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過去，中國與世界、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我們的生活都爲大問題所左右，於愕然之中，知識分子聲音的消失或者湮沒於嘈雜，更增添困惑與茫然。或者，此時可能是拐點將現。而在任何時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見識者更是指引我們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們“

2018 年度圖書推薦

”希望儘可能多元化地介紹一些我們認爲有價值的書。

依照舊例，我們視野所及的書，採編人員都已經讀過，並以真誠態度介紹給讀者。

我們也藉助特約作者之力來一起完成。他們總是得風氣之先，而且見解更加深刻。在此一併感謝。

1.

費城郊區卡姆登是城市衰退的一個標本。

這裏“曾經容納了幾十家藍籌股公司旗下的工廠，例如美國無線電公司、金寶湯業公司、紐約造船公司。在 1950 年鼎盛時期，卡姆登有 12.5 萬人，他們構成了一個富有活力的中產階層和工薪階層社區”。 1960 年代，隨着製造業轉移，工廠關閉，商店關門，服務消失，工薪階層家庭搬到周邊地區尋求更好的機會，卡姆登陷入了城市衰退的旋渦。 2010 年，卡姆登人口僅有 7.7 萬人，其中黑人佔一半，西班牙裔佔 42%（大多爲波多黎各人），貧困家庭佔 38% 。 2009 年，卡姆登市因爲“每 10 萬人中有 2333 起暴力犯罪”成爲全美最高犯罪率城市。

新英格蘭地區是美國工業最早產生衰退的地區。威廉·富特·懷特早在 1940 年代對這一地區就業能力不足所造成的社會問題而寫出《街角社會》；簡·雅各布斯在 1960 年代就已經從城市衰敗角度總結了問題所在：

到了 20 世紀，新英格蘭的工廠一直在倒閉，不斷解僱工人。對大多數新英格蘭的居民而言，該地區經濟衰退的原因看起來十分明顯——工業的失敗。他們沉思失敗的原因：南部廉價的勞動力，沿河和瀑布邊舊磚廠的蕭條，波士頓碼頭的衰敗，來自瑞士和日本的進口品。他們努力地想方設法克服這些劣勢，不希望再有損失。

《城市經濟》

簡·雅各布斯引用了拉爾夫·弗蘭德斯——一位新英格蘭地區的企業家，後來成爲美國參議員——的一句話：“該地區的問題並不是舊工業的失敗，而是缺乏新工業”。但是在 1970 年代以前，這些問題在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變得相對不那麼重要，那些耀眼的新興工業地帶、現代服務業對傳統大都會地區的城市經濟結構的改造，以及它們創造的新就業機會，讓人們始終相信這只是事實的很小一部分。人們有理由相信在一個大的趨勢裏，異地的發展會消化掉髮展過程中的不和諧問題。以“增量”解決“存量”——幾乎是寅喫卯糧的現代經濟學的發展版本，前提是篤定於未來增量可能性的不容置疑。

在簡·雅各布斯活躍的年代，雖然她指出了忽視製造業、開發新的製造業就業崗位的潛藏問題，但一切還沒有顯示出無以爲繼的樣子。而且簡·雅各布斯的志趣也並非在此，她更關心在意城市的興衰。

到了 21 世紀初，金融危機把所有問題暴露出來，尤其是鏽帶地區的傳統汽車製造業相繼破產，這就變成大問題了。

2.

《美國增長的起落》在 2016 年出版之後，羅伯特·戈登成爲經濟史學家裏最大音量的一個人。他提出了“特殊世紀”—— 1870 年到 1970 年這 100 年的概念，其中包含了如下觀點：

（1）經濟增長並不是一個又一個世紀以不變速度創造經濟進步的穩態過程。相反，這一過程在一些時期比另一些時期發生得更快些。

1770 年之前的上千年幾乎沒有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公元 1 年到 1820 年，西方國家的年均增長率僅爲 0.06% ，亦即每個世紀增長 6% 。）在 1870 年之前的過渡世紀只有緩慢增長，而在截至 1970 年的這個世紀中發生了顯著的快速增長， 1970 年之後再度放緩。

