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的觀點是劉基在朱元璋那裡的位置，應該和張良在劉邦那裡的位置差不多。不過，如果單比對張良和劉伯溫，本人認為張良要比劉伯溫厲害。

為什麼說劉伯溫堪比劉邦手下的張良呢，因為人家朱元璋就是這樣認為的，根據史書記載，劉基輔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和朱元璋論天下的安穩，總是能夠義行於色，遇到危難的時候，劉伯溫都是勇氣奮發，計劃立定。

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多次稱劉伯溫為「吾之子房」。可見劉伯溫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劉基和張良一樣，都是以智慧享譽後世的。「三分天下諸葛亮，一統江山劉伯溫」。說的就是劉伯溫的智謀。

李善長雖然也是朱元璋的智囊和重要幫手，但是在一些史書中，李善長扮演的角色是朱元璋的蕭何。

不過，本人認為在結局上，李善長和劉基都是比不上人家張良的，這一點也再次彰顯了張良的厲害之處。

劉基最後陷入了胡惟庸的陷害中。而李善長的結局就更不用說了，李善長的妻女弟侄七十多人全部被朱元璋殺了，昔日的兄弟情誼，朱元璋根本不認。張良和這兩位比，結局要好很多。

劉邦也是一個飛鳥盡，良弓藏的角色，在屠殺大臣的問題上，是非常厲害的。可是張良最後卻善終了，這一點不得不說張良是一個奇才。

張良作為劉邦的主要智囊，在楚漢戰爭的時候，就給劉邦提出了統一天下的計策，他給劉邦說要聯合英布、彭越等人，讓韓信得到重用，之後張良直接對劉邦說，要聚集三王之力，方可與項羽一戰。劉邦就是使用了韓信的這一策略，最後取得了楚漢戰爭的勝利。

總之，張良在劉邦一同天下的過程中，是有汗馬功勞的。劉邦也稱他：「運籌策於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劉邦建立漢朝後，張良被劉邦封為留侯，後來張良急流勇退，也就是功成身退，獲得了千古流芳的美名，張良在惠帝六年的時候病逝了，漢朝統治者給他的謚號是文成侯。

張良是善終的，僅僅從這一點來看，他是要比劉伯溫和李善長的結局好一些的。

呵呵呵，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先要看看劉邦對漢初三傑的評價。

張良：決勝千里之外，運籌唯握之中。

蕭何：填國家，撫百姓，不絕糧道。

韓信：連百萬之眾，攻必克，戰必勝。

從史書可知，李善長協助朱元璋，主管的是軍事後勤物資。極少參與戰爭決策。

而劉伯溫多次為朱元璋提出戰略規劃，參與並制定戰爭方案，所以劉伯溫更接近張良的角色。

應該是劉伯溫，兩個人各有所長。

劉基以輔佐朱元璋完成帝業，開創明朝而馳名天下。他足智多謀，有卓越的分析判斷能力，被世人喻為魏徵、諸葛亮再世，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　

　 浙東名士劉基（1311—1375）字伯溫，處州青田（今屬浙江）人，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從小聰穎過人，十四歲進處州（今浙江麗水）郡學，習《春秋》，「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

十七歲，拜名儒鄭復初為師，攻讀宋儒周敦頤、二程開創的「濂溪學」、「洛學」。他看書涉獵很廣，經史子集、天文兵法無所不窺，而「尤精象緯之學」。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僅二十三歲的劉基就考中了進士，初露鋒芒，時人對他都很器重。老師鄭復初曾對他父親說：「此子必高公之門矣！」秘書監揭曼碩對人說：「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有進賢老人鄧祥甫者，一見詫異曰：『吾嘗語人王佐之學，率不省，子善自愛。』盡出秘書相示。」

元至元二年（1336），劉基被任命為江西高安縣丞，為官清廉正直，以打擊權貴而名重一時。但是，在極端腐敗的元末社會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難得到重用的。特別是統治集團為了鞏固軍事統治，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把社會劃分為四個階層：蒙古人最高貴，色目人第二，漢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謂「南人」指的是最後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統治下的以漢人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劉基自然屬於「南人」之列。這樣，才氣橫溢的劉基卻始終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場上處處受到排擠和打擊。

二十九歲時，劉基複審一起人命冤獄，盡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檢察官，調為職官掾史。第二年，又因與幕府官僚發生意見分歧而被迫辭職，不久補升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又幾次三番上書彈劾御史失職數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撓，劉基激憤之下再次辭職。先隱居江蘇丹徒，後又寓住浙江臨安，每天縱酒西湖，以抒發心中憂憤。　　

