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凱豐

凱豐這個名字，許多人是在有關遵義會議的記述中知道的。至於以前和以後，凱豐的活動經歷大家瞭解得並不多。許多黨史著作和辭書，對他或是沒有記述，或是寥寥數語。筆者花了半年時間，查閱了幾十種書報刊，終於看到了一個完整、清晰的凱豐。

遵義會議上挖苦毛澤東

凱豐, 本名何克全（“凱豐” 是他從事地下工作時的化名），1906年2月2日生於江西萍鄉老關鄉，和張國燾是一個地方人。1927 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大革命失敗後，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 年回國，在上海擔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1932年進入中央蘇區，1933年擔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這年的10月20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召開蘇維埃文化教育大會，凱豐代表政府在會上作了《關於蘇維埃教育政策的報告》，明確提出反對排斥知識分子的 “左”的傾向，要吸收文化教育專家參與文化教育建設，允許私人辦學等。這些具有深遠意義的觀點，有力地促進了蘇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凱豐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博古的“左”傾軍事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在會上，凱豐卻站出來爲博古極力辯護，挖苦毛澤東說： “你懂什麼馬列主義，頂多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打仗！”這話極大地傷害了毛澤東，以致後來多次提到這件事。1962 年 1 月，毛澤東對日本一個訪華代表團談話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同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會議上又提起遵義會議上凱豐對他的挖苦，說：“凱豐他自己也沒有看過《孫子兵法》，卻說我用的是《孫子兵法》。那時打仗，形勢那麼緊張，誰還管得什麼《孫子兵法》，什麼戰鬥條令？”凱豐不僅在會上站在博古一邊，而且會前受博古指使，三番兩次找聶榮臻談話，要聶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凱豐向博古彙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在會議的最後階段，他不得不承認博古和李德犯了軍事路線錯誤，但又反對撤掉他們的指揮權。遵義會議後，凱豐還不服氣地說：“誰正確，誰錯誤，走着瞧！”

知錯改錯，仍然受到重用

凱豐的可貴之處在於知錯改錯，兩個月後，通過革命鬥爭實踐，他看到了毛澤東卓越的軍事才能和超人的政治才幹，他想通了，馬上轉爲擁護毛澤東。此後，在長征途中的許多政治關口，凱豐都站在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1935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兩河口召開了擴大會議，並通過《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向川康退卻的主張。凱豐明確支持北上。他寫了長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刊登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批評張國燾搞的西北聯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 “聯邦”進去。張國燾看了老鄉凱豐的文章極爲惱火，並向張聞天等發泄。這是最早公開批評張國燾的文章。7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央在黑水縣的蘆花召開兩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解決紅軍統一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凱豐在發言中當面批評張國燾隨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蘇區的錯誤。會後，張國燾策劃了一系列對凱豐的“反擊”活動。在 8 月間中央召開的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和 9 月間召開的俄界會議上，凱豐都是旗幟鮮明地維護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央的統一，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行徑。也許是因爲凱豐寫了那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在沙窩會議上政治局委員分工時，讓他負責長徵路上的少數民族委員會工作。在不久後的班佑會議上，他又受命組織中央宣傳委員會，並負責審查關於民族問題的宣傳材料。後來，他又擔任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幹部必讀》的編委，日益顯示出他的理論和宣傳才幹。也許是因爲這些情況，後來有些人（包括張國燾）誤以爲凱豐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中央到達陝北後，決定凱豐擔任“少共”中央書記。1 1 月間，他又受命籌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擔任書記（祕書長是胡耀邦）併兼任中央團校校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成立後，凱豐還兼任糧食部部長。在1936 年1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上，通過了紅軍過黃河東徵計劃，凱豐隨毛澤東、張聞天一起出徵，參加地方委員會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東徵後的宣傳羣衆的任務。5 月間，中央黨報委員會成立，凱豐是重要成員之一，肩負着指導黨的報刊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1 0 月 20 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保安召開，討論紅軍進入友軍地區的地方工作，凱豐作了報告和結論，要求對新發展地區分類進行工作，靈活運用政治工作原則。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前排自左至右：項英、凱豐、陳紹禹(王明)、陳雲、劉少奇；後排自左至右：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秦邦憲(博古)、周恩來、毛澤東。