我們的中心論點是一些發明比另一些發明更加重要，而內戰之後的革命性世紀是在 19 世紀晚期一系列獨特發明的失去下形成的，我們將這些發明稱之爲“偉大發明”。

（2）1970 年之後的經濟增長既讓人眼花繚亂又令人無比失望。解釋這個悖論的關鍵是： 1970 年之後的進步已經逐漸轉向人類活動的一個狹窄領域，這些活動與娛樂、通信、信息收集和處理有關。對於人類所關心的其他事務，包括食品、服裝、住房、交通、健康、家庭內外的工作環境等，無論是從定量還是定性的角度看，在 1970 年之後進步速度都已經放緩。

衡量創新和技術進步速度的最好標準是全要素生產率，它主要用於衡量相對於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增長而言產出增長有多快。 1970 年之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幾乎只是 1920 ~ 1970 年相應增速的 ? 。

（3）過去 150 年間美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創新。但是，對未來美國經濟進步的任何考慮都必須超越創新來考察阻力，這些阻力像狂風一樣正在拖累經濟進步的步伐。其中，最主要的阻力是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即 1970 年之後最高收入階層享有美國經濟增長成果的份額不斷擴大。

《美國增長的起落》

1870 年開始的那個世紀對於美國經濟的重要性和貢獻率，在美國曆史中無出其右，這一點上毋庸置疑。引起爭論的是如何評價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信息工業革命——想想我們生活當中那些已經耳熟能詳的創業英雄、知識英雄、首富英雄、已經改變世界的和正在以及聲稱要改變世界的英雄……在戈登的數據面前，顯得有點虛張聲勢。戈登的質疑主要來自於：信息產業在美國對 GDP 的貢獻率不足，與第二次工業革命——電的應用和汽車的發明相比尤其如此；沒有產生足夠多的就業，實際上美國這些年的就業率是下降的，直接導致美國呈現出越來越多貧窮國家纔有的現象。綜合下來，羅伯特·戈登提供了一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的圖表（P551 圖表）——從其中可以看到 1970 年代後增長的困境。

《美國增長的起落》P551圖表

如果單看美國，這張圖確實夠觸目驚心。但戈登過於從美國市場本身看問題了——這是另外一種美國封閉的思維方式，同樣值得擔憂：這對美國當然是個大問題，但如果不在全球化的範疇內去思考並解決，那最終與特朗普的關門戰略沒有什麼差別。

如果從全球製造業整體角度看，二戰之後的汽車業生產重心轉移是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這是美國主導的全球製造業變遷的一部分，如果在 1970 ~ 1994 年那個巨大的波谷中引入日本經濟的數據，那可能會發現 1970 年前後變化並非很大——“不能用前 100 年否定後 50 年，也不能用後 50 年否定前 100 年”（有點冷）。

而戈登留給信息工業革命的時間有點短，它的影響——如果從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留下來的充分時間—— 1870 年代開始到 1920 年代爆發，留了整整 50 年時間的準備，保守一點從 20 世紀初開始算起來，也有 30 年的時間，而信息革命爲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其實時間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長。並且，它同樣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 IT 製造業產生的工作機會相繼出現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而互聯網所刺激併產生的對工作和生活的影響，至少現在看，還只是剛剛開始。中國表現出了一些不一樣的或者領先的影響，這些都有待進一步評估。雖然我對信息革命的過分強調也持懷疑態度，近大遠小的這種思維範式無處不在，但可能戈登也忽視了一些東西。

當然，戈登最核心的思想還是對製造業的重視。 1994 ~ 2004 年間，美國經濟數據增長又恢復了一點競爭力，這顯然是以英特爾、微軟、惠普、 IBM 在內的 IT 製造業的貢獻，與上一個 100 年中的汽車業的影響相近，這 10 年的“異常”表現倒是能從另一側面證明戈登最在意的那一部分：對於經濟增長來說，離開了製造業，就失去了根本。

3.