這時，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國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敗無能的元朝統治者，為了將農民起義鎮壓下去，被迫起用劉基為江浙行省元帥府都事。劉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為元朝效力，他建議築慶元等城，以壓逼起義軍；並且極力反對招撫，倡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後！」方國珍大懼，厚賂劉基，卻之。方國珍收買劉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賄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詔招撫。元廷因此給劉基扣上了「失天子憫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職務，將他看押在紹興府。劉基氣憤之極，好幾次想自殺，幸虧門人密理沙等拚命攔阻，才得以不死。從此他放浪不羈，一天到晚在紹興遊山玩水，

　　方國珍卻趁這個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農民軍也都紛紛起義響應，江浙行省在無奈之中，恢復劉基的官職，先命他「招安山寇吳成七等」。劉基自募「義兵」，採取剿撫兼施的辦法，對拒命不服的起義者進行血腥的鎮壓。後又與行省樞密院判石抹宜孫互為犄角，相互聲援，共同出擊方國珍，因鎮壓有功，先後被江浙行省提拔為樞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報朝廷時，朝中當權者排擠漢人，借口劉基原只擔任過儒學副提舉，按資只能遷總管府判，實際上反而降了級，且又失去了兵權。三起三落，到處碰壁，劉基對元朝已心灰意冷，絕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於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實在是因為無路可走了。就逃歸青田。

時值元順帝至正十七年（1357）。懷才不遇、落泊而歸的劉基，到了這時才開始冷靜下來，考慮自己今後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據力量方國珍，向來被他視為海盜。姑蘇（今江蘇蘇州）的張士誠，亦為劉基所不齒，他曾說：「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自然更不會投奔他們，為他們所用。投靠應天的朱元璋吧！確實，在劉基看來，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業的只朱元璋一人。還在十年前第一次罷職時他就隱隱約約地萌發過這個念頭，那次，劉基「與魯道源、宇文公諒日縱酒西湖，見有異雲起，時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為天子氣，應十年，我其輔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劉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謂所親曰：『此豈人力所能哉！』」但是，朱元璋畢竟是與「聖朝」為敵的「賊」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詩歌里，不是也直斥他為「盜賊」嗎？如《次韻和孟伯真感興》寫道：「五載江淮百戰場，乾坤舉目總堪傷。已聞盜賊多如蟻，無奈官軍暴似狼。」又如《聞高郵納款漫成口號》：「聞道高郵已撤圍，卻愁淮甸未全歸。聖朝雅重懷柔策，諸將當知虜掠非。」這裡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這樣，飽讀經史和飽嘗仕途坎坷的劉基，矛盾重重，心亂如麻，索性採取靜觀時變的辦法。當時有「客說基曰：『以足下才氣無雙，從好亂之眾，踣方氏而有明、越，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笑曰：『是又一國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劉基一方面集鄉練自保，防備方國珍的進犯；另一方面，發憤寫作，著郁離子》十卷十八篇以見志。　

另一方面，劉基等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深諳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有他們運籌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軍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勝利。　　劉基一到應天，朱元璋馬上召見，「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劉基也立即呈上時務十八策，分析內外形勢，詳陳滅元興邦的大計方略。朱元璋大喜過望，相見恨晚，待以上賓禮，「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當時朱元璋左有陳友諒，右有張士誠。比較起來，張士誠富，陳友諒強。張士誠出身私鹽販子，遇事斤斤計較，顧慮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陳友諒是打魚出身的，慣在風浪里過日子，野心大，慾望高，易冒險進取。朱元璋在應天，陳友諒居上游，可順流而下，其視朱元璋是籠中之雞，可手到擒來。他派出使者和張士誠相約：東西夾攻，瓜分朱元璋領土。朱元璋問計於劉基，他分析了東西兩面情況說：張士誠齷齪無大志，只想保住那塊地方，首鼠竄伏，陰陽於元，是個自守虜，不足與謀。主要的威脅是陳友諒。他擁有精兵大艦，地處上流，其心無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陳氏，上游無事，張士誠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劉基這番透闢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兩線作戰的危險。假如先攻張士誠，陳友諒一定全軍出動，到時腹背受敵，勝負就很難說了。因此朱元璋聽後大喜曰：「先生神機妙算，請知無不言。」至正二十年（1360），陳友諒攻佔太平（治所在今安徽當塗），襲擊龍江，其鋒銳不可當。朱元璋欲發兵抵禦，而眾將恇憂不決。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奔據鐘山。劉基獨張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內，劉基激動地說：先把主張納款及奔鐘山者斬了再說！敵人現在志驕氣盛，但驕兵必敗。如果我們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然後派伏兵突然襲擊，勝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後舉者勝，取威定霸，在此一舉。」朱元璋採納了劉基的主張，結果大獲全勝。以「克敵賞」授劉基，劉基辭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陳友諒又遣將攻下安慶，朱元璋欲親自帶兵征討，劉基極力贊助。安慶城堅，從早到晚不能攻下，劉基又建議撇開安慶，出其不意，直趨江州（今江西九江），搗陳友諒巢穴。陳友諒從夢中驚覺，疑神兵天降，倉猝應戰，攜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漢龍興（今江西南昌）守將胡廷瑞遣子請降，不過他要求降後仍統率自己的部屬。朱元璋一時面有難色。劉基急中生智，從後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許之。