1936 年 11 月 22 日，凱豐與毛澤東一起，出席了毛澤東命名的陝北第一個文藝協會——中國文藝協會（丁玲爲主任）的成立大會，並講話祝賀。這成爲陝北和延安革命文藝的“壯舉和開端”。1936 年 1 2 月的西安事變，事發倉促，震動中外。在保安的毛澤東得悉後，急召張聞天、朱德、周恩來和凱豐等到他的窯洞開會，分析形勢，商討對策，確定了正確的應對方針。1937 年 1 月 20 日，紅軍大學遷到延安，更名爲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 “抗大”）。毛澤東親任教育委員會主席，爲抗大規定了教育方針和校訓，凱豐則爲抗大寫了校歌。毛澤東審閱歌詞時說：“寫得不錯，完全符合抗大的辦學方針。”後來，由呂驥譜成歌曲，在抗大，在延安以及各解放區傳唱：“黃河之濱，集合着一羣中華民族的子孫……”

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擁護毛澤東

1937 年是一個風雲激變的年代，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國的政治、軍事、政黨、階級關係及國際形勢，都處在一種調整和激變狀態。

這年，凱豐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了黨的各種重要會議，討論制訂重大方針政策。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研究人事安排，決定凱豐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3月間召開了黨的“延安會議”，最後三天批判張國燾的錯誤。凱豐首先做《反對張國燾錯誤》的報告，系統揭發和批判了張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4月，《解放》雜誌創刊，凱豐參與編輯工作。5月初，在延安召開的蘇區黨代表會議上，凱豐被選入由19人組成的主席團。會議聽取和討論毛澤東的報告，批准了遵義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爲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重要準備。8月，凱豐出席了“洛川會議”，參與制訂指導全國抗戰的政治路線和軍事方針。他在會上積極發言，完全同意毛澤東報告中關於戰局的分析和提出的獨立自主領導抗日的方針政策。此次會議通過《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以及毛澤東爲此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爲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1937 年 8 月 21 日，毛澤東直接關心支持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丁玲爲主任。毛澤東爲該團講“大衆化問題”，並要凱豐去講“統一戰線問題”，作爲西戰團出發前的培訓課。毛澤東和凱豐多次找丁玲談話，對西戰團的工作方針作出具體指示。12 月 9 日至 14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延安舉行，凱豐等 13 人出席，主要討論抗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問題。會上鬥爭激烈，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一度得勢。在這場鬥爭的關鍵時刻，凱豐站在毛澤東一邊。13日，政治局作出關於召開黨的“七大” 的決議，並決定成立一個“準備召集七大委員會”，凱豐是成員之一。後來，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七大”延至 1945 年 4 月才召開。

1938 年 4 月 10 日，毛澤東領銜發起成立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儘管凱豐沒有被列爲發起人，但在擬定學校董事會名單時，毛澤東還是把他列進來。他和毛澤東一起，關心和指導着這所培養了大批革命文藝人才高等藝術學院的成長。

由於批張擴大化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1937 年 4 月，凱豐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因爲他在指導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工作中，未能把張國燾與紅四軍廣大幹部戰士嚴格區分開來，傷害了四方面軍許多官兵的感情。

這年的 2 月 27 日，凱豐在延安發表了洋洋三萬言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該文引用了許多內部文件，是最早系統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文章。但是，凱豐在文章中又不恰當地說：“國燾路線的性質是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這就使人覺得他把人數衆多、有光輝戰鬥歷史的四方面軍貶成“土匪”、“軍閥”的隊伍，成爲後來反張國燾路線擴大化的先聲，給四方面軍官兵帶來很大壓力，也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1937 年4月3日，因鬥爭擴大化造成的悲劇終於發生了：延安紅軍大學原四方面軍的許世友等 30 多人，因密謀 “拖槍逃跑”的罪名而被捕。毛澤東聽說後十分喫驚，他立即召見凱豐責問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這麼多紅四軍高級幹部反對我們，你還能說你正確麼？凱豐同志，我看你是把他們逼上梁山嘛！”凱豐一時轉不過彎來，委屈地辯解說：“主席，我是認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佈置的。”“什麼我的精神？”毛澤東厲聲批評說， “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張國燾，你卻不分青紅皁白，一竿子橫掃一大片。你還別出心裁，跑到紅軍大學、四方面軍中，搞什麼‘究竟是毛澤東水平高，還是張國燾水平高？’的討論。張國燾過去在四方面軍批我毛澤東，就沒有批一個 ( 一方面軍) 戰士；可現在毛澤東批張國燾，居然連戰士都一起批了！”