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單從美國本土而論，兩次工業革命產生的後果在很大不同：第二次工業革命比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影響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2014 年，美國人均 GDP 爲 50600 美元，如果 1970 ~ 2014 年和 1920 ~ 1970 年的生產率按照同樣的速度快速增長，那麼 2014 年人均實際 GDP 將達到 97300 美元，幾乎是當前人均實際 GDP 的兩倍。對每位美國男性、女性和兒童而言，這 46700 美元的差異就是第二次工業革命與第三次工業革命力量對比的顯著象徵。

《美國增長的起落》

貧窮會一點一滴地消耗一個社會，即使是美國。 1990 年代羅伯特·帕特南的《獨自打保齡》記錄並分析了美國社會參與度的下降，動搖了美國民主社會——那個將近 200 年前托克維爾熱情讚美的新社會——的根本。

而貧窮並不會止步於此，在帕特南的另一部著作《我們的孩子》中，他論證了另外一個美國危機的原因：

在地方經濟崩潰之後，緊接着就是離婚率和非婚生育率雙雙飆升的 10 年。而且我們必須意識到，美國家庭危機的真正根源，並不是 1960 年代的文化動亂，而是發生在 1980 年代的工廠歇業破產。這一現象也並非僅發生在工業衰敗區，而是蔓延至整個美國。

《我們的孩子》

一方面是中堅階層——製造業誕生的傳統中產階級喪失自己的勞動崗位，另一方面是城市提供更多的低端服務業崗位，這個結果就是城市中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小熊英二在《改變社會》中覆盤美國和 OECD 發達國家的就業變化：

發達國家的製造業減少，而信息產業及依靠 IT 技術投資全球的金融業等則興旺起來，並催生出大量的新式承接業務，如快遞、數據錄入等。爲向在商業街工作的核心精英提供支持，從事簡單作業的事務員、清掃員、便利店員、餐飲店員等也必不可少。這就是以在麥當勞打工的工作人員爲象徵，被稱爲“Mac Job”的短期僱用者們的職業。一般認爲，一位核心精英的周圍，約需 5 位外圍勞動者爲其服務。

《改變社會》

這些勞動崗位無法外包海外，但也不會成爲傳統中產階級的就業選擇，自然成爲移民勞工的首選。在《權力地景——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一書中，雪倫·朱津（大陸一般譯爲莎倫·佐金）中描述移民就業者在紐約市提供的服務：

莎斯基亞·莎森在她紐約市低薪移民勞工研究中指出，士紳化的新消費實踐是勞力密集的。她指出，英國保姆要照顧雙薪家庭的小孩，薩爾瓦多女傭打掃他們的公寓；衣索比亞或海地的出租車服務司機，深夜將一塊辛勤工作的夫妻送回家；多明尼加家庭工替昂貴的第七大道設計師手織毛衣；送貨小弟來自當地的中國餐館；維持水果攤 24 小時營業的是韓國菜商家庭。

《權力地景》

改變社會結構並沒有終止，對男性養家觀唸的最後打擊由家庭中女性角色來完成。莎倫·佐金《權力地景》中記錄了這一過程：

然而從長遠角度來看，經濟權力的地方地景，不能指望由汽車和鋼鐵生產來重構。檢視威爾頓及底特律下游區周邊的就業變化，確認了服務業工作成長及女性勞動力的全國趨勢，尤其是在健康照顧、學校與零售業方面。世代與家戶變遷反映了這些轉變。譬如，在一名麥克路斯鋼鐵工人的家庭裏，男人在三代裏經歷了向下流動。 40 多歲的丈夫是工會活躍分子，他的父親也是技術熟練的工人；兒子則是一位年輕的鋼鐵工人，於 1980 年遭解僱。但妻子有個公共部門的行政工作，女兒則在附近的零售商店工作。這是麥克路斯及許多其他製造業公司裏的典型家戶，工資與福利讓步及解僱，將更多妻子和女兒送進勞動力。更多類型工作將在去工業化的未來地景中創造出來。

《權力地景》

家庭收入在男女之間的此消彼長，讓男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發生變化。這既是小熊英二所總結的就業危機，也是更深刻意義上羅伯特·帕特南所說的“家庭危機”——最終它會動搖整個社會的根基。

4.

