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平遙電影節上，最爲引人矚目的電影便是獲得了費穆榮譽最佳女演員與費穆榮譽最佳影片兩項大獎的《過春天》。此後，柏林國際電影節宣佈《過春天》入圍了新生代單元。兩個電影節的加持讓《過春天》一躍成爲2019年春天裏迷影人士最爲期待的電影。

　　很多人以青春片來定義《過春天》，實際上“青春”並不是一種電影類型的嚴格定義，尤其在華語電影範疇內，它是市場催生出的一個名號。《致青春》大獲成功後，出現了一批以青春少男少女爲主角的愛情故事電影，爲了方便打出大衆能夠迅速理解的旗號，纔出現了“青春片”的統稱，也是借用了《致青春》中的“青春”二字。青春片的基本理念放在好萊塢，也能找到不少對應的電影，但要找到一個教父級人物，自然是約翰·休斯，不過他的代表作《春天不是讀書天》《早餐俱樂部》，可能沒有辦法讓人和國內這些纏綿悱惻的青春聯想在一起。

　　《春天不是讀書天》

　　在約翰·休斯的青春故事裏，多是成長的孤獨和煩惱。青春在被追憶的時候，往往會被賦予美好的象徵意味，但當它正在發生時，好像總是要面對很多不可解的問題。人在青春裏沒有自己的話語權，家庭中受父母支配，學校裏有老師管束，經濟不自由，還有考試壓在前頭。要諸多努力才能於夾縫裏拼命奪得一點點小小的美好，更爲難過的是上至長輩下至同齡人，都有一套行爲準則，一不小心就會變成上下不合羣的孤獨者。

　　《早餐俱樂部》

　　當很多人說《過春天》是青春片的革新或進化的時候，其實沒有注意到它恰好是一種迴歸，迴歸了青春的本質——成長。其中，成長的核心是女主角佩佩，正是因爲主角是少女，纔會被人誤以爲是《致青春》一派的青春片。但是佩佩的青春遠不是一點愛恨糾纏那麼簡單，她和媽媽住在深圳，媽媽看上去沒什麼工作，但又有點錢，每天在家和各種婆婆媽媽打麻將、聊八卦，還交了個男朋友。她的爸爸在香港，所以她能有香港身份，在香港讀書。佩佩找爸爸的時候總是很開心，但是也不能忽視爸爸有了自己的新家庭。

　　雖然這個家庭在經濟上並沒有多不堪，但是相比佩佩關係最好的同學Jo，還是有不小的落差。Jo是故事中重要的角色，她的設定與佩佩形成一組重要的對照關係。她的角色符號性是單一的，獨一的香港身份，無憂無慮的千金生活，從家庭、愛情到個人生活，都沒有過多的曲折。相比之下，凸顯出佩佩身份的多元和思慮的多重。

　　導演在接受採訪時提到，香港16歲就可以打工，當香港女孩到18歲的時候，她們往往要比同齡男孩複雜很多，更爲成熟。片中的佩佩處於這種早熟成長開啓的階段，她的心理矛盾外化與地域跨界相契合，日夜顛倒在深圳和香港兩個城市之間，尋找着自己的位置。這也是人在青春時期最爲渴望得到的，在家庭中、在學校裏，在不同的情感裏，渴求着自己的位置。

　　故事的開始，佩佩對位置的需求是和好友Jo一同到日本旅行看雪。上文所說Jo的身份具有一種單一性，佩佩希望和她一同旅行是對於她身份的某種認可，但這是佩佩對於所見之物的貪婪心理，在自身沒有準確認知的時候，青春期的人只能模仿她人。

　　因爲佩佩和Jo本質的差異，佩佩在通往Jo的路上和她產生了根本的分歧。Jo要去日本賞雪，和家裏拿錢就可以了，佩佩不願意跟家裏開口，只能自己打工賺錢。從而故事進入了主線，佩佩和Jo的男朋友豪仔從香港走私手機到深圳。“過春天”這個名字聽起來十分浪漫，實則是走私者過海關的黑話。在一次又一次安度“春天”中，佩佩逐漸建立了自信。這個犯罪行爲本身與她的陸港尷尬身份相契合，可以說，她給這種尷尬跨越找到了一個可以自洽的理由，同時走私手機帶來了幫派他人的尊重和金錢，從名與利的世俗層面給了她更多的認同感。

　　當然，走私帶來的成就感，和閨蜜男朋友的情感擦邊球，都是一種假象。相比她深圳、香港的穿梭身份來說，更爲虛妄。但寧願依賴這些虛無，也不想睜眼去感受真實，反會把這些稍縱即逝的東西當作真實。《過春天》用一個犯罪片的外殼包裹住少女青春成長的故事，而成長本身就是一件異常兇險的事情，在這個過程裏每個人都要面對很多未知，並且逐漸學會與未知相處。在青春的荷爾蒙驅動下，少男少女往往容易厭棄安全的校園生活，而危機看上去永遠是那麼誘人。與其說佩佩誤入險境之中，不如說是她主動投身。

　　文 | 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