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陝北。在美國記者斯諾的鏡頭下，陳賡的笑容是那樣燦爛陽光，充滿自信。

陳賡和一位小紅軍在長徵路上的故事是80後熟悉的課本插畫。

二萬五千裏長徵，不僅是攸關中國革命前途的艱險征程，也是我黨我軍優秀幹部成長壯大的搖籃之旅。

1934年10月長徵前夕，中革軍委將紅軍大學、公略步兵學校、彭楊步兵學校和特科學校編成幹部團，下設4個營和1個上級幹部隊，共千餘人。

這是一支極爲特殊的部隊，其成員都是從部隊選調上來的戰鬥經驗豐富的軍政幹部。這支隊伍既要爲紅軍培訓後備幹部，也要保證行軍途中中央和軍委機關的安全，是一支重要戰鬥力量。行軍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久經沙場的高級幹部，經常走在這支隊伍中。

這支精銳之師的指揮者，就是經歷傳奇、鼎鼎大名的戰將陳賡。

長征途中，他率領幹部團突破烏江天塹、飛越皎平渡、走過雪山草地，書寫了許多生死關頭力挽狂瀾的精彩篇章。

刀鋒淬火顯英雄。陳賡，就是這樣的英雄。

——編 者

1 長徵開始後，幹部團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機關行動，主要任務是擔當軍委縱隊的前衛和沿途警戒、掩護，並負責儲備、培訓和爲部隊輸送幹部，必要時也參加一些戰鬥。

別看幹部團人數不多，但兵精將猛裝備好，不僅擁有6門迫擊炮和6挺重機槍，而且每名官兵配備一長一短兩支槍，再戴上繳獲敵人的鋼盔，一出動人們就認出是幹部團來了。

時任幹部團政委的宋任窮回憶道：“我們一邊行軍打仗，一邊儘量利用行軍宿營或部隊休整間隙，對幹部進行訓練。如進行過遭遇戰、伏擊戰、強渡江河、穿插迂迴、襲擊等軍事科目的訓練。”

1935年元旦，在辭舊迎新的鞭炮聲中，幹部團奉命在烏江上架設一座浮橋。這是幹部團在長徵中第一次執行作戰任務。

時任幹部團團長的陳賡親率特科營工兵連星夜急行軍30公里，趕到渡口。

冒着對岸敵軍的猛烈炮火，陳賡在江邊指揮工兵連官兵把用木排搭架的門橋送入江裏。但由於水深流急，河底石頭大而光滑，橋樁難以固定，立刻就被狂濤驚浪捲走，幾次架橋都失敗了。陳賡緊急召開“諸葛亮會”，發動大家開動腦筋，出主意想辦法。有人提議：用大石頭做錨把門橋拖住。陳賡立即在現場進行試驗，但還是不行。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渡口邊架橋工作仍無大的進展。據幹部團上級幹部隊軍事教員宋時輪迴憶：“陳賡跑上跑下急死了。當時有個俘虜叫何滌宙，是工兵學校畢業的，陳賡找他談話，動員他爲人民立功。”

何滌宙不愧是科班出身，果然有一手。他和幹部團工兵教員譚希林最後想出了一個辦法：採用竹子編簍，周圍捆上幾根用火烤過削尖的竹竿，然後在簍中裝入石頭，兩個竹簍上下扣住，中間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綁結實後沉入江底，以此代錨，固定住浮橋。

經過36個小時的艱苦搏鬥，工兵連終於戰勝天險，把浮橋架到了江對岸。軍委縱隊和各軍團得以迅速渡過烏江，直下遵義。中央紅軍第一次強渡烏江，陳賡和他的幹部團功不可沒。

2 長征途中，幹部團打的第一場惡仗便是力挽狂瀾的生死之戰。

1935年1月24日，紅1軍團進佔土城。27日，當紅軍主力全部抵達土城一帶時，川軍4個團尾追而來。中革軍委遂決定發起土城戰鬥，消滅追敵。

誰知，最初的戰鬥很不順利。川軍依託有利地形，在優勢火力掩護下發起反撲，步步進逼土城，甚至一度突破了紅軍防線，一直攻到了白馬山紅軍總部指揮所前沿。

雖然紅軍打得英勇，傷亡卻不斷增加，進攻成效也不大。

土城之戰是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成敗關係全軍士氣。爲扭轉不利局面，毛澤東把手裏的最後一張王牌拿出來，急令幹部團投入戰鬥，實施反擊。

陳賡臨危受命，親作動員，令特科營重機槍掩護，1營擔任主攻。

這場惡仗打得異常激烈艱苦，1營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價。接近山頭時，與敵人糾纏在一起，展開了激烈的肉搏戰。

幹部團當時裝備了衝鋒槍和鋼盔，敵人從沒見過戴鋼盔的紅軍。更令他們膽怯的是，幹部團前僕後繼的精神和一刻不停的反衝鋒。

毛澤東在看到川軍兇猛的進攻被幹部團壓下去後，高興地稱讚道：“這個陳賡行，可以當個軍長！”

然而，這一仗，幹部團損失不小，傷亡近百人。宋任窮向毛澤東彙報：“幹部團的學員都是連排以上的幹部，培養一個幹部不容易，這樣使用代價太大了。”毛澤東也非常惋惜地說：“對啊，對幹部團的學員用是要用的，但這樣用不行。以後要注意哩！”

