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

　　第1469篇文章

　　到底是什麼理念鼓動了獨立戰爭？哪些人是主要的推手？誰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宗教信仰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這類關乎美國本色的問題非常值得探索，它們的答案也並非如煽動家所描述的那麼簡單。

　　正文共：6232字

　　預計閱讀時間：16分鐘

　　撰文：臨風

　　1776的精神（洋基歌），Archibald MacNeal Willard創作於1875年，懸掛在美國國務院。（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無代表，不納稅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1689年“光榮革命”發佈的“權利法案”限制了君權，保障了民權。在1750-60年代，英國議會多次通過向北美十三個殖民地抽稅的法案（例如：食糖法、印花稅法），造成殖民地極度的不滿。根據“權利法案”，人民有選舉議員的權利，殖民地卻只有繳稅的義務而沒有選舉議員的權利。於是，“無代表，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呼聲成爲響亮的口號。這個口號首先由愛爾蘭人向英國政府喊出，被北美殖民地借用。

　　到了1765年，波士頓的詹姆斯·歐提斯（James Otis）更進一步提出“無代表的稅收是暴政”的口號。英國議會爲了平息民憤，於1766年通過了 “宣告法案”（Declaratory Act）。這個法案雖然緩解了印花稅和食糖法的重負，但卻提出英國議會對殖民地擁有“無條件的主權”。這個聲明激怒了北美許多教會人士，認爲這種無條件的主權是對上帝主權的“褻瀆”，簡直就是偶像崇拜。

　　在1773年底波士頓“茶黨事件”之後，雙方衝突加劇。1774年，十二個殖民地在費城舉行第一屆“大陸會議”，伸張殖民地的權益。雖然宣佈仍向英王喬治三世效忠，不過民怨卻逐步加劇。

　　戰爭爆發前夕，1775年3月，弗吉尼亞的律師帕特里克·亨利慷慨陳詞，發出“不自由，毋寧死”的豪語，促使弗吉尼亞也投入爭取獨立的行列。

　　帕特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寧死”，Peter F. Rothermel 創作於1851年的油畫。（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1775年4月，武力對抗終於在波士頓爆發。十三個殖民地都派代表參加了第二屆“大陸會議”，並於1776年7月發表了主要由傑弗遜撰稿的《獨立宣言》。當時東、西佛羅裏達殖民地效忠英皇，魁北克省與原住民也站在英皇這邊（見下圖）。

　　1775年獨立戰爭時期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紅色部分）。（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革命前夕的殖民地

　　革命就是造反，但是並非人人都想造反，殖民地支持革命的“愛國者”（Patriots）並非多數。根據北卡大學歷史教授Robert M. Calhoon的估計，殖民地白人中有40-45%同情革命。一般估計，白人中大約有15-20%忠於英王，餘下的是騎牆派，只想過平靜的日子。

　　18世紀的社會具有濃厚的宗教性，他們以宗教的語境看世界。從教派來看，聖公會（安立甘教會的美國版）有不少忠於英王喬治三世，其它教派則多半同情革命。當時很多教會傳佈這樣一種說法：新世界是上帝的“應許之地”，北美白人就是“新以色列”，上帝要帶領他們進入榮耀的新天新地。有人甚至宣稱，喬治三世是“敵基督”。不過歷史學家指出，他其實是位相當虔誠的安立甘教徒。

　　Johann Zoffany 創作的喬治三世 。（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基督教歷史學家諾馬克（Mark Noll）認爲，從神學上來說，美國獨立戰爭並未達到“義戰”的門檻。不過他又說，如果他活在當時，爲了保護身家免受剝削，很可能也會站在革命者的一邊。自古以來人們經常借用上帝的名號爲自己的行爲背書，其實獨立與否的抉擇並非根據神學上的解讀，多半是出於切身安危的考量。

　　革命者的底氣

　　華盛頓橫渡特拉華河，Emanuel Leutze創作於1851，陳列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主張革命的人物中不乏精英，亞當斯、傑弗遜、富蘭克林等人都是一時之選。這些人大部分是律師，對積極爭取殖民地的權利，以及天賦人權的理念都十分清楚，在主導建國理念上功不可沒。