說完，毛澤東即去看望被捆綁關押中的許世友等，一句“許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許跪地大哭，這樣才化解了這場“危機”。（當年 6 月 9 日的《新中華報》對此事件作了披露）之後，凱豐也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後來，在政治局召開的批判張國燾會議上，仍由凱豐作主報告，併到抗大指導這場鬥爭。

擔任南方局宣傳部部長，團結進步文化名人

1938 年 3 月，凱豐被派往武漢中共長江局工作。當時在武漢的政治局委員有王明、周恩來、博古和凱豐。王明在 12 月政治局會議上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後，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爲“七大”的總書記。還企圖把武漢搞成第二中央，有時竟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談話。他的這些非法活動，遭到了周恩來和凱豐的並肩反對。

1938 年 4 月 2 日，張國燾揹着中央以祭黃帝陵爲名離開延安，又經西安，1 1 日逃到武漢。奉黨中央指示，王明、周恩來、博古和凱豐一起，對張國燾做了耐心而緊張的批評和挽救工作。在這一政治事件的關鍵時刻，凱豐做了許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在延安，（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合影。

1938 年 7 月 7 日，爲紀念抗戰一週年，凱豐在《新華日報》發表《中國抗戰一週年》的長文。後來，武漢危急，凱豐隨長江局遷到重慶。1939 年 1 月13 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慶正式成立南方局，凱豐是六個常委之一，與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一起，領導華南、西南各省黨的工作。經中央批准，凱豐擔任南方局宣傳部長，主抓宣傳和黨報工作，兼任《新華日報》董事會董事。在紀念“五一”和抗戰二週年時，他都著文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紀念魯迅逝世三週年，蘇聯十月革命22週年等重要集會，凱豐都出席並講話。他還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慶召開的大後方青年工作會議。此時，儘管凱豐不在延安，沒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員，擔任新成立的中央宣傳教育部副部長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0 年1月，凱豐在紀念《新華日報》創刊三週年集會上，作了《目前國內外形勢和當前團結抗戰的意義》的報告。9 月 10 日，中央做出《關於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指出：“在國統區的黨組織（敵佔大城亦然）應對發展文化運動問題特別提起注意，動員各階層知識分子、各部門文化人與廣大青年學生加入這一運動。”南方局接到這一指示後，立即進行研究和佈署，決定由周恩來、凱豐負責南方局文委的工作。在以凱豐爲書記的南方局文委的組織領導下，國統區的抗日文化運動，一直在鬥爭中健康發展。凱豐與郭沫若、田漢、陽翰笙、老舍、徐悲鴻等文化名人，都保持着密切聯繫，及時傳達黨的指示，並且通過他們指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工作，甚至營救一些進步文化人。凱豐還指導着《羣衆》雜誌和《新華日報》的編輯出版，在發展進步文化、促進創作和團結文化人方面，投入了很多心血。在周恩來和凱豐的幫助下，11月間以郭沫若爲首，在重慶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它團結了一大批著名文化人，成爲抗戰時期國統區進步文化的活動中心。11月3日，中共中央電示博古、凱豐立即回延安。凱豐回延安仍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主要負責黨的宣傳文化和幹部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後，他主持或參與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向全黨發出，如：《關於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關於延安在職幹部學習的決定》等。凱豐還參與了《解放日報》的創刊（1941 年 5 月 16 日）、延安大學的籌建（1941年9月22日開學）等工作。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

