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世界？歷史、政治或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總有一種沉重的基調揮之不去。有時你是否也想用一種詼諧、調笑的態度去應對這份沉重，更多的時候卻不知如何下手。

　　本期全球書情取自單讀最新刊《單讀 19 ：到未來去》，由前《單讀》實習生陳儒鵬編譯整理。這其中的 3 部小說與 3 部非虛構作品，或是對生活的調侃與挑刺，或是用遐思描摹愛情，或是用喜劇與笑的態度去剖析權力與政治。

　　《單讀 19 ：到未來去》

　　吳琦 主編

　　臺海出版社 出版

　　虛構類

　　《榮譽》

　　Kudos

　　蕾切爾·卡斯克 （Rachel Cusk）著

　　Macmillan USA 出版

　　如果在當下的英國文壇中尋找對小說藝術最殘忍的作者，這個人一定是蕾切爾·卡斯克 ；但同時，如果你想要尋找一個最真切的作者，那這個人也很可能是蕾切爾·卡斯克。蕾切爾·卡斯克，一個生活在倫敦的加拿大人、一個離了婚的妻子、一個不大稱職的母親、《美狄亞》的改編者與導演、一個對媒體宣戰並宣誓“我將走向沉默”的小說作者。

　　《榮譽》是卡斯克的“大綱三部曲”（Outline Trilogy）的最後一部（其他兩部分別爲《大綱》［Outline］和《凌日》［Transit］），三部第一人稱敘事的作品都圍繞着一個離婚的女作者法耶（Faye）展開，但佔據小說舞臺中心的並不是離婚女性的獨白，或是作者如同市場管理員一樣事無鉅細地放大、誇張、記錄的生活內容。第一人稱作品之中常見的成長、自白甚至是不可靠的敘述，在卡斯克的筆下都不見了蹤影。法耶是一名傾聽者，而所謂情節，就是她在飛機上、在創意寫作班裏或是在派對之中聽到的一個個故事。如同偶然音樂《四分三十三秒》，儘管文本之中充斥着講故事的聲音，但法耶掌握着沉默，將它鋪陳在小說的字裏行間。然而，沉默並未平復小說內部的律動，法耶的視角、價值判斷，她的幽默還有挑刺的習慣，爲寂靜賦予了喜劇、諷刺以及開放的可能。漸漸地，讀者的焦慮從希望認識法耶、瞭解她的過去、浸入她的生活，轉爲擔憂法耶的突然顯現 : 在她精心挑選的沉默面具的背後，每個讀者都能夠看到卡斯克所謂的“另一種認知”，這種認知並不是經歷本身，而是窺探、評價與隱藏。

　　這是一種令人着迷卻不安的策略，讀者不由得暗自尋思，法耶，或者是卡斯克，究竟獲得了什麼榮耀？她們勝利了嗎？也許答案能歸結到《榮譽》裏一位批評家對法耶的評述，“我總是被那些複雜而刺激的作品吸引着，然而在那些有着無窮的否定色彩的文本之中，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種困境……否定的文學從它無所畏懼的誠實之中獲取了力量，但這種真實卻無法觸碰”。“Kudos”在希臘語之中不僅僅意味着榮譽，也關聯着傾聽。榮耀是一場聽者沉默的演講，在傾聽之中交織着沉默與言語，價值判斷與敘述衝動，對真誠的渴望與無法觸碰的困頓。

　　《生食》

　　Crudo

　　奧莉維亞·萊恩 （Olivia Laing）著

　　Picador 出版

　　奧莉維亞·萊恩在 2017 年 8 月 1 日發了一篇 Twitter ：“晚餐上喝得有點微醺，現在一個小說四重奏浮現在我的腦子裏，在往後 40 年的頭一年裏，我要把它寫出來。或者在早餐的時候就全忘掉。啊！！！這個題目可真是好極了！”