　　但是精英一般不接地氣，他們的影響也僅限於城市。在沒有公認權威的情境下，反而是牧師們的講道會對草根大衆產生巨大的的影響。

　　波士頓的名牧喬納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梅休是波士頓第一位偏離基督教，主張“唯一神論”（Unitarianism）的牧師，1750年的一篇關鍵性講章流傳至今。梅休牧師特意挑選在英王查理一世被砍頭的紀念日傳講反對“向權柄無限制服從”的信息。

　　喬納森·梅休牧師1750年的著名講章。（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他主張，唯獨在政府尊重“道德和宗教義務”的前提下法律纔有效應。服從不是無條件的，他認爲在暴政下不抵抗纔是更大的罪惡。那麼，誰來決定政府是否尊重“道德和宗教義務”呢？既然沒有一個審理的權力機構，他認爲最終的抉擇取決於一批有自覺的個人，他們爲了共同的福利而團結起來，反抗暴政。

　　自由權和財產權到底是政治的領域還是宗教的領域, 殖民地的羣體往往不做分辨。在他們的日常語境裏，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紐約的塞繆爾·舍伍德牧師（Samuel Sherwood）在1776年1月17號的講道《教會逃到曠野：時代致辭》裏就用新約《啓示錄》的信息作投射：這世界充滿了敵基督的勢力，北美的教會就像是逃到曠野的選民，英國王室“具有許多‘獸’的脾性和形象”，必須排斥。

　　另一位同情革命的著名人物是作家艾默生的祖父威廉·艾默生牧師（William Emerson）。他不但傳講反抗的信息，更是親身領導民兵抵抗英軍，引發了1775年波士頓的圍城之戰。他同名的兒子（艾默生的父親）畢業於哈佛，屬唯一神教，是波士頓第一教會牧師，在當時是響噹噹的波士頓聞人。

　　這批教會牧者的抗爭，主觀地說並非基於清晰的政治理念，他們的反抗正是他們信仰的表達。這是個很特殊的現象，他們對聖經的解讀，以及他們的神學觀，其實非常值得質疑。這不過說明，在危急存亡的時刻，人們總以宗教的理由支持自己的抉擇。西方諺語說“散兵坑裏沒有無神論者”，正是同樣的道理。

　　革命前夕的臨門一腳

　　出身於英國的託馬斯·潘恩是個激進的思想家和活動分子。他看出當時殖民地底層人民的民意搖擺不定，沒有什麼清晰與堅定的信念。

　　潘恩的著作

　　於是在1776年1月，潘恩出版了《常識》這本不到50頁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裏，他條理清晰地陳明爲什麼這十三個殖民地應當獨立，非常具有說服力。在文中，他沒有借重高深的意識形態，也沒有使用任何拉丁術語，或是過度旁徵博引。他用直白的口語，常識性地敘述和分析了政府的來源與結構、英國憲法的特色、世襲君主的貽害、美洲殖民地的現狀，以及獨立的可行性。

　　潘恩是個如假包換的自然神論者，他曾在《理性時代》裏表達了對有組織宗教的極端反感，但是這本小冊子卻寫得像是一篇牧師的講章。

　　潘恩瞭解他的受衆，他首先指責喬治三世是英國的“皇家野蠻人”，君主制與貴族制都是痞子們用武力統治的體制：“他們用精緻的文化和富豪的風度掩蓋了他們的強制和粗暴”。（他在劃清平民與貴族間的界限）

　　潘恩說：“把莊嚴神聖的名號加在一條即將消殘的蠕蟲身上，這是何等不敬虔的做法！” 他反覆強調君主制的暴政，甚至借用舊約裏以色列人祈求上帝賜給他們一位國王（掃羅）來管理這件事來影射君主制根本就是偶像崇拜，是對上帝的褻瀆。

　　這位並不相信“聖經裏的上帝”的潘恩總結說：“聖經在這部分的敘述是直接的和積極的，毫無模棱兩可的餘地。全能者明明在反對君主制政府，你如果不同意這點，那你就在認爲聖經是假的。”

　　潘恩更是毫不畏懼地響應了17世紀清教徒約翰·溫斯羅普“山上之城”的呼聲。不過與溫斯羅普不同，潘恩的“山上之城”是建立在共和原則和宗教寬容上的新千禧年國度。在潘恩的世界裏，世襲和階級都是邪惡的觀念。