我們爲什麼如此關心美國？世界比我們想像得要殘酷得多，我們不是旁觀者。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霍布斯鮑姆看 21 世紀》中提到：

在經濟以及最重要的軍事武力上，我們擁有不斷革新的強大科技。今日，科技對於軍事事務的決定性更甚於以往。全球規模的政治強權如今必須能支配這種科技，同時結合上領土極端龐大的國家。

在這之前，幅員問題並不重要：大英帝國在其氣勢最盛的時代，即便以當時的標準而言，英國本土也只是一箇中型國家。而在 17 世紀，與瑞士同級大小的荷蘭，也能躥升爲叱吒全球的要角。但是到了今天，不論該國多麼富有，在科技上又如何先進，若是缺乏相對龐大的幅員，勢必無法登上全球霸權的寶座。

《霍布斯鮑姆看 21 世紀》

它告訴我們一個簡單的道理。中國未來之路其實可資借鑑的路徑並不多，沒有什麼可以參照的，美國可能是唯一的：它所遇到的問題，就是我們將來可能要遇到的問題。

很多人喜歡從日本、韓國或者臺灣那裏看他們對民主制度的實踐，看後富裕社會的路徑，實際上這其中並沒有什麼可以學的。這並非是一種沙文主義，而是實際情況。中國不僅僅是一個製造業的承接國，它還是一個市場的製造者，它本身的縱深和人口，還意味着創新能力的可能性。霍布斯鮑姆並非是在鼓勵霸權，他只是道出了那個事實。

況且，我們顯然不能排除掉美國這個已知最好的制度。我們樸素地認爲雖然近 200 年來的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幾乎很難有現成規律可直接借鑑，但普適價值的理想、豐裕社會的追求是每個國家、每個政府都要正視而且接受的——理性、解放、人性光輝之類畢竟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除非我們自動放棄這種希望。

託尼·朱特引用過一個西班牙外交官痛心疾首的困惑：

我們懷着一個美國夢在佛朗哥政權的統治下長大。這個夢想鼓勵我們想像一個不同的、更好的西班牙，後來這個夢想鼓勵我們去建立一個不同的、更好的西班牙。所有的夢想都必然會褪色，但不是所有的夢想都必然會成爲噩夢。我們西班牙人對政治上的噩夢有一些瞭解。美國現在怎麼了？你們該如何解釋關塔那摩監獄發生的事情？

《事實改變之後》

我們現在對美國的關心，與之近似。

5.

回過頭來看，美國經濟爲什麼成功，以及這個成功爲什麼在今天難以爲繼。

分析美國在兩次大戰之後經濟上的成功，不可避免要涉及它的帝國主義傾向，不過這個帝國主義是經濟成功的原因還是結果，始終是個問題。《美國增長的起落》更大程度上認爲是一個結果。經濟上成功得因於多種生產力要素的綜合作用，至少從二戰結束到戈登看重的 1970 年這個分界點的時間段內，生產力的調度和資源配置是經濟持續增長的主因。反過來也看到，從日本到中國的崛起，雖然有廣場協議和現在的貿易摩擦，但於美國國內就業和增長，難說有什麼作爲，也沒有什麼 20 世紀前幾十年和更早一點帝國主義的樣子。

什麼造就了美國經濟成功？

人口還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嬰兒潮一代的價值，這一點經濟學、社會學等各種學者有海量論述。

戈登與老牌歐洲發達國家做了一個對比，“戰後美國都市區的發展與其他發達國家不太相同，尤其不同於西歐和日本，最爲明顯的差別就是人口增長。美國人口在 1950 ~ 2015 年增長了一倍多，而英國的人口增長了 15% ，意大利增長了 17% ，德國增長了 18% ”。

美國人除了勞動力人口多，也更勤勞一些，至少相對歐洲來說是這樣。託尼·朱特曾經引用過一個數字，“他們的工作時間更長，分別比德國人長 28% ，比法國人長 43% ，另外他們假期更短或者根本沒有假期”。