　　一天之後，萊恩更新了她的 Twitter，“號外 ：我在遮陽棚下面已經寫完了第一卷的第一段，真是有趣極了”。七週之後，在飛往希思羅機場的飛機起飛前，萊恩宣告大功告成了。人們很難將小說的主人公凱西（Kathy）從萊恩本人的形象裏抽出來—她們在 2017 年 8 月同時要嫁給一個叫作伊恩（Ian）的男人，她們都在那個時候身居涼棚之下，試着寫一些東西，應對一個女人的婚前焦慮，她們甚至都喜歡讀《倫敦書評》—但萊恩又給凱西戴上了一個奇幻的面具：已故的美國作家凱西·阿克（Kathy Acker）。凱西、凱西·阿克和奧莉維亞·萊恩，這三個人倏然被搬上了同一個舞臺，20世紀80年代情緒化的現實、女性大膽的性別表演跨越了時空的壁壘，降落在了 2017 年 8 月。這場帶了些“夾生”，頗似後現代拼貼畫的寫作直播將此時此刻赤裸裸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萊恩在推特上承諾自己每天都會寫作，而且第二天不會修改第一天的文字。萊恩的即興表演感爲小說增添了近似於日記的質感，分外親切，但表演的絢爛也讓人思索一個問題 ：回頭再讀的時候還會這麼想嗎？現在的觀點、當下的情感是真實的嗎？這樣的創作方式是不是有點太快了呢？正如凱西自己在筆記本里寫道：“突然之間，凱西感到幾分焦慮，她是不是已經把現在挖空了，她是不是已經站在了最前線，一個人立在時間的頂峯—荒唐，但有些時候你難道不認爲我們並不能一同在綠野般的歷史共時中穿行，像鯊魚那樣突然一羣一羣地劈波斬浪。”

　　但萊恩並不止於製造焦慮，小說伴隨着婚期的臨近而漸漸慢了下來。儘管欣賞的目光偶爾還會被壞脾氣和憂懼打攪，但在睡着的丈夫身旁，凱西看到的現實也有了一些安定的模樣，“她聽着他的呼吸，長長的間歇……她在對他的愛慾裏沉默不語，那個暖暖的、安睡着的小動物，那雙金色的眼睛，打開來，溫柔地看着她”。獨身的凱西·阿克是一個精彩的面具，但面具背後的奧莉維亞·萊恩和她的凱西，她們將在婚姻和世界這道餐桌上，品嚐“現實”這道生火腿，感知慰藉也承載未來的味道：這是文學帶來的愛與慰藉。正如萊恩的好友黛博拉·列維（Deborah Levy）評論道，在喪亂與不安之中，萊恩致獻給讀者以及她熱愛的生活與藝術，“一封充滿遐思的情書”。

　　《瑟茜》

　　Circe

　　瑪德琳·米勒 （Madeline Miller）著

　　Bloomsbury Publishing 出版

　　在《阿喀琉斯之歌》（The Song of Achilles）之後，瑪德琳·米勒推出了她的第二部以希臘神話爲背景的小說。古典學在當代的驟然興起，爲人們的思慮增添了一道前現代的色彩，在一個沒有工業、沒有電力，甚至半開化的年代，人要怎樣面對自己的脆弱與力量，理解自己的性別與稟賦？如果說當代是一個“世俗化”的樂園，那麼米勒將人重新推回到神靈與人之間的邊界。在這個邊界上的長居者便是瑟茜。

　　熟悉《奧德賽》的讀者們應該不會忘了奧德修斯的船員們在艾尤島（Aeaea）上吃了瑟茜用藥水浸過的飯食而變成豬玀的情形。奧德修斯卻因爲倖存下來的一位船員通風報信，以及赫爾墨斯的出謀劃策，用草藥逃過一劫。荷馬的天平自然是傾斜向奧德修斯的，一夜之後，瑟茜便傾慕於他，直到一年之後允許他重新踏上歸程。瑪德琳·米勒對瑟茜的故事卻頗多不滿，“這種簡單的征服故事真的有些讓人掃興，她是那麼引人入勝、神祕莫測的形象，擁有着強大的力量與能動性，但在男性的英雄敘事面前，她似乎必須得立刻跪倒，終究逃不出作爲英雄史詩之中那個必要的絆腳石的命運”。米勒希望重新書寫瑟茜—這個人類有記載以來的第一個女巫—自己的故事，她是神靈與凡人的後代，但她的法力並不是神靈的贈予而是潛心研習的產物。她將咒語施展於草藥之上，製造幻術，隱匿星辰，將人變成豬玀與怪物：黑暗的魔法是人類文明不可觸碰的地方，只有壓抑、征服，像奧德修斯那樣用愛慾來化解它的迷霧，才能讓人迴歸心安的社會領地，如同盧克萊修曾說 ：“征服戰爭往往來源於人感知到的無力與最核心的脆弱。”甚至對女巫的敘事也逐漸從瑟茜開始有了自己的範式 ：女性的性渴望、黑魔法、草藥與蠱惑，如果翻開宗教裁判所、薩勒姆的女巫審判的卷宗，看到的無非就是這些。現代人對包括希拉里在內的女性政客與經濟學者的不信任，難道就比古人對女巫的鄙棄更加高貴嗎？米勒再度書寫的不僅僅是一個女巫的故事，而是文明的背陰面。只有進入這道陰影，摘下黑色的面紗，人才能瞥見那個所謂鬼神的世界，張牙舞爪的都是自己的影子。

