處政治保衛室偵查員李守福受命來到了會議室，接受領導佈置的一項機密任務。

時間已經過去了近60年，已是80歲高齡的李守福仍清楚地記得那次會議的每一個細節：

“會議室正中擺着一張桌子，我坐在一邊，對面是政保室主任林佐夫、偵查科長王禾、老偵查員劉傳弗。屋子的一角有個老式電風扇，一直在‘吱吱扭扭’地響個不停。”

會議的氣氛讓當時還年輕的偵查員有些緊張。

林佐夫開門見山，簡明扼要地敘述了任務的情況。

茂縣專區（今阿壩藏族自治州）流竄着五六千作亂叛匪，這是國民黨潰逃臺灣前，利用雪山草地險惡的自然環境和複雜的民族關係，有計劃布建的反共遊擊武裝，這些人不同於一般土匪，而是一個政治和軍事匪幫。中央軍委決定組建西南公安師，擔負清剿雪山草地叛匪的任務。

雪山草地社情複雜，敵在暗，而我在明。爲配合部隊剿匪，成都軍管會公安處政治保衛室決定組建一個祕密情報站，潛入叛匪活動區域，進行情報偵察。

而這個代號“208”的情報站，就交由李守福負責。

“我？”李守福對組織上選擇自己擔此大任有些驚訝——那時他年僅21歲，看上去還是個毛頭小子。

不但是李守福，記者對這個決定的因由也很是好奇。不過，瞭解了李守福的詳細資料後就會發現，除了年齡有些小之外，他的確是這個職務的最佳人選。

李守福1930年生於山西洪洞縣。1945年，還在讀中學的李守福就參加了革命，當時就是地方公安系統的偵查員。1950年，他作爲南下幹部分配到成都，在政保室工作隊任偵查員，負責緝捕逃亡潛伏匪特、挖繳非法電臺及武器等。雖然只有21歲，李守福卻是一個有着豐富經驗的“老公安”了。

現在已是古稀之年的羅克剛和毛思寇，曾對成都市公安局60年的歷史進行過全面整理，對李守福再熟悉不過。他們告訴記者，當時政保室共有兩個組，李守福已經是偵查組的組長，在這個職位上表現出很強的工作和領導能力。李守福不但精明強幹，而且爲人熱情、豪爽，這一點特別有利於在多民族雜居地區獨當一面，與少數民族羣衆交往。

雖然有些出乎自己意料，但李守福還是“深感光榮和責任重大”地接受了這項任務。不過，領導接下來的話又讓他心底一沉：

“這個情報站，只有你這個站長是公安幹部，其餘都是國民黨原警特人員。”

交給李守福的是這樣一張208情報站成員名單：國民黨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大隊長康伯桃、大隊副白德偉、督察室主任張尚鈺、稽查處社偵組副組長何麟、原四川省會警察局分局長鍾添麟、原國防部二廳川西游擊區情報員馬秀生……共17人。

爲什麼選擇國民黨的警特人員？李守福當時也是滿心疑慮，但經領導細說其中用意，很快心下釋然。

“藏族有句諺語‘只有老鼠才能找到老鼠洞’，我們的做法就是‘以特製特’、‘以毒攻毒’。”李守福對記者笑着說，“當然，這些原來的國民黨警特已經是我們的同志了，他們也確實是最熟悉那些匪幫的情報員人選。叛匪中許多人是這些情報員原來的同僚或上司，便於開展內線偵察和分化瓦解。”

自然，列入208情報站成員名單的原國民黨警特人員，是逐個甄別審查後挑選的。他們都是起義或自首立功人員，歷史罪惡不大。成都解放後，他們親眼見證了新社會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真心實意擁護黨和人民政府，自覺自願想立新功。

當年的情報站站長李守福，也不清楚“208”這個編號的由來，可以肯定的是，潛入雪山草地的祕密情報站遠非208一個。在此後三年的剿匪戰鬥中。208卻是工作最爲突出的一個。

1951年7月18日，西南公安師四千剿匪大軍從什邡揮師進入阿壩地區。同日，李守福率領208情報站的偵察小分隊，也從成都向着雪山草地進發。等待他們的，不僅是惡劣的雪域高原、草地沼澤，還有各種力量盤根錯節、錯綜複雜的鬥爭環境……