　　他用使人興奮的語氣來刻畫這棵正在成長的小樹：因着自由的澆灌，它將逐漸變得茁壯碩大，全世界將看到一個自由的新的冒險的誕生。他甚至宣稱，這是自諾亞方舟以來領導人類開啓另一個嶄新世界的機會！

　　這本小冊子在出版三個月內就發行了十二萬多冊，到了年底已經賣出了五十萬冊！它被認爲是美國革命時期最有煽動力的宣傳品，也給獨立運動提供了一個立足點。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它最重要的影響力至少有如下兩點：

　　其一、無論是美洲還是歐陸，精英們總覺得“庶民”不該參與有關政府和政治的辯論，而這本小冊子寫作的對象就是這批“庶民”。它的寫作手法非常通俗易懂，簡單直接，讓“庶民”也有機會參與政治討論。這不但增加了大衆的能量和熱情，更達到了教育的功用。沒有文化的人也可以在公共場所聆聽其他人朗讀《常識》，也可以參與到討論中來，你可以想象那種震撼性和煽動性的場面。

　　其二、它改變了許多人對從“祖國”獨立出來的看法。因爲，除了少數激進分子，大部分庶民對“自由”的嚮往搖擺不定。人們對獨立的感覺相當矛盾，對沒有國王的日子毫無概念。這本書的出現改變了一切，讓人們意識到，其實他們是有選擇的。獨立代表一個更崇高的理想，一個可以實現的更美好的社會。

　　雖然精英們（例如，亞當斯）並不欣賞這種直接的、不夠嚴謹的，煽動性的論理方式，但是老百姓卻被動員起來了。民粹的力量無可比擬，文化塑造與社會轉型不能單單在精英的層面操作。它的基礎越寬、越草根，越能自發自動，力量也就越強大。不過，如果缺乏具有正確理念的精英掌舵，它也有可能發展成暴民運動。

　　潘恩就好像是個佈道家，用人們所熟悉的語境將自由派和福音派在“世界的事工”上聯合起來。潘恩本身雖然有爭議性，但是他啓迪了美國的民氣，在美國開國史上是一位功不可沒的重要人物。有人甚至認爲，他纔是美國的“革命之父”。

　　效忠英王者的遭遇

　　戰爭永遠是醜惡無情的，就是最高尚的戰爭也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對待異己“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那批對英王效忠的殖民者，就受到了許多迫害。

　　約翰·亞當斯的堂兄，塞繆爾·亞當斯（Samuel Adams）可以說是一位模範的革命者，傑弗遜稱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他有激情、有行動、更有虔誠的信仰（公理會）。他也是兩屆“大陸會議”的代表，《獨立宣言》簽署者之一，並參與憲法的制定。

　　殘害效忠英王者，Philip Dawe, 1774（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可是，這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塞繆爾·亞當斯也是祕密組織“自由之子”的創建者之一和領導人，策動了波士頓的“茶黨事件”。在戰前，他所率領的“自由之子”是個積極迫害效忠英王者的組織。例如，把燒熱的松焦油傾盆倒在保皇派的身上，然後全身撒上羽毛，加以嘲笑和侮辱。

　　獨立宣言簽字，John Trumbull，1819，懸掛於國會大廈（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在簽署“獨立宣言”以後，對保皇派的迫害更是變本加厲。各州的議會通過了各種“測試法”，要求所有居民宣誓效忠他們所居住的殖民地（州），拒絕宣誓的人被視爲非法分子。他們不但喪失基本權利，更可能會被監禁，財產被沒收，遭到流放、死亡的命運。

　　在戰爭期間，許多殖民地通過法律，趕逐效忠英王的民衆，沒收並拍賣他們的財產。這類法律受到“大陸會議”的肯定。紐約殖民地更進一步懸賞告密者，告發保皇黨，被證實的人將被判處爲叛國罪。

　　戰爭結束以後，1783年英美雙方在巴黎簽訂《巴黎條約》。條約中特別規定，對那些忠於英王的殖民者應當“不僅要受到正義和公平對待，並要在和平的祝福下享受和解的精神。”