　其他漢將接二連三遣使來降，江西諸郡皆下。　先是，劉基母親富氏病逝，因戰事正緊，無暇抽身。這時劉基請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後，碰巧苗軍發動兵變，殺金華、處州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浙東大震。劉基便替守將夏毅安諭旁近諸屬縣，又與平章邵榮等一起謀復處州，亂遂定。方國珍一向敬畏劉基，這時特地遣使弔喪，劉基借回謝之際，盛讚朱元璋威德，於是方國珍從此向朱元璋納土入貢。劉基雖在家居喪，每逢軍國大事，朱元璋總是派特使到他家請教，劉基條分縷析，悉合機宜。不久召還，路過建德，逢張士誠來犯，守將李文忠奮欲擊之，劉基止之曰：「敵兵三日後必退，退而尾之，盡可擒也。」三日後，劉基登城望曰：「賊兵退了。」眾人見張營壁壘森嚴，旗幟密匝，且聞鼓聲陣陣相應，不敢進軍。劉基拚命催促，等部隊趕到其駐地，才發現只剩下一座空營，所留都是老弱殘兵。於是遣兵追擊，一直追到東陽，大獲其眾。　　

　　治世能臣明皇朝建立後，國家草創，百廢待興，劉基竭智盡慮，嘔心瀝血，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吳元年（1367），劉基被任命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統歷》。值太白金星出現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災。劉基發覺後，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詔罪己，以回天意，眾心乃定。逢大旱，劉基上請處理滯獄，朱元璋即命劉基平反，剛批示完畢就大雨如注。劉基遂趁此時機要求立法定製，以制止濫殺。朱元璋從之，不久纂成律令，是為洪武三十年所頒《大明律》之張本。一日，朱元璋夢見一人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殺一批犯人以應之。劉基故意假析此夢曰：「頭有血，眾也；傅以土，得眾且得土也，應在三日。」朱元璋為之停刑三日，不久傳來海寧歸順的捷報。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給他放還。這時劉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無不聽。中書參政張昶，元故臣，上書頌功德，劉基當眾叱之：你大概想做趙高吧！張昶臉色為之一變。便暗中派人窺伺劉基陰事。齊人翼岩，飛章彈劾劉基專擅，朱元璋怒詰之，查出系由張昶所使，便把他殺了。洪武元年（1368），劉基根據當時「民困必須蘇，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時軍屯法和府兵制之長處，奏請創立軍衛法。即在全國各地設立衛所，常駐軍隊，士卒平時屯墾，戰時從征，調編任將一律歸朝廷掌管，旨在減輕百姓負擔，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權。這一制度對朱元璋統一疆域、鞏固政權，起了積極作用。不久，劉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當時國家初創，凡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長、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請定處州稅糧，朱元璋命參照宋制，畝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鄉人傳為美談。」　

　劉基死後不久，胡惟庸案發。朱元璋追思劉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對劉璟說：你父親是個忠臣，臨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們的蠱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處。又安慰道：「你父親是有分曉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曉的，終不虧了他的好名聲。」②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頒誥，令劉基子孫世襲誠意伯爵祿。