　　非虛構類

　　《恐懼的統治 ：一個哲學家觀察着政治危機》

　　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

　　瑪莎·努斯鮑姆 （Martha Nussbaum）著

　　Simon & Schuster 出版

　　從亞里士多德到霍布斯、茱迪·史珂拉（Judith Shklar，1928—1992，哈佛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考爾斯教授，歷任美 國政治哲學與法哲學協會主席、美國政治科學協會主席。），歷史見證着人類對思索政治的恐懼 ：恐懼和史珂拉所說的“恐懼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of fear）在每次文明出現斷裂的間隙—無論是克倫威爾還是希特勒—都悄然漫上人類的思緒，四散開來成爲情感氛圍。恐懼的自由主義是迫不得已的底線 ：人應當有權免於屠戮、恐懼與一切非人行爲。

　　2016 年特朗普當選後，瑪莎·努斯鮑姆發現這條底線似乎又一次被突破了：“我似乎還不夠深入……我一直覺得自己有理由相信人們會抵制對恐懼與憤怒的宣傳。”努斯鮑姆和斯賓諾莎一樣，堅信社羣的情感結構建構能產生更富彈性的倫理可能，而瞭解情感也能讓人一睹事物內在的本真。如果對奧巴馬的懷念已然無濟於事，那麼自由主義政治學者們需要考慮是什麼引發了恐懼的泛濫，是什麼讓憤怒轉爲了激化矛盾的利刃，讓性別歧視、宗教偏見成爲了時代符號。

　　努斯鮑姆在《恐懼的統治》一書中將恐懼定義爲一種反社會的私人情感，“恐懼是自戀心態的附帶品，驅逐了一切對他人的考慮，哪怕這些考慮有着明確的形式”。這種觀念不無道理，正如她在後文的分析之中指出，恐懼也是人類最爲原初的情感，嬰兒降生之後便暴露在對外界的恐懼之中，短暫的關懷、對危險的清除與食物的餵養才讓嬰兒從惴惴不安之中緩慢解脫，獲得同情與利他的情感潛能—而映射到人類的政治發展之中，則顯現爲從“完全的獨裁統治轉向互惠的民主政治”，恐懼不失爲一種嵌在當代民主肌體裏的毒牙，“公民對他者展現出侵略的態勢，他們責罰那些人，因爲後者引發了恐懼的痛楚”。責難心理是一種政治的報復行爲，而法西斯或者盲從政治則是一種罔顧真相的政治不負責。

　　2016 年以來的世界也許在折磨着努斯鮑姆，但在《恐懼的統治》的最後一章，她依舊堅信同情與民主的力量。然而，時代的變化令人猝不及防，她在 2004 年的呼告：“我們需要這樣的一個社會，每位公民都可以坦承自己的需求與脆弱”，這在美國邊境管控拆散非法移民家庭的暴行之中顯得格外諷刺。人的脆弱不再是同情的源流，卻蛻變成傷害的憑據。身處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所說的“液態恐懼”（Liquid Fear）的時代—風險讓恐懼從對法令、對過往的擔憂，轉爲對未來的預判與不安—知識分子如果希望重新喚起公民無所畏懼的同情與反抗暴政的勇氣，需要更深刻的洞見、更實用的方案，甚至是一場激烈的犧牲。2018 年的努斯鮑姆踏上了渡河的航船，但願歷史厚待這個哲學家，不會只留給後人一聲“公無渡河”。

　　《真相之死 ：特朗普時代的謬誤筆記》

　　The Death of Truth: Notes on Falsehood in the Age of Trump

　　角谷美智子 （Michiko Kakutani）著

　　Tim Duggan Books 出版

　　特朗普的執政給了知識分子們當頭一棒，《紐約時報書評》前任書評撰稿人角谷美智子宣告退休 ；以前被她的尖刻言語挖苦中傷的各位作者們，終於可以上來鬆口氣了。儘管 “Kakutanize” 這個動詞也許不會再在文人們的日常調笑之中閃現，但這個時代前所未有地需要 “Kakutanization” ，這是一個未經審視的年代，而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