　“陸上臺灣”

四川省西北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原稱茂縣專區，是塊地域廣袤、人煙稀少、自然環境惡劣的高寒地帶。當年紅軍長征翻雪山、過草地，指的就是這裏，那是長征中最艱苦、最漫長、最危險的戰鬥歷程。夾金山、毛兒蓋、馬爾康……這些冷僻的地名銘刻着那段血肉和生命鋪就的偉大征程。阿壩遂有了“雪山草地”的別稱。

紅軍勝利走過雪山草地之後的14年中，乾坤逆轉。

隨着中國大陸最後一座大城市成都的解放，國民黨殘兵敗將竄入了雪山草地，借這裏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複雜的社會條件苟延殘喘，積蓄力量，妄圖東山再起。

這些匪幫實際上是國民黨潰逃臺灣之前佈下的一顆顆“定時炸彈”，受蔣介石集團的直接領導。朝鮮戰爭爆發後，川西的反動軍事力量被美國中情局看作“插入中國腹地的一把匕首”，暗中加以扶植，不斷地爲其空投特務、物資和軍事裝備。蔣介石更是慷慨地爲各路匪首“加官晉爵”，各種委任狀、嘉獎令隨着空投一起到達。一時間，反動匪幫的司令們“將星閃耀”，部隊的番號、人數任其吹噓。

當時，香港一家雜誌用來自臺灣的消息刊登了題爲《陸上臺灣——傅秉勳和他的黑水根據地》的文章。文章說：“短短幾個月內，四方義士風聚雲涌，如今傅的大旗下已擁兵10萬，且多爲國軍正規軍人……”

“陸上臺灣”的名頭就此叫響，但它的“十萬大軍”卻是癡人說夢。

阿壩地區的敵情、匪情錯綜複雜，拋開一衆宵小不談，形成規模的反動軍事力量主要有三股，總人數五六千人。

其一是傅秉勳匪幫。

傅秉勳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五期，是蔣介石的“門生”，先後在胡宗南、楊森的手下任過師長和軍長，官至少將。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傅幾次轉投靠山，兩次攜款潛逃。氣急敗壞的蔣介石將其列爲通緝犯，甚至把他從黃埔軍校的名錄中除名。

成都解放後，傅秉勳私藏千兩黃金逃到阿壩地區的靖化藏區。在那裏他遇到了國民黨某師殘部400餘人。傅亮出自己的軍銜和黃金，遂成了這支殘兵的“司令”，並與臺灣取得了聯繫。

蔣介石獲知傅秉勳在大陸後方拉起了一支隊伍，大喜過望，不但收回了通緝令，還電命傅秉勳爲72軍軍長，官升中將。傅秉勳以400餘人槍爲資本，收羅各種社會渣滓，成了匪患力量的主要軍事指揮者。

其二是周迅予匪幫。

周迅予是國民黨軍統局的元老之一，老牌特務頭子。上世紀30年代，周迅予在上海曾參與策劃暗殺著名“左派”人士楊杏佛和《申報》社長史量才。1949年任成都稽查處長時，一手製造了國民黨逃離大陸前最後一次大屠殺——成都十二橋血案。

成都解放前夕，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組建“反共救國軍”，其中第三縱隊司令即是周迅予。成都戰役開始前，周迅予即帶領一幫軍統特務、反動武裝向川西北逃竄，沿途勾結豪吏劣紳，收羅殘餘匪特，裹脅地痞流氓，拼湊了一支號稱千人的所謂“敵後國軍”，活動範圍在草地的松潘、理縣、茂縣等少數民族地區。

其三是何本初匪幫。

何本初原是茂縣專區專員，當地解放時曾假起義，暗中組織茂縣專區反共自衛救國軍，自任總司令，委任各縣僞縣長爲所屬各部司令，糾集地方武裝，組織叛亂。

若只是這三股匪幫的幾千人馬，在把國民黨800萬軍隊都打垮了的人民解放軍眼中根本不足一提。當時阿壩地區的敵情、匪情之所以複雜，是因爲這些反動力量把當地的民族勢力裹挾了進來。

