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環球時報，作者：楊致芳。

編者按：1962年10月20日，中印邊界戰爭爆發，並最終以印軍的全面潰敗告終。本文作者楊致芳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東語系印地語專業，中印邊界衝突發生後，他受命在前線從事翻譯、勸降工作，他以親歷者的視角回顧了他的這段經歷。在他看來，這是一場本不應該發生的戰爭。

中印邊境衝突

難忘自衛反擊日的炮火轟鳴

1961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入伍。第二年4月末，我抵達烏魯木齊，到軍區政治部報到後，開始了邊塞生活。6月底，我隨新疆軍區派出的一個聯合工作組到崑崙山前沿考察，就這樣到了康西瓦，即“前指”（前線指揮部）所在地。當時，中印邊界局勢已非常緊張。

戰爭引信隨時被點燃

從1962年初開始，正規野戰軍入疆，被調集的各種幹部也紛紛走上崗位，包括一批翻譯隊伍。他們大多是從全國外事單位借調來的英文幹部或在讀學生。實踐證明，對印軍工作，印地語、尼泊爾語、烏爾都語比英文更有針對性，遺憾的是，1962年10月之前，在邊界西段我是唯一受過專業訓練的印地語幹部，且初步掌握了中印邊界糾紛的核心實質。其實我對自己的外語水平也極不滿意，深感“書到用時方恨少”。但這能怪我嗎？5年的大學生活，有3年多是在人整人的政治運動中度過的。

那時我的具體任務是，與借調來的大學生一起，組織戰士骨幹，普及戰場喊話，口號內容由上級下達，主要是：“繳槍不殺”，“舉起手來”，“出來”，“我們寬待俘虜”，“不要動”，“跟我走”6句，由我們翻成印地文和英語。骨幹人員是每連抽調的四五名有些文化、口齒伶俐、政治可靠的戰士，集中在一起學習，然後由他們返回連隊普及。

7月初，我接到命令，到西段最早發生過武裝衝突的空喀山口執行任務，我的職責是爲應對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作翻譯工作。在那裏待了沒幾天，我又被命令返回康西瓦領受新任務。原來，天文點哨卡（海拔約6700米）遭遇印軍的嚴重威脅。天文點軍情剛穩定，又接報加勒萬地區情況有變，於是“前指”命令我立即前往。我當時的感覺是，邊界形勢瞬息萬變，隨時可能點燃戰爭的引信。

反擊時間比原計劃延遲4天

加勒萬防區是中印邊界西段的要害區域。戰爭爆發前夕，我方戰爭機器迅速啓動，山下部隊源源上山，前沿工事重新擴大、加固。在中印軍事對峙中，雙方陣地的正面距離不過40-80米，中方如此之大的軍事動作，不可能避過對方的眼睛，然而這些動作竟沒有引起對方的任何警惕和反應。我事後分析，駐守那裏的印軍王牌杰特聯隊或許認爲，中方只是在爲越冬做準備。更爲關鍵的是，尼赫魯當局及其軍事高層始終信奉“我向前推進我的，你能把我怎麼樣？”的信條，且看當年一些印度媒體喧囂的報道：印軍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廣闊戰線上全面推進。尼赫魯取得了拿破崙式的大膽規劃所取得的獨一無二的勝利……”

隨着印軍不斷蠶食我領土，中央最後決定軍事反擊。10月中旬，軍委傳達毛澤東對印軍反擊作戰的命令，總參發出第一道命令：將於10月16日拂曉北京時間6時整，向中印邊界東、西兩段的入侵印軍全面出擊。要求以最猛烈的炮火，摧枯拉朽地拔除印軍在中國境內的全部哨所、據點，奪取徹底勝利。爲達此目的，要求各重型武器先進行15分鐘轟炸，然後投入作戰部隊全殲印軍。然而14日午後，總參突然傳來第二道命令：反擊時間延後，就地待命。事後得知，地處西藏的邊界東段部隊未全部進入指定陣地。直到18日傍晚，才接到20日拂曉出擊的命令。

10月20日是難忘的一天。零時前，戰士們已全部就位，趴臥在戰壕中等待信號彈升起，沒有人發出哪怕是極其輕微的聲響。難以想像，戰士們何以在零下40多度的寒夜中，一動不動地苦熬五六個小時。6時整，三顆信號彈騰空而起，剎那間，中方全部火力山呼海嘯般射向印軍陣地。我冷眼觀察着這驚心動魄的一幕，這不是晚會的焰火，也不是電影畫面，我的心情也絕不是輕鬆，因爲片刻之後，就能見到血肉模糊的屍體橫七豎八地散落在掩體內外。

戰鬥之初，我聽到來自對方陣地一陣短暫的輕機槍之聲，但很快便被打啞。炮火過後，第一梯隊的戰士們潮水般衝向印軍陣地。隨着第二梯隊衝鋒令發出，我甩掉身上的羊皮大衣，向下奔去。我看到，噴火連的火焰噴射器令幾十米以外的印軍陣地瞬間變成一片火海。雙方力量對比懸殊，這一戰基本上沒遇到什麼抵抗。聽戰士們報告一些印兵逃向大雪山，我馬上對着上面高喊，見無人應答，便迅速返回戰俘臨時收容站。

與印度戰俘的兄弟情

收容站帳篷里約有30名印俘，衣着單薄，有的甚至還穿着睡衣、睡褲，眼裏流露出無限的驚恐。在帳篷的一角站着一個軍官模樣的人，眼中流露出不服氣的神情，口中咬牙切齒地咕嚕着“剎把仕，剎把仕！”（印地語，“好，可以！”、“真棒，妙極了！”之意）。這一鏡頭在我的記憶中，總是那麼清晰。我很快投入到管理戰俘的工作中，爲印俘登記造冊，舒緩他們緊張的情緒，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一次，爲解決俘虜的某個困難我同當值軍官發生爭論，我的命令口氣和堅決態度被幾個印俘看到，他們竟認爲我是高級別軍官。僅是短短一天的相處，我便成了他們眼中的救星。實際上，我只不過在履行我的職責罷了。

10月21日傍晚，我接到命令緊急趕赴西大溝戰場。22日下午抵達時，那裏的戰事早已結束，大部隊連夜乘車進發西藏阿里。23日，我原準備隨大部隊奔赴阿里，突然接到新指令：去康西瓦“前指”報到。原來，大部分印俘已轉往那裏，需要翻譯。與此同時，印地文、英文、烏爾都文的翻譯們也從各單位抽調、借用而來，組成了一支十幾人的翻譯隊伍。

在對印俘宣傳教育的同時，中方充分尊重他們的習俗和宗教信仰，比如成立伙食委員會，由中方司務長、副中隊長、醫生及印俘代表組成，每週開一次會，製作食譜，彙集印俘的意見。很快，中方管教人員與印俘結下友誼，有的戰俘甚至視中方人員爲父母兄弟。中方還在戰俘營開展了多種球類比賽，組織過三次運動會，還搞演出活動，由印俘們自編、自導、自演。中方爲他們放映過《流浪者》、《兩畝地》等印度電影及經典中國文藝片《白毛女》等，引發他們強烈的共鳴。

1963年5月，這些印俘啓程回國。在返回前，一名戰俘託人轉交給我（當時我在莎車野戰醫院工作）一張字條：我親愛的張國柱（我在前線時的曾用名作者注）：我即將返回印度了。我曾企盼和您見一面之後再走，然而，不能見到您了。也罷，沒關係。我心中將永遠保留對您的懷念。我留下自己的友情，帶着您的友誼回去。您親愛的普樂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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