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微博和朋友圈頻繁出現一部華語新片：

　　總導演陳凱歌、總製片人黃建新，以及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甯浩、文牧野六位導演參與拍攝創作——

　　在影片曝光陣容之前，很難想象這八位導演能一起合作。

　　這部電影，就是已經確定在10月1日上映，由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出品的《我和我的祖國》。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所以在今年的國慶檔，也對應出來很多相關的影片。

　　《我和我的祖國》，從片名就能看出來，這是一部祖國70年華誕的獻禮片。

　　對於這樣一部電影，我相信很多觀衆會和我一樣：

　　這樣的電影對普通觀衆和影迷來說，會不會顯得太正、太嚴肅了，以至於讓人提不起興趣，甚至不夠好看呢？

　　但是，要記得，一部作品質量和水準的高低，並不會因爲故事主題而被打折扣。

　　就像去年同樣帶有獻禮性質的年代劇《大江大河》，同樣是關於改革開放40週年紀唸的故事啊，但並沒有因爲這個看起來很正的題材，而嚇跑年輕一代的觀衆。

　　如今仍然有8.8的高分

　　起碼我，對宋運輝、雷東寶、小楊巡幾個人的命運，始終關注，也讓我當時追那個劇，追得真情實感。

　　究其原因，還是因爲，即便它有着一個看似宏大的命題，卻將之放置於小人物的生活經歷上，這些人物的困擾是真實的、是普通觀衆似曾相識的，也讓他們是有血有肉的。

　　大時代背景下的小人物，這始終是個非常有吸引力的話題。

　　就好像，《我和我的祖國》當中對應的那個我。

　　很顯然，影片是希望以大時代背景下的那個“我”，來觀察，並去見證，這70年發生的那些事，去回憶，大家心中曾有的那些瞬間。

　　影片海報呈現的也是個體與祖國山河碰撞、交融的主題，一雙手掬起山川與湖海，對應着歌曲裏那句“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條河”。

　　同樣是“我”，這裏的“我”抽象又具體，既是影片中的一個個故事主體，也是歷史長河中的每一個普通個體。

　　這樣，影片就一下從很大的主題之上， 沉了下來。

　　然後，我們再回到《我和我的祖國》。

　　影片更讓人關注的，還是這個超強的導演陣容。不難發現，這個陣容是非常用心的一個搭配。算上總製片人黃建新在內的8位導演，都是近些年活躍在內地電影舞臺，非常有人氣、且有創作力的導演們。

　　可能，沒有這樣一個機會，他們也很難聚到一起。

　　這個陣容，從誕生於50年代的陳凱歌，到出生於80年代的文牧野，年齡相差30歲。而他們的作品，更是串聯起中國電影的40年，去見證這40年內，華語電影的發展與變化。

　　就像在前天影片啓動發佈會上，陳凱歌說的，“8位導演共同製作一部影片，禮敬中華人民共和國70週年華誕，這種事過去沒有做過。”

　　這一次合作，本身就擁有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意義，也值得被載入中國電影的歷史中被人銘記。

　　電影中，陳凱歌擔任總導演，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甯浩和文牧野，將會共同拍攝，他們將截取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社會發展歷程中不同的歷史性瞬間，各自創作出一個故事。

　　作爲中國電影第五代導演的領軍人物，陳凱歌見證了中國電影在國際影壇上前所未有的高光時刻。

　　陳凱歌的電影中，時代與歷史背景總是故事的主角。他講述複雜社會下的個人境遇，無力的、荒謬的，抑或是自由的、浪漫的——

　　這些小人物的命運轉折與沉浮，牽扯出一代人的集體肖像，洞見出導演對時代這一宏大而深邃命題的思辨與探索：

　　《孩子王》是知青老杆在苦難時代中的精神渴求與人性閃光；《霸王別姬》是程蝶衣的浪漫與理想主義在時代浪潮中的反抗與幻滅；《搜索》是葉藍秋在網絡時代下遭遇的集體霸凌；而《妖貓傳》是盛唐時代下的王朝覆滅和女性的悲劇宿命。