李善長（1314—1390），字百室，鳳陽定遠（今屬安徽）人。明朝開國元勛。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時，朱元璋說他「比之於蕭何，未必過也」①。後因「謀反罪」被殺，故鮮為世人所傳。　　青年時期的李善長讀書不多，粗通文墨，但為人有智計，喜歡法家學說，「策事多中」，里中推為祭酒。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劉福通在潁州起義，淮河南北大震，李善長出於對元朝統治的不滿，「欲從雄，未果」②，乃避亂東山中。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方任郭子興麾下大校，用計收得橫澗山兵二萬，南下攻打滁陽（今安徽滁州）。在路上，李善長到軍門求見，朱元璋聽說他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很禮貌地接待他，雙方談得很投機。朱元璋問四方兵起，何時才能太平？李善長說漢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為人氣量大，看得遠，善於用人，不亂殺人，五年功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與沛相去不遠，你如能學習這位同鄉的長處，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朱元璋聽後連聲叫好，留下他做幕府的掌書記，囑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爛，仗要打得好，最要緊的是要有好的參謀人員，我看群雄中管文書的和做參謀的幕僚，總要說左右將士的壞話，文武不團結，將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敗不可。將士垮了，主帥勢孤力單，也相繼而亡，你應該吸取這個教訓，協調諸將，不要學那些幕僚的壞樣子。從這時候起，李善長便一心一意地追隨朱元璋，隨他「下滁陽，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很受信任。隨著事業的擴大，四方將士來投效者日益增多，李善長考察他們的才能，建議提拔有功和有能力的，處分不積極的將吏，使部下能人盡其才，安心做事。武將中有以力相爭的，李善長就「委曲調護」，致使不發生矛盾。但是李善長的鄉里觀念很重，在戰爭年代，這個缺點還不很明顯，到明皇朝建立以後，他的同鄉觀念不免有結黨之嫌，最後則成了致禍的口實。

　　至正十四年（1354），郭子興南下，率萬人至滁陽，因統朱元璋軍，並欲奪善長自用，李善長不願，朱元璋曰：「主帥，我父也，安得不去？」但李善長極力推託，始終未往，久之，郭子興也不再相強，而朱元璋卻對他更加信任了②。不久，郭子興病死，朱元璋代領其兵，鎮守和陽（今安徽和縣）。有一次，朱元璋親自襲擊雞籠山寨，派少量兵佐李善長留守，臨行囑曰：「敵人一旦來犯，千萬不要出擊！」當時元朝王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先後屯兵新塘、青山等處，聞和陽城虛，急來偷襲。李善長臨危知變，暗設埋伏，大敗敵軍，朱元璋聞報喜曰：「不意縫掖乃辦執戈！」因共謀渡江，李善長說：「我兵眾糧少，舟楫不備，請稍候。」

　　帥俞通海、廖永安等，以水軍萬餘來投，李善長大喜曰：「天贊我也！」便決定渡江，敗蠻子海牙，拔牛渚，下採石，乘勝取太平。在軍隊進城前，朱元璋叫李善長先寫好禁約：「不許擄掠，違令按軍法處置！」等太平城一下，就四處張貼，軍士們看了，「肅然無敢犯」。嚴明的軍紀使朱元璋在民眾中留下良好的影響。乃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朱元璋任元帥，以李善長為帥府都事。軍紀好，民眾都放了心，這名氣傳遍了，朱元璋軍事上的成功和鞏固便有了保障。這年，朱元璋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以李善長為參議，時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而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決於李善長。有一天，朱元璋問他：「你常比我為漢高祖，你是酇侯。至於徐達嗎，也比得上淮陰侯，可留侯在哪裡呢？」李善長答：「金華人宋濂博聞強記，又兼通象緯，可當此任。」朱元璋補充說：「據我所知，通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於是便聘請兩人共謀大業。

可以這麼說，以宋、劉為代表的浙東集團在朱元璋一生事業中，與淮西力量發揮著相得益彰的巨大作用。至正二十年（1360）夏，陳友諒約張士誠合攻應天，朱元璋決定採取速戰速決的戰術，命康茂才速使陳友諒來攻，李善長不解曰：「我正以來為憂，怎麼反叫他快點來呢？」朱元璋解釋道：「假如陳張相結，我怎麼抵擋得了。必須集中優勢兵力，先攻破友諒。陳敗，張就不敢輕舉妄動了。」李善長稱是。遂出兵，大敗陳友諒。

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為吳王，拜李善長為右相國，時猶承元制尚右。李善長明習故事，裁決如流，又擅長辭令，朱元璋有所招納，往往由他代草。幾次大的戰鬥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兩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豐（今安徽壽縣南、安豐塘北）、討廬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長留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戰事頻起，命將四征，百萬供給，皆由李善長轉調。又請征兩淮鹽稅，立茶法，皆根據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復請制錢法，開鐵冶，定漁稅，「國用益饒而民不困」①。吳元年（1367）九月，平吳，論功封李善長宣國公，改官制，尚左，以為左相國，賞賜無算。時懲元縱弛，頗用重典，法律有三條關於「連坐」的款文，李善長建議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與劉基等裁定律令，頒示中外。不久，李善長又率群臣上表勸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稱帝後，命李善長為大禮使，定追封祖、父及冊立后妃、太子、諸王等事宜。置東宮官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余仍舊。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議官民喪服及朝賀東宮儀式。監修《元史》，主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等書，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岳瀆神祗名號、封建藩國及功臣爵賞，存恤國初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禁淫祀。總之，明初國家草創，百廢待興，各種典章制度，事無大小，皆由李善長和劉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朱元璋體會到這一點，說李善長雖無汗馬勞，然與我共事的時間很長，又努力保障後勤供應，功勞很大，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時大將軍徐達功績赫赫，然猶位在李善長之下。