1941 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主題是討論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批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次會議拉開了中央領導層整風的序幕，也爲翌年開展全黨普遍的整風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會中包括凱豐在內的28個人發言，或誠懇檢討自己的錯誤，或談認識，表示同意毛澤東的報告。10月8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工作會議，集中批判王明的路線錯誤，凱豐出席併發言。會後，張聞天痛感過去所犯“左”傾錯誤的根源之一是缺乏實際工作經驗，決心補上這一課。經中央和毛澤東批准，他率農村調查團從 1942 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到陝北的神府、綏德、米脂和晉西北的興縣等地的幾十個農村進行社會調查，長達一年多。這期間，凱豐擔任了中宣部代部長，全面負責黨的宣傳、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1942年2月1日，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報告後，2 月 8日，延安幹部大會召開，由凱豐主持會議。他先講了開會的宗旨，接着毛澤東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這標誌着延安整風運動全面展開。3月16日，凱豐任代部長的中宣部發出《爲改造黨報通知》，強調黨報要與黨的政治生活連成一氣，反映黨的工作；4月3日，中宣部又做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又稱“四三決定”），對整風運動中的學習文件和檢查工作，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並規定了整風運動中的18個必讀文件（後又增加4個文件）。這個決定，指導着全黨整風運動順利進行。

在延安整風運動普遍開展的同時，從3月下旬起，毛澤東開始準備解決文藝界存在的脫離實際、脫離工農兵、思想混亂等與革命不協調的問題。毛澤東與凱豐等找了幾十位文藝家談話。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毛、凱兩個人聯名（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與人聯名召開會議）發出請柬，邀請一百多位作家、藝術家及思想文化戰線的負責人，召開了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會議由凱豐主持，會中許多問題由他處理，許多後續性工作也由他部署，開得十分成功。

爲了更好地領導整風，5 月下旬，中央成立了總學委，其成員是毛澤東、凱豐、康生、李富春、陳雲。這年秋天，毛澤東邀集凱豐、陳雲、博古等到他的窯洞，談整風運動的指導問題，說：“我們這個會，也可以說是個神仙會。”這話也表明了凱豐當時的重要地位。中央總學委有分工，凱豐負責指導中央文委系統和延安學校的整風，包括中央研究院、魯藝等。研究院的整風，由於王實味挑頭鬧極端民主，一度出現曲折。由於凱豐的及時指導，才轉入正規。6月2日，中央總學委又作出決定：由凱豐領導一個班子，負責以文章形式公開解答在學習整風文件中提出的問題。這個班子的成員包括陸定一、胡喬木、王若飛、陳伯達等。後來在《解放日報》上開闢“學習”專欄，陸續刊出他們寫的十幾篇高水平的文章，凱豐發表了《如何打破教條主義》。6月8日，中宣部發出指示，要求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並提出五條具體意見。

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致信凱豐，商談改進《解放日報》，黨組織如何利用報紙開展工作，以及中央設立編譯部等重大問題。同時，毛澤東還要他負責指導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這封信中，毛澤東還安慰凱豐說：“不愉快的事，過一會也就好了。”由此可見，倆人的情誼甚篤。

◆1942年 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明瞭革命文藝爲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圖爲毛澤東在座談會期間和文藝工作者的合影。前排右起：胡績偉、周文、塞克、白朗、力羣、瞿維、李伯釗、丁玲、朱德、陳波兒、張悟真、毛澤東、田方、草明、羅烽、劉白羽、秦邦憲、徐特立、王稼祥、任弼時、凱豐、康生。

爲了進一步貫徹落實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1943年3月10日，由凱豐倡議，以中央文委和中組部的名義，召開了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有50位黨員文藝家出席。劉少奇、凱豐、陳雲、周揚等出席並講話。凱豐講《關於文藝工作者下鄉的問題》，他說：現在要下鄉，實踐新的文藝方向，要打掉做客觀念和文化人架子。凱豐還講了下鄉的困難，下去注意什麼，對下鄉文藝工作者的希望等問題。會後，文藝工作者掀起了深入工農兵的熱潮。3月22日，凱豐在中央文委召開的戲劇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內容是抗戰所需要的，形式是羣衆所瞭解的——提倡合於這個要求的戲劇，反對違背這個要求的戲劇，這就是現在一切戲劇運動的出發點。”進一步闡述和貫徹文藝的工農兵方向。