當時，川西北藏區土司林立，各霸一方，各自爲政，時而聯合，時而廝殺，互擾不已。國民黨特務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極盡脅迫利用之能事。一方面進行反動宣傳，歪曲我黨和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另一方面以高官厚祿相許。一些少數民族頭人、土司被國民黨特務矇蔽，爲他們提供庇護支持，甚至與其同流。

時值抗美援朝期間，西藏和平解放的談判正在進行。流竄在雪山草地間的數千國民黨匪幫，成了新生的共和國的肘腋之患。

毛澤東這樣定義川西北剿匪的戰略地位：“就全國軍事大事來說，本年度（1952年）是抗美援朝第一，進軍西藏第二，黑水剿匪第三。”

黑水，即爲川西北國民黨匪幫巢穴所在。

　利源商號

雜谷腦，阿壩州理縣縣府所在地。這個散落山腰的荒涼小鎮，西扼阿壩馬爾康，東連松潘、茂汶，北接黑水地區，是內地進入藏區的交通要衝和門戶。

新中國成立之初，雜谷腦居住總人口不足千人，卻聚居着藏、羌、回、漢等多族人口。在內地，這樣的規模只是一個小村子，而在地廣人稀的阿壩地區，雜谷腦已經算得上個繁華市鎮了。

1951年7月下旬，一位漢族貨郎買下小鎮東面山坡上三間羌式石屋，又僱了幾個羌族工匠將其修繕一新。這個貨郎也是受人之託，爲準備在雜谷腦開商號的另一位老闆備好了鋪面。

是年8月中旬，一位年輕的漢族老闆帶着一個十幾人的商隊來到雜谷腦。他們把人背牛馱的幾十包貨物擺進石屋。鹽巴、磚茶、針頭線腦……各色在藏區有着極好銷路的貨品擺了兩間鋪面，另外一間則開了診所，也做住宿之用。

一面白布旗號掛在房檐，上面用漢、藏兩種文字書寫着：“利源商號”。

利源商號的老闆，就是208情報站的站長李守福，隨他而來的那支商隊，則是情報站創建之初的全部成員。這個利源商號，是李守福偵察小分隊進入阿壩地區之後建立的第一個情報站，也是由此向廣袤的雪山草地輻射情報網點的“208”總部。

從成都到雜谷腦，其實不過200多公里的路程，208情報站的成員們卻走了將近一個月。回想起那段艱苦的行程，李守福至今感慨良多：“都說‘蜀道難’，可我們走的這趟線連一條稱得上‘道’的路都沒有，僅有些牧羣踩出的羊腸小道。這一路，有一大部分是靠手腳並用爬過來的。”饒是道路難行，這支商隊還要把在成都購買的貨物全部隨身攜帶，一路翻山越嶺，行路愈發艱難。

出發前，成都軍管會公安處爲208情報站撥款6000萬元（相當於現在的6000元），全部購買了茶磚、鹽巴等貨物。

“這筆錢可是不小的啓動資金呢。”李守福笑着說，“利源商號一開張，就是當地最大的商號，後來又在幾個鎮子開了分號。我這個‘李老闆’成了大富商，在當地可是很風光的。”

在幾乎沒有道路交通的情況下，阿壩腹地可以說是與世隔絕的，與外界的信息、經濟往來，靠的就是利源商號這樣的商隊。這也爲208情報站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掩護身份。

利源商號雖只是個掩護，賣的卻是貨真價實的藏區暢銷貨，生意也着實不錯。開張三個月後，不僅基本解決了營業之初的資金緊張、情報員生活無保障等難題，經營所得利潤還足以支撐情報站的自身運轉。

商號開張，李守福就以老闆的面目坐鎮指揮，情報站的其他成員，都成了貨郎，揹着揹簍或騎着馬，遊走四方，明裏賣貨，暗中收集情報。情報員鍾添麟懂得醫術，就扮作走方郎中，揹着藥箱四處行醫。因其醫術當真了得，還被當地羣衆譽爲“我們的好門巴（醫生）”。

而與此同時，李守福等人還在藏、羌、回、漢等各族羣衆中不斷吸收情報員，發展情報關係。在208情報站展開活動的三年中，共發展情報員88名，建立情報關係200名，其中10人被國民黨殘餘匪幫發現後慘遭殺害，沒有一人叛變。