　　李善長外寬和而內多刻薄，進封大國，卻受爵不讓；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其權，即按其罪奏黜之。其所厚者中書都事李彬犯法，劉基鐵面無私，置之於法，李善長「惡人先告狀」，以致劉基被迫告老退職。朱元璋憑藉淮西力量起家，他作了皇帝以後，淮西諸將和幕府僚屬都成了開國功臣，他們不但有汗馬功勞，也有了政治地位，在明朝初年的政治局勢下，淮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突出的地位。特別是李善長既富且貴，驕橫專擅，憑藉自己的權勢，頤指氣使，凌駕於百官之上，為非淮人集團和朱元璋所日漸不滿。張昶、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先後獲罪被殺，朱元璋只礙於李善長過去的功勞而一直隱忍不發。一天，朱元璋借與陶凱論齋戒當至誠為由，暗示李善長應趁早退職，曰：「人之一心，極艱檢點，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點，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思齊整心志，對越神明。」李善長聽後叩頭稱善。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長以疾致仕，賜臨濠地若干頃，置守冢一百五十戶，給佃戶一千五百家，儀仗士二十家，與魏國公徐達等。洪武五年病癒後，命他督建臨濠宮殿，凡數年。洪武七年，朱元璋推恩提拔他弟弟李存義為太僕丞，存義的兩個兒子李伸、李佑擔任府州官員。洪武九年，又把長女臨安公主下嫁其子李祺，拜為駙馬都尉。光寵赫奕，時人艷羨。婚後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上疏言：「善長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將近十天，也不來問候。駙馬都尉李祺六日不上朝，宣至殿前又不謝罪，大不敬，請付有司議處。」於是坐削李善長歲祿一千八百石，幾及其半。李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

　　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獲誅。胡惟庸是善長同鄉，初為寧國知縣，時善長當政，惟庸以黃金二百兩賄賂之，便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②。累遷中書參政，又以兄女嫁李佑，因相互往來。惟庸任相後，「與善長深相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朱元璋為防止大權旁落，遂以「擅權枉法」之罪殺了胡惟庸，及其同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⑤群臣請並誅李善長，朱元璋以彼為初起時心腹股肱，置不問。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許之。

　　自胡惟庸被殺後，胡案成為朱元璋進行政治鬥爭的武器。特別是隨著自己年事的增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決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條」，使下一代①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三八中。　

　　　保持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凡是心懷怨望的、行動跋扈的、對皇家統治有危害性的文武官員、大族豪強，都陸續被羅織為「胡黨」罪犯，處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狀也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發展而發展，隨時擴大。最初增加的罪狀是「通倭」，接著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當時明朝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了。史載：「時四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為胡黨，卒相收坐重獄。」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李存義父子實胡惟庸之餘黨，詔免死，發放崇明。李善長知道個中緣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銜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0），時李善長已七十七歲，「耄不檢下」，然仍欲增隆其第宅，從信國公湯和那裡借衛卒三百人，湯和密以聞。四月，有京民坐罪應徙邊者，李善長又數次請託，免其所親丁斌等。於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嚴刑逼供丁斌，查出丁斌原在胡惟庸家辦過事，知道李存義等和胡惟庸相互勾結的情況，接著下令把李存義父子逮到京師審問，結果詞連李善長，云：「惟庸有反謀，使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詫曰：『爾言何為者，審爾，九族皆滅。』已，又使善長故人楊文裕說之云：『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為王。』善長驚不許，然頗心動。惟庸乃自往說善長，猶不許。居久之，惟庸復遺存義進說，善長嘆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座，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這時，御史們也紛紛上疏劾李善長：洪武二十一年（1388），將軍出塞，至捕魚兒海，擄獲元宗室大臣及寶璽、圖書、金銀印章無數，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績，而李善長卻匿不以聞。有的更說私書中有李善長的親筆信。⑤這時，李善長家僕盧仲歉等亦上告他與胡惟庸「通賂遺，交私語」①。獄詞鍛煉完畢，朱元璋謂：「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恰好天象顯示有災變，佔得應在大臣，遂並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誅之。②李善長子祺，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第二年，御史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為李善長稱冤。朱元璋得書，竟未怪之於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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