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以“堅持擴大開放，促進合作共贏”爲主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舉行。全球金融架構如何重塑，成爲國內外金融界人士熱議話題。

　　從全球範圍來看，金融體系在宏觀和微觀層面都面臨着重重挑戰。比如，全球視角來看，多極化時代，各國如何合作共贏，共同建立有效的金融治理框架；再比如，從具體國家政策來看，傳統貨幣、財政政策對增長的促進作用越來越有限，找到新的促進增長的工具，正成爲各國面臨的新挑戰。

　　G20全球金融治理專家團主席尚達曼在會上表示，從全球來看，目前我們面臨着發展、氣候變化、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三大挑戰。

　　第一大挑戰是發展。尚達曼認爲，這也是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特別是對全球人口最多的一部分國家而言。“發展中世界15歲以下的年輕人達到11億，這一數字差不多是中國年輕人比例最高的高峯時期年輕人口數量的3倍。這些人需要工作，需要機會。他們還有希望，還有夢想。”尚達曼表示，如果我們不能讓他們實現他們的希望或者夢想，後果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後果，也不僅僅是在勞動力市場的後果，會遠遠大於經濟的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尚達曼稱，與中國30年前的情況相比，這些年輕人面臨的環境已經發生了兩個根本變化：第一，自動化和新技術，減少了這些發展中國家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機會窗口。這個窗口並沒有完全關閉，但是這個窗口大大縮小；第二，這些年輕人的基礎教育薄弱，而30年前中國其實基礎教育水平已經比較高，進入高等教育是一個自然過程。

　　來自金融領域的挑戰也是與會者熱議的話題。“今天我們沒有成熟的機制，來幫助這些發展中國或者是發達國家，在沒有太大金融風險的情況實現增長。”尚達曼認爲，過去三四十年有一些國家認爲，只要國際金融體系進一步開放，資本自然會從高處流向低處，提升他們的生產力，實現增長。但是，情況發生變化了。

　　“今天，你的賬戶赤字只達到GDP的2%，市場就會懲罰你。”尚達曼認爲，我們還缺乏一個全球金融的安全網或者保障系統，特別是當一些貧困國家一旦出現危機時，需要有一個金融保障體系。

　　“我們現在面臨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浪潮，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機制，確保全球治理本身能夠自我完善、自我改革，來應對未來的挑戰。做到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也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前IMF全球副總裁朱民在會上表示，這需要各個國家、各行各業參與進來，共同重塑全球新的經濟金融治理框架體系。在朱民看來，當今世界更加互聯互通，而且多極化，這意味着我們必須要合作。

　　“現在的世界，事實上更是進入到了一個緊密到無法相互脫鉤的狀態。”朱民認爲，國家之間經濟上想實現脫鉤，現在幾乎不可能。

　　而且，目前多極化的世界對過去傳統的全球治理格局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這意味着不能靠一個國家來制定規則。“這要求我們要進一步超前發展，尋求一種以系統性方式提出的政策建議。”朱民表示，G20集團應該成爲一個有強領導力的組織。

　　當前市場上存在部分擔憂，無論是以財政還是貨幣政策來幫助經濟進一步增長，在美國、歐盟等可以看到一些跡象顯示，這樣做的效果已經比較接近尾聲的階段。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經濟出現放緩，我們還有什麼樣的手段來幫助緩解經濟放緩的局勢？”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畢明建在會上對國際金融監管人士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對此，尚達曼迴應稱，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目前的貨幣政策主要是關注當下發生的事情，因爲這是當下的一個週期。而現實是，週期總會結束，結束之後新的週期又開始。

　　“我們一直只針對當下的情況來抓藥，來採取措施的話，就會出現這樣一種危險。也就是當這個週期結束之後，可能有一些經濟體當中的經濟速度會下降，但是那時候的彈藥已經不夠了。”尚達曼說，所以貨幣政策的制定，要從貫穿整個經濟週期的角度來考量，不僅僅着眼當下，還要考慮到未來。要想一想週期結束之後會發生什麼，下一個週期又會發生什麼，這是現在政策制定當中缺乏的內容。

　　摩根大通國際董事長雅各布·弗羅蘭克爾也表示，在過去這些年中一些主要的政策工具已經都用過了，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特點。

　　“央行可能沒有什麼新的武器彈藥了，沒有新的工具，因爲它們的利率已經接近零了。所以，當再次出現經濟放緩的時候，它們沒有太大的政策工具了。”雅各布認爲，我們目前所能做的有兩個方面：

　　第一，儘可能延緩下一次危機的到來。“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意味着政策要有未來得預見性。因爲不確定性永遠是我們面臨的威脅，但是如果政策能降低這種不確定性，就非常重要。”

　　第二，不要只關注常規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因爲傳統工具現在作用有限，需要採取一些促進增長的政策，把蛋糕做大，包括結構性改革，包括創新，包括促進金融體系更加靈活、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等等。

　　“這方面沒有捷徑可走。”雅各布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