　　《妖貓傳》

　　在《我和我的祖國》之前，陳凱歌早在1987年就拍攝過獻禮片《大閱兵》，以此紀念新中國成立35週年。

　　這部電影是非典型的獻禮片，陳凱歌在其中對獻禮題材的思考與反省，也是以往從未有過的，這使得影片本身，成爲了具有豐富導演思維的影史佳作。

　　所有一切，都得益於導演對閱兵題材獨特的切入視角：他沒有刻意展現閱兵的恢弘與震撼，而是將鏡頭對準了參與閱兵儀式的“無名之輩”。

　　《大閱兵》

　　在發佈會上，陳凱歌也談起了他在拍攝《大閱兵》時的記憶，新中國35週年閱兵儀式上，他帶着一小隊攝製組在天安門金水橋拍攝現場。

　　陳凱歌形容，“看到軍委主席鄧小平坐着他的檢閱車，在距離我們大概5公尺左右的地方駛入長安街。看到那個場景，我一下就淚崩了，當兵時的往事在那一瞬間全部浮現在我腦海裏。“

　　這些個人情緒與記憶，在《大閱兵》裏被注入到一個個鮮活的軍人角色中。而影片也借他們的形象，思考了閱兵之於普通人的意義和價值。

　　對於《我和我的祖國》，陳凱歌想必不會將創作思路侷限在一部常規獻禮片的框架中。他之前提到，對影片最大的願望是——

　　“每一個導演單獨的作品都可以成爲一個動人的故事，同時在這個故事中間活躍着活生生的中國人。”

　　仍然是個體映照羣體，依舊是個人書寫時代，也希望陳凱歌能夠重現他的堅持，最終重構我們所熟知的獻禮電影，讓它更具新意。

　　屬於第六代導演行列的管虎，同樣擁有着豐富的作者化表達。他的電影都是聚焦身居底層的平凡人物。

　　《老炮兒》中，管虎借六爺的角色，講述老炮兒們在飛速變遷的社會下堅守的信義與尊嚴。從影片中也可以感受到，導演對老一代人，以及他們生活與經歷所擁有的情懷和敬意。

　　發佈會上，管虎也提到，他與祖國最深刻的連接，來自於他的父親管宗祥。

　　“2015年我和父親一起在電視上看93大閱兵，我一回頭看見父親老淚縱橫。

　　他十四五歲的時候生活在山東臨沂，日子窮到實在過不下去了，外面每天都在打仗，窗外每天都是穿不同軍裝的人路過。後來他實在忍不住，穿上鞋子就跟着穿灰軍裝的隊伍跑了。

　　他跟對了人，這支隊伍是羅榮桓、陳光的115師第一次進山東……“

　　管虎的父親在《老炮兒》中也客串了一個角色，每次六爺路過的時候都得給老爺子點菸

　　管虎講到，在這個過程中，他第一次瞭解到父親過往的經歷，也感受到父子間不曾言說的情感。

　　不知道這段珍貴的私家記憶，會不會被管虎放進《我和我的祖國》的故事中？

　　管虎

　　張一白雖然和管虎一樣，同屬於60年代生人，但他的作品，大多以都市情感題材爲主。

　　他曾經憑藉《將愛情進行到底》《開往春天的地鐵》等等作品讓人們意識到他對愛情題材的熟稔掌握。

　　張一白更廣爲人知的，或許是他敏銳的商業眼光，後來參與製作的《匆匆那年》和《從你的全世界路過》，也都收穫了非常高的內地票房。

　　這一次，他是否會繼續講述一個與情感有關的故事呢？

　　張一白

　　出生於70年代和80年代的薛曉路、徐崢、甯浩與文牧野，是導演團隊中比較年輕的成員。

　　在影片陣容中看到他們的名字，最開始我是比較意外的。

　　一邊是善於玩轉類型片元素的商業導演，一邊是剛剛推出處女作長片的新人導演，他們和獻禮片好像相隔的有點遠。

　　徐崢的“囧”系列，則是對好萊塢系列電影《宿醉》的借鑑，一度刷新了中國電影的票房記錄；

　　薛曉路導演的《北京遇上西雅圖》開啓了成功的愛情電影系列，而作爲《我和我的祖國》中唯一一位女性導演，想必她會爲影片帶來更加細膩、感性的女性視角；

　　甯浩導演的”瘋狂“三部曲，在犯罪喜劇的框架下，將多線敘述的技巧玩到極致；

　　《瘋狂的外星人》

　　文牧野執導的《我不是藥神》，根植於中國社會本土故事，讓觀衆意識到現實題材不再意味着深澀嚴肅，而同樣可以精彩動人。

　　《我不是藥神》

　　但這種反差感，恰好也是《我和我的祖國》值得期待的地方。

　　相比中國電影第五代和第六代，後來湧現的新生代導演成長在一個強調個性和多元化的時代。他們對祖國，或許有着完全不同的定義和情感，也代表着更多70、80後的觀點與視角。