　　然而事實上，這個條約並沒有受到各州的尊重，忠於英王的殖民者的財產仍然不斷被沒收。大批人逃往加拿大和英國的領地。在1783-1789年間，英國政府指派專員在哈利法克斯，聖約翰，魁北克，蒙特利爾和倫敦，聽取流亡的保皇派的財務損失。他們受理的案件超過五千件，英國政府爲了照顧這批人，所付出補賞金額總值超過750萬英鎊。

　　再次證明，戰爭的醜惡是不分種族、宗教和文化教養的。美國的可貴並非爭取獨立，而是它背後“人因被造，生而平等”的治國理念。根據這個理念所形成的憲政共和制度，相對限制了人性中的邪惡。

　　宗教與政治的動態關係

　　革命前十五年的1761年，正值英法北美戰爭（French and Indian War，原住民與法國同盟）的高潮時期，康涅狄格州公理會牧師們承諾向大英帝國國王絕對效忠並服從。然而五年以後，當英國開始向殖民地收稅，這批同樣的牧師們開始指責國王，認爲不服從是正當的。

　　在《獨立宣言》公佈以後，“大陸會議”的代表們要求把第一批印刷好的宣言首先發給各教會的牧師，讓他們率先向會衆宣讀。

　　獨立戰爭時期，有超過一百位神職人員在革命軍隊裏做隨軍牧師，也有不少保皇黨的牧師參與做英國皇家軍隊的隨軍牧師。由於戰爭，許多教會禮拜天無人講道。在革命期間，支持獨立的神職人員在政治上十分積極。他們因爲身穿牧師的黑袍，被稱爲：“黑色部隊”！

　　可見，在獨立戰爭時期，由於切身利害，宗教與政治是不可分割的。那麼戰後呢？

　　美國憲法簽字圖，Howard Handler Christi，1940，懸掛於國會大廈（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根據 adherents.com 網站的資料，制憲會議55位代表大部分是聖公會和長老會的會友，其次有公理會、貴格會、循道會、天主教、路德會，以及荷蘭改革宗。這是個非常粗略的分野，其中有多少是“文化基督徒”，有多少是唯一神論者，或自然神論者，它的答案並非如此簡單。

　　不過有幾點可以確定：第一、除了華盛頓以外，這批代表都是由各州所推選。如果不是主要教派的會友，不可能被推選。第二、不論真正的信仰是什麼，代表們有很深的宗教心。第三、代表們雖然各種行業都有，不過大部分是律師。經過辯論，憲法中幾乎不提上帝，可見啓蒙思想對這批精英的影響之深。

　　這55位中只有39位簽字，很多代表們不肯簽字的理由是：這個版本缺乏人權保障；還有些代表不願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縱使在通過第一修正案，人權與宗教自由受到保護，憲法付諸實行以後，這種中央和地方權利分野的張力，以及政治與宗教間的張力，在美國歷史上還是一直存在。

　　到底是什麼理念鼓動了獨立戰爭？哪些人是主要的推手？誰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基督教的角色又是什麼？本文指出，這類重要問題的答案並非如煽動家所描述的那麼簡單，那批自政治上用宗教作爲武器，排斥異己的人更是應當反省。

　　歷史是多樣的、複雜的，很多真相和因素都在細節當中。只有那些真正願意尋求真理和真相的人才能把握住歷史的脈搏，做歷史的學生，而不會去操控死人的口，達到自己的野心和目的。

　　讓我們永遠做歷史的學生，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吧！

　　部分參考資料：

　　“Christian History”雜誌第50期，”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96,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history/issues/issue-50/.

　　“What Happened To British Loyalists After The Revolutionary War?”, 2015-7-3, NPR（美國國家公共電臺）, https://www.npr.org/2015/07/03/419824333/what-happened-to-british-loyalists-after-the-revolutionary-war.

　　Gordon Woo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

　　Angela E.M. Files, “Persecution of the Loyalists (or Tories),” http://threerivershms.com/loyalistspersecution.htm.

　　Expulsion of the Loyalists, Wikipedia.

　　作者簡介

　　臨風，本名熊璩，出生於重慶，臺灣長大。曾任臺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 克雷超級電腦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總工程師; 惠普公司中央實驗室部門主管，大學關係部亞太區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讀書、研究、寫作。在中國大陸出版有《繪畫大師的心靈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撰文：臨風

　　編輯：雯君

　　本文由作者授權原創首發於《美國華人》公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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