通過實踐檢驗和切身體會，凱豐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並由衷地敬佩。這年4月凱豐致信毛澤東，提議在“五·五”學習節時集中宣傳一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回信說：“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因我的體系尚不成熟”。凱豐還提議：本年12月爲毛澤東50華誕，想搞一些慶祝活動。對此，毛澤東斷然拒絕，說：目前是內外困難時候，生日決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會生出不良影響。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作爲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博古組成。凱豐肩負着這方面工作的統籌運作重任。5月27日，中央對1943年的翻譯工作做出決定，指出：翻譯工作，尤其是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延安過去的翻譯質量，極端不能令人滿意，爲提高高級幹部的理論學習，許多馬恩列斯的著作必須重新校閱。爲此，特指定凱豐負責，吸收博古、張聞天、楊尚昆等，組成翻譯校閱委員會。在凱豐的領導下，很好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1945年，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凱豐等遇到了麻煩。代表們因爲他在江西蘇區時，積極參與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而拒絕投他的票。毛澤東出於對凱豐等關心，讓他在大會發言時，對過去所犯路線錯誤作了檢查，以爭取主動並取得代表們的諒解。毛澤東還做了三次解釋工作。在 5月 24 日一次選舉前的會上，毛澤東對代表們說： “1935 年1 月的遵義會議，就是積極領導或擁護四中全會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路線錯誤的一部分人，出來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現在人家把賬記在我身上，我聲明一下，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同志，包括犯過第三次‘左’ 傾路線錯誤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儘管毛澤東苦口婆心引導、解釋，結果凱豐還是落選了。對此，毛澤東亦感惋惜和無奈。

在東北局和高崗產生了矛盾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派出兩萬名幹部和 1 1 萬大軍緊急開赴東北，凱豐與張聞天、彭真、陳雲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共中央東北局，凱豐任東北局委員和宣傳部部長。1945 年 11 月 1 日，他在山海關領導創辦了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該報出刊一週年時，凱豐致信毛澤東，請求題寫報名。毛澤東欣然題寫並回信：

凱豐同志：

書四本及來信收到。報頭寫了一個如左，請斟酌採用。你身體諒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現在好多了，大約再有半年，當更好些。各同志均此問候。

毛澤東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延安魯藝於1945年上半年遷到東北後，凱豐一直關心着它的成長。學院的建制，機構的調整，主要幹部的任用以及教學方針等，他都給以指導。1947 年 7 月 4 日，凱豐還專門來校講話，肯定魯藝在東北一年來的工作，並根據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述革命文藝的目的和創作等重要問題。1948 年 4 月，凱豐還仿照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方式，在哈爾濱召開了東北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繼續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推進東北文藝運動。

◆凱豐

1952 年上半年，凱豐兼任東北最大最重要的城市——瀋陽市委書記。此時他看到中央宣傳部 2 月 19 日編擬的《關於三反運動大型紀錄片攝製提綱》（草案），其中有領導人鏡頭出現。凱豐認爲不妥，便將他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東北局書記高崗得知這一情況後，十分惱火。認爲凱豐直接向毛澤東反映意見是瞧不起他，兩人發生了一些磨擦。爲此，高崗 2 月 26 日給毛澤東打電報表達對凱豐的不滿。毛澤東接到電報後，第二天(27 日)就覆電高崗，說：“凱豐電報中主張是正確的，已採納。”“凱豐有意見（不論意見正確與否）打電報給我是好的，他以後有意見還可打電報來，有意見不打電報則不好。以上請轉告凱豐。”毛澤東明確支持了凱豐，同時也是對高崗霸道作風的批評。

再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高崗在東北搞獨立王國和家長制，使凱豐在工作中困難重重。1953年，凱豐奉調進京擔任中宣部副部長，職務與延安時期相同，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身邊工作。這年的12月，中宣部副部長鬍喬木因編 “毛選”暫離北京並暫時離開宣傳部工作。毛澤東特批示：“喬木暫離時期，凱豐列席中央會（議）是必要的。”這樣，凱豐的崗位就更加重要。他及時瞭解中央精神，每天負責指導宣傳工作特別是報紙工作，切實貫徹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在批判胡適和《紅樓夢》研究中的 “資產階級思想”運動中，毛澤東還把許多要件批轉給凱豐，例如毛澤東1954年寫的那封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受信人就有凱豐。

後來，凱豐因病逐漸難以正常工作了，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終年49歲。鄧小平主持了凱豐追悼會。（孫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