一位名叫索朗的藏族情報員，至今提起仍令李守福唏噓：“他不但是我的情報員，也是我的好兄弟。”

索朗本是甘肅藏民，爲躲避軍閥戰亂，舉家逃到阿壩，又遭奴隸主迫害，淪落成一個四處乞討爲生的流浪藝人。李守福在逃亡奴隸和乞丐聚居的阿壩縣塔窪與他結識，兩人喝了血酒，結爲兄弟。藏族人重義守諾，喝血

酒是最莊重的誓言。

成爲208情報站的情報員之後，索朗不懼危險，經常孤身一人潛入匪巢，摸清匪幫所在位置和人員數量，帶回了大量的寶貴情報。1953年，索朗前往偵察一支殘匪。這股土匪向來兇殘。行前，索朗還笑着對李守福說：“放心吧，完不成任務絕不回來見你。”沒想到一語成讖，索朗在這次行動中被匪首察覺。

據後來被捕的匪特供稱，索朗受盡折磨，始終不發一言，最後慘遭活埋。

隨着情報員隊伍的壯大，208情報站的情報網絡也由近及遠，從點到面。在“陸上臺灣”匪幫盤踞的周邊地區及其活動逃竄路線和匪巢內部，“208”先後建立情報網站148個，覆蓋三分之二的雪山草地，約5萬平方公里的地域。

國民黨反動匪幫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像蛛網上的些微震顫一樣被情報員敏銳捕捉，隨即傳達到剿匪部隊的指揮中樞。

馬爾康分號

1951年11月19日，成都軍管處又向草地派出一個工作組，配合即將展開的軍事清剿。擔任組長的武徵，乃政保處偵查科副科長。他在第一線領導208情報站，並負責整個茂縣專區向匪幫盤踞地派遣祕密情報員的任務。

與208情報站不同的是，這個工作組的身份是公開的。當時阿壩地區雖然已經宣告解放，但多數地區的人民政權並沒有建立，從成都派去的工作組就暫時代行人民政府的各項職責。

武徵工作組一行四人，從成都向着馬爾康徒步進發。爲安全起見，行進途中的工作組仍然化裝成行腳客商。因爲毗鄰馬爾康的黑水，即是國民黨反動匪幫盤踞的老巢。

走了幾日，工作組成員李青孟察覺到一絲異樣。這一路崇山峻嶺，漫無人煙，常常走上一天也不見行人。而他們四人的身後，不知何時出現了一箇中年人，不遠不近地始終尾隨。

李青孟說，起初他以爲那也是個內地去藏區的客商，與商隊隨行是安全起見。但仔細觀察就發現，這個人的舉手投足規範有度，步伐沉穩，明顯是受過軍事訓練。

李青孟把自己的懷疑提示給工作組組長武徵。沒想到，經驗豐富的老偵查員武徵對此卻毫不理會。

12月16日，工作組經過27天的長途跋涉，抵達馬爾康，尾隨而至的那個中年人也不見了蹤影。當晚，武徵才向李青孟交底。原來這個尾隨而至的中年人是爲208情報站物色的又一名情報員。其人名叫劉建雄，原是國民黨茂縣專區的中尉警官。這次是他主動請纓，打入匪巢臥底。身份公開的工作組，自然不能在明處與劉建雄發生直接聯繫。

劉建雄不僅對雪山草地的社會政治情況瞭如指掌，而且與主要匪首何本初所部人員多有交往。他要設法打入匪幫，獲取情報，並相機對不同匪首進行策反、分化。

208情報站的情報網向着匪幫老窩張開了。

得到新任務的208情報站站長李守福，也帶着幾名情報員來到馬爾康。他們以在馬爾康開辦利源商號分號爲掩護，針對黑水匪巢展開情報偵察。

208情報站雖然是在進行祕密情報偵察，可他們卻沒有攜帶任何特工用具，包括電臺。

“用不上。”李守福解釋說，“那時阿壩地區沒有電，帶着電臺還要帶發電機，天線架起來，誰看不出這是一羣特工啊？”

所有的情報，全靠情報員的眼睛、耳朵和嘴，暗中觀察，側面打聽，然後返回利源商號口述給李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