3 土城之戰讓幹部團的戰鬥力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認可，但真正讓幹部團一舉成名的是在金沙江畔飛奪皎平渡一戰。

陳賡和宋任窮都明白，這一仗是長徵以來幹部團首次單獨作戰，也是關係紅軍生死存亡的一仗，不容有失。

幹部團分成先遣營和後梯隊，由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和宋任窮率3營先行，陳賡率團主力隨後跟進，經山倉街、海龍塘、石板河，直指皎平渡。

爲了爭取時間，出敵不意，先遣營一律摘掉帽徽等紅軍標誌，僞裝成國民黨軍，頂着火辣辣的太陽，在野草叢生、亂石嶙峋的山間走了60多公里。晚上就在一片小樹林裏露營，睡到半夜爬起來,又以急行軍的速度接着前進。

當時，幹部團各營營長、政委以上幹部都配有馬匹。然而，馬都用來馱運傷病員了，連劉伯承也和大家一樣徒步行進。每個人都在和悶熱、飢渴、疲憊做搏鬥。最終，先遣營克服重重困難，一晝夜強行軍80公里消滅了皎平渡兩岸的敵人，控制了渡口。

事後，劉伯承感嘆道：“幹部團的同志怎麼能一天走這麼遠的路呢？他們走到了，還打了勝仗，靠的是什麼？靠覺悟，靠黨。”

幹部團後梯隊過江後，陳賡親率兩個營急行軍，去奪取位於金沙江西岸20多公里處的通安州。

從江邊到通安州，只有一條又陡又窄的山間小路，盤旋在懸崖峭壁上。有段路僅能容一人通過，一面臨深谷，一面靠絕壁。敵軍據險以密集火力射擊，使得幹部團前進受阻，形勢嚴峻。陳賡沉着鎮定，命令部隊分路迂迴，終於打垮了憑險據守的敵人，直插通安州，在城下與從西昌、會理趕來增援的1個旅敵軍遭遇。

狹路相逢勇者勝。爲給身後數萬紅軍打開一條生路，頭戴鋼盔、腰纏手榴彈的幹部團官兵，將所有的步槍都上了刺刀，以一敵三，毫無畏懼。

隨着衝鋒號聲響起，幹部團多路突擊，遠的槍打，近了刀捅，不遠不近就扔手榴彈。經過艱苦激戰，陳賡指揮幹部團以少勝多，擊潰了敵軍，佔領通安州，並俘敵團長以下600餘人，聲威大震。戰後，幹部團得到了中革軍委的通令嘉獎，被人們稱爲“御林軍”。

自此，川滇邊一帶的老百姓都知道“戴鐵帽子”的紅軍厲害，說子彈像蝗蟲一樣飛也打不倒他們，簡直就是刀槍不入。而川軍一聽到頭戴鋼盔的紅軍和那個戴眼鏡的“司令”（陳賡），更是聞風喪膽，落荒而逃。

4 紅軍到達毛兒蓋時，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因疲勞過度，營養不足，再加上自然環境惡劣，身體終於支撐不住，連日高燒昏迷不醒，不能進食，肝部腫大。

醫生診斷是肝膿腫和阿米巴痢疾，需要立即排膿。但紅軍的醫療條件實在太差，無法消毒，更不能開刀或穿刺。

危急關頭，陳賡自告奮勇：“我當過醫生，在中央特科工作時，在上海開過醫院，除了拔牙和接生，我都幹過。”“首先要降溫，這樣高燒下去可不行。趕快弄些雪來，給他肝區和額頭實行冷敷，興許有救。”

旋即，他帶人到山背陰處找來雪，裝入幾個油布袋子裏，放在周恩來的額頭及肝部等處。

蒼天不負苦心人——幾天後，周恩來終於甦醒，呻吟肚痛，在排出了半盆綠色的膿後，高燒也漸漸退了。

然而，身體極度虛弱的周恩來無論如何也無法靠自己的力量行軍了。

毛澤東非常着急，再三囑咐彭德懷：“周副主席不能再騎馬了，要組織力量擡着他順利過草地，不能有半點閃失。”

彭德懷命陳賡從迫擊炮連抽出1個排組成擔架隊，並下了死命令：“把帶不走的迫擊炮埋掉，寧可損失大炮，也要把周副主席擡出去。”

陳賡親任擔架隊隊長，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見人手不夠，也堅持要參加擔架隊。陳賡的雙腿都受過重傷，儘管走起路來一瘸一拐，但仍堅持一步也不離開擔架。

周恩來不忍心讓戰士們雙肩磨破、步履艱難地擡着自己，幾次硬要掙扎着下擔架改騎馬，但都被陳賡按住：“現在我是擔架隊長，你是病號，上邊交代了，你得服從我的指揮。”

就這樣，陳賡、楊立三他們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七天七夜，硬是用擔架把周恩來擡出了草地。

這種深厚的戰友情誼是生死攸關時刻的扶持，是真誠無私的幫助，周恩來始終念念不忘。

1954年，楊立三病故，已經是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親自爲他擡棺送葬。

又過了7年，陳賡病逝。周恩來題寫了“陳賡同志之骨灰”，讓鄧穎超給陳賡夫人傅涯送去，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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