　　退休後，角谷美智子也確實沒有閒下來，而是在書卷與個人經歷之中找尋“謊言時代”的源頭，這本《真相之死》可以說是架構在引言之上。角谷後來在接受《滾石》雜誌採訪時說到“，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1962 年的《圖像》一書令人驚歎地預言了一個‘虛假事件’取代現實、流量名人排斥真實英雄、幻象代替真實的美國”。這也不由得令人聯想到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社會萬象淪爲表象景觀，“存在淪爲擁有，擁有淪爲浮現”。市場模式將社會歷史納入了生產與消費的景觀之中，而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特朗普的興起並非意外，他是比希拉里更加刺激的景觀。角谷將美國的“後真相轉向”歸結爲在網絡與傾斜的信息浪潮之中漸染上偏見色彩的人心。當然，她也談到美國社會並不是沒有謊言的伊甸園，從“柯立芝繁榮”到越戰、水門事件和伊拉克戰爭，不妨說美國精英的政治文化也早在謊言之中成爲了爛透的蘋果。不僅如此，美國立國以來，人們在生活之中對啓蒙運動的相對抗拒，也滋生了難以穩定的共同理性秩序：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談到“天生暴怒的美國人”，無疑一針見血，18 世紀時他們可以在波士頓傾倒茶葉，現代的憤怒將人們置於仇恨、封閉與自我之中。人們希望能在歷史的漫漫長路上找到一個與當下相近的立足點—比方說 20 世紀 30 年代—但特朗普時代的積重難返，似乎讓景觀與真實的這場戰爭淪爲無稽之談。然而，哪怕這是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也需要有勇氣的人提着金線團，在德里達、利奧塔和鮑德里亞等人的理論迷宮之中，一邊徘徊，一邊一寸一寸地把線放下來，如果不能拆毀這座迷宮—無法將真相從羣氓的雙眸中解脫—那至少將這座迷宮探個清楚，這就是 “Kakutanization” 。

　　《激進的犧牲》

　　Radical Sacrifice

　　特里·伊格爾頓 （ Terry Eagleton）著

　　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伊格爾頓原來說自己這幾年想寫一部關於喜劇與笑的書稿，然而臨近 4 月的時候，他寫出了這本《激進的犧牲》，這是一本關於暴力、十字架、禮物贈予、替罪羊與人類儀式的書。

　　無論是人祭還是動物的犧牲，都將人類從災難、矛盾和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之中帶回了文化的伊始。喬治·巴塔耶（ George Bataille） 認爲“犧牲是創造神聖的活動”，從犧牲的暴力與屍體之中誕生的是對神聖創生的狂喜與對崇高的恐懼，就像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那樣，在少女不斷地狂舞之中，劃分了神聖的憤怒與人性的邊界。而最爲人所知的犧牲者，無疑就是耶穌基督，他如同阿甘本所說的“神聖的人”（homo sacer），“保留了人類政治社會最原始的放逐”，這種放逐將神聖的力量從脆弱的肉體之中釋放出來，也爲人類社會賦予了意義—十字架。

　　與阿甘本和巴塔耶等人不同，伊格爾頓的文字爲人類帶來了一種不同於暴力與秩序的二元對立。在他筆下，最激進的犧牲是殉道 ：如果像伊菲格涅亞（ Iphigenia） 這樣的犧牲讓人直面神的憤怒，那麼耶穌與其後聖徒的殉道則讓人面對執掌權柄的帝國的背陰。伊格爾頓談到，耶穌的殉道與復活是一種“達達主義般的事件”，在生命的毀滅與人類文明最兇惡的時刻，創造瞭如“先鋒派藝術那樣的神的國度”。

　　伊格爾頓是一個入世的文學批評家，他認爲人類學的儀式與意象也許缺少了行動的意志，犧牲只有投射到文字與社會的變遷中才能實現其意義。勒內·吉拉爾（ René Girard） 的“替罪羊”、巴塔耶和德里達的“冬季贈禮節”（potlatch）在他們眼裏是一種社會意象的固化與生產，伊格爾頓帶給了讀者一個個文學的幽靈—雅典的泰門、李爾王與燕卜遜（WilliamEmpson）的田園詩—這些文字的迷宮給這些意象與符號賦予了倫理和美學的意義：犧牲不僅僅通過隱喻和符號劃定社會的邊界，也通往每一個人內心之中的深夜和文明背陰處的叢林。

　　編輯丨田也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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