　　另一方面，他們對商業類型片的把控能力，想必也會爲影片注入新的活力。

　　弱化宣傳說教的色彩，強調作品本身的好看程度，讓觀衆自願走進電影院觀看影片——

　　這也是新時代獻禮片需要完成的新任務。而深諳類型片模式和元素的年輕導演們，或許可以憑着他們的經驗與直覺，讓影片變得更加“好看”。

　　文牧野

　　對於《我和我的祖國》，我最好奇的是，這七位導演的合作最終會是什麼樣子的。

　　畢竟，每一位導演都有着獨特的創作風格和作者語言，而在影片的特定框架下，他們迥異的個性要如何完成自洽與融合？這些藝術特性和獻禮主題之間，又將發生怎樣的碰撞？

　　在發佈會上，總製片人黃建新給出瞭解答。每一位導演的創作，都將遵循着同一個主題：

　　歷史瞬間，全民記憶。

　　這還是之前提到的，從小人物的故事爲出發點，喚醒屬於集體的時代記憶。

　　黃建新

　　就像陳凱歌解釋說的：

　　“我們在這部片子中間想表現的，不僅是國家在7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表現和表達艱苦奮鬥的平凡的中國人民。活躍在這7個故事中間的普通的中國人的個體，一旦和燦爛的歷史瞬間相遇的時候，所綻放出來的能量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我和我的祖國》故事的主角被具象化成爲時代洪流中的獨立個體，他們的際遇與經歷如同時代的切片，組合在一起形成了歷史和社會中廣泛而風貌的羣像。

　　就像片名中的“我”，匯聚在一起便成爲了“我們”。

　　而我們也可以從所有角色身上看到自己，感受到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時代軌跡。

　　陳凱歌

　　影片的發佈會，更像是一場聆聽與交流的集會。七位導演登臺講述着他們生命中與祖國緊密連接的閃光瞬間，也喚起了觀衆各自的記憶。

　　這其中讓我感觸最深的，是甯浩導演提到的汶川大地震。

　　甯浩

　　2008年5月12日地震發生時，我在北京也感受到了微弱的震感。

　　記得當時有關地震的新聞在電視臺上24小時滾動播出，我身邊的每個人都在追蹤着救援的進展，也爲每天更新的傷亡人數感到揪心。

　　甯浩分享了全國人民爲汶川地震遇害者默哀的瞬間，“我覺得在那個時刻，其實很明顯的你能感覺到所有人的人心是在一起的”。

　　當時，人們發自肺腑地說出“我們都是汶川人”，喊着“雄起“的口號。在那個衆志成城的瞬間，你能看到最純粹的人性閃光。

　　正是這種光芒，讓人們衝破了地域、血緣和認知的界限，成爲了一個堅固的整體，也讓人爲身處在這樣一個整體之中，感到溫暖、踏實、驕傲。

　　不僅汶川地震，歷史的每個角落，都有普通人的參與。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歷史，也是關於獨立個體的歷史。

　　在進步與更迭的時代中，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見證者，也是親歷者。

　　而這樣的一部以普通人爲橫切面的電影，與我們緊密相關。因爲它講述的，就是我們的故事。

　　僅僅從這一點，就能感受到《我和我的祖國》對獻禮片的顛覆性突破。

　　薛曉路

　　以往的獻禮片，大多是高高在上的。它們講述史詩氣息的宏大敘事、偉人的豐功偉績，卻始終無法拉近與觀衆的距離。

　　《我和我的祖國》難得的是，它放低了姿態，不再輸出大而空的知識道理，而是從小人物身上挖掘出共性，並且用他們的故事喚醒幾代人的共鳴。

　　所謂史詩，並非意味着縱橫捭闔的政治背景、恢宏壯烈的重大戰役，或功績卓越的偉人。普通人的經歷，也可以是一部史詩。

　　而這樣的史詩，我們擁有的還太少太少。

　　所以，很期待這部有關普通人、有關我們每一個人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能夠在國慶檔給我們帶來驚喜。

　　同樣，也期待它能夠最終顛覆我們對獻禮片的慣性認知，讓我們主動走進電影院，感受新中國成立70年來，與祖國的共呼吸、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