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 王曉霞/文 王延春/編輯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三年有餘，目前已經入攻堅期和升級期。

　　2019年3月23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9召開題爲“鞏固結構性改革成果”的分組會(II)，會議主持人財訊傳媒集團總裁、《財經》雜誌社社長戴小京，邀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舒印彪共同討論了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如何鞏固成效，如何進一步突破，如何拓展供給側改革的內涵等焦點議題。

　　戴小京表示，從2015年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爲中國整體深化改革、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近期以來，中美談判中大家經常聽到關於“結構性改革”這樣的詞。那麼，結構性改革到底取得了怎樣的成果？有哪些方面還需要繼續突破？哪些方面有待進一步鞏固？這些都成爲當下各方關注及探索的焦點問題。

　　楊偉民表示，從2018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9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的兩次講話看，相比2015年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升級。

　　在他看來，中國在2015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供給側改革，三年來取得了明顯成效，特別是去產能取得了明顯成果，去槓桿也取得一定成效，數據已經顯示宏觀槓桿率已經有所下降。下一步將有望在一些領域擴展內涵，提升改革的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和精準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待新突破

　　從“三去一降一補”到“鞏固、增強、提升、暢通”，製造業、金融等重點領域已加快破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新突破。

　　楊偉民表示，“特別是2016年第四季度開始到2017年中國經濟的企穩略有回升，但到2018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再度掉頭向下，有人質疑是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靈了，我覺得恰恰相反，是因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沒有觸及更深層次的問題”。

　　楊偉民解釋說，“三去一降一補”是根據當時面臨的形勢提出，現在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目前經濟下行固然有國內外短期因素的影響，但我覺得主要還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的反映，比如經濟減速主要是工業減速，工業減速的原因是工業還沒有完成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調整，需求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工業結構還比較僵化，這幾年中國提倡提質增效，但是提質增效增加的GDP還不能彌補產品減產導致的GDP減少，新產品增產增加的GDP還不足以彌補老產品減產帶來的GDP減少。

　　針對2018年中國消費和投資雙減速的現狀，楊偉民認爲，消費減速受居民收入增速放緩、汽車消費進入階段性週期下降等諸多因素影響，“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高房價及房貸的擠壓，房地產本身也是供給側結構性失衡，有些地方供給過剩，有些地方供給不足”。

　　“投資減速主要是以地方政府投資爲主的基建投資減速，這佔大頭，過去積累的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規模過大，去年中央開始問責，很多地方不再敢變換花樣違法違規舉債搞基建，這其實是一個更復雜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涉及到國企和民企、中央和地方事權劃分、政府與市場等重大結構性改革。”楊偉民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則從財政配置的角度分析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的深刻影響。

　　他進一步解釋說，就財政赤字規模來看，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今年財政政策安排的赤字率爲2.8%，較之前提高了0.2個百分點，但也應注意到，赤字率仍保持在3%以下，這與目前的經濟下行壓力並不匹配。“和十年期的財政政策配置格局相比，我們能看到如今結構性改革對財政赤字配置的深刻影響。”高培勇表示。

　　此外，在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國的減稅降費政策體現出諸多新變化。“兩萬億元的減稅降費規模落在增值稅和社保繳費上，着力於給企業降低成本，而非擴大企業需求，這體現了結構性改革在減稅降費上的影響。”高培勇強調，“此逆週期調劑不同於以往的逆週期調劑，此財政政策不同於此前的財政政策。”因此，要從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來理解財政政策的配置效率。

　　而在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肯尼斯·羅格夫看來，經濟發展不能僅依靠持續不斷的投資來拉動，考慮到中國在科技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適時調低GDP增速、強化結構性改革，是非常明智的舉措。“在未來二十年，若中國GDP增速可達到3%-4%便已足夠，這一目標也完全可以實現，若仍要維持6%以上的增速，便是難以想象的。”如今中國除了需要調整GDP增速，還應對地方政府債務、房地產市場、環境保護及國企改革等諸多挑戰加以改革，只有加速進行結構性改革，才能順利實現經濟軟着陸。

　　圖爲財訊傳媒集團總裁戴小京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迎升級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被賦予新的內涵。2019年，“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開啓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徵程。

　　楊偉民表示，今後應拓展供給側改革的任務，不再集中於“三去一降一補”，而是要通過加快殭屍企業出清、繼續推進減稅降費、建立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等，增強微觀經濟主體的發展活力。中央已經明確的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爲主線，應着重在三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擴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一方面鞏固“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將擴展到增強微觀主體的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二是深化改革。過去幾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的成效相對而言，行政性手段衝在了前邊，特別是去產能中，行政性幹預較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兩個字是“改革”，必須以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爲重點來推動相關領域的改革走深走實，防止改革空轉。要進一步加快國資、國企、壟斷行業、財稅、金融、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職能等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三是要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爲關鍵，因爲金融是經濟的血脈，近年來銀行貸款比重出現了“兩降三升”，製造業和民營企業貸款比重大幅度下降，房地產相關行業和金融業、國有企業、個人住房貸款比重大幅度上升。由於中國以間接融資爲主，貸款結構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結構的變化，包括經濟結構的僵化。因此，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着重調整市場結構、銀行結構、產品結構。

　　市場結構方面，他認爲，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我國實體經濟每年揹負七萬億的利息，這對金融業是增加值是高利潤，對實體經濟就是極大的負擔，所以要保持經濟的整體競爭力，一方面要減稅減費，同時也必須減輕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銀行結構方面，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以國有銀行爲主的銀行體系如何適應國企、民企、外企這三大主體並存的所有制結構；如何從制度上搭建平等地服務三大市場主體的銀行體系，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思考並深化改革的重大課題。

　　產品結構方面，要積極開發個性化、定製化、差異化產品，減少抵押貸款的比重，擴大抵押物的範圍。按照企業不同產品的生命週期來確定貸款的期限，而不是反過來讓企業來適應銀行的貸款期限，要完善銀行內的盡職免責制度，建立激勵相容的機制，開發實體企業和銀行共擔風險的一些金融產品，開發適合民營、小微企業的產品等等。

　　肯尼斯·羅格夫表示，過去4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矚目，但從美國的經驗看，經濟奇蹟後，增長速度會有所放緩。綜合考慮中國的人口、投資、房地產、科技等因素，未來20年，如果中國的GDP增速可以到3%—4%，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增速。“調低增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改變，當然也是一個挑戰。”

　　高培勇表示，2019年中國的宏觀調控，包括積極財政政策，以及逆週期財政政策的安排，都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爲背景定位，這與以往的積極財政政策安排有所不同。

　　例如，2019年的財政赤字總額是2.76萬億，比2018年增加3800億，赤字率2.8%，比2018年提高0.2個百分點，2019年高達2萬億減稅降費規模帶來的減收主要是通過削減政府支出規模支撐，推出了減少一般性支出5%、進一步減少三公經費3%、對長期閒置的資金一律收回重等多項減支措施，而不是通過大幅擴大赤字。

　　在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舒印彪看來，能源轉型發展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能源資源稟賦結構決定了今後一段時期，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是推動能源轉型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他還介紹了用再電氣化推動能源轉型發展，助力推動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的相關內容。

　　圖爲：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9召開的題爲“鞏固結構性改革成果”的分組會(II)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