可能是個題外話，《經濟學人》智庫編輯的口袋書《經濟學超市》中披露的數據，美國人有變懶的趨勢，他們的年工作時長從 1950 年的 1867 小時，降爲 2007 年的 1794 小時。不過，比起法國人從 1926 小時降爲 1561 小時還是要表現好得多；丹麥在 1950 年的時候有 2283 小時，是有統計國家中最勤奮的，但在 2007 年的時候變成了 1574 小時 ，差不多與法國人一樣是最懶的了。對照一下，韓國在 2007 年的時候年工作時長足足有 2305 小時。

與羅伯特·戈登的 1970 年製造業衰退引致的增長拐點論相得益彰，小熊英二援引的製造業人口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美國“製造業從業人員佔比在 1966 年登頂，之後到 2011 年，其比率基本由 28% 下降到 9% ”。它同樣可以說明經濟衰退與製造業不振具有極強的相關性——從簡·雅各布斯到羅伯特·戈登一脈相承的觀點。

小熊英二提供的一個反證是，日本 1965 年第二產業（製造業）首次超過農業就業人口，在 1992 年絕對數量登頂（不過，兩年後的 1994 年就被服務業反超）；日本製造業執日本經濟牛耳地位的 1965 年到 1993 年，基本上是“從東京奧運會的舉辦到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這段時間，也是美國轉移製造業的開始時間，這成就了日本的經濟騰飛。日本從業人員數量在 1997 年達到最高值，同樣是人口紅利的結果。

與我們既往所感知到的“美國人不愛儲蓄”這一印象相反，美國與所有我們現在看到的後發展中國家，或者準發達國家的崛起路徑一樣，儲蓄也是重要原因。

二戰期間， 520 萬女性湧入勞動力市場，獲得了第一次參加工作的體驗。鉚釘工露西成爲戰爭期間美國女性愛國主義和參與服務的象徵，當時經濟正努力克服成年男性勞動力更重不足的問題。部分由於女性出來掙錢，更因爲工人得到前所未有的工資收入，加之定量配給和禁止生產導致有錢也買不到東西，所以戰爭使美國有了大量儲蓄。個人儲蓄佔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 1943 年達到峯值，之後在 1944 年再次達到 27% 的峯值，遠高於和平時期一般年份的 5% ~ 10% 。

《美國增長的起落》

羅伯特·戈登認爲二戰將美國經濟從長期停滯中拯救出來，“如果沒有戰爭， 1939 年後的經濟增長肯定是慘淡的”。而戰爭創造的家庭儲蓄在戰後花費在消費品上，戈登稱之爲“被抑制的需求”的經典案例。

不僅於此。戈登認爲從新政開始的“供給側”調整從長期效應看更有意義。這或許可以看作美國二戰之後經濟增長的第三個原因。

……供給側的效應更加微妙和有意義，其中包括國家資本存量的巨大擴張，政府出資建設新的工廠和設備，隨後交由私人公司運營生產飛機、船舶和兵器。政府資本擴張在 1930 年代就開始了，不僅包括戰爭期間生產軍需品的工廠，還包括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基礎設施投資的激增，國家高速公路網連綿不斷，金門大橋，舊金山海灣大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以及博爾德（後來的胡佛）水壩等重大項目接連竣工。另一個提高生產率的渠道是“幹中學”。 1942 ~ 1945 年戰爭的供給約束迫使每個企業使用新技術提高產量，突破有限的資本和勞動力資源的約束。

《美國增長的起落》

受教育人口的增加，全球技術人才向美國彙集——雖然其效用經常被質疑，但在幾十年的一個時間維度內，不管是它本身造成的經濟增長，還是教育與科技帶來的工業增長，都是無可質疑的。

四年制大學畢業率提高最快的時期是在 1940 ~ 1950 年的 10 年間。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退伍軍人權利法案》，該法案於 1944 年通過，規定由聯邦政府爲每一個二戰老兵上大學提供資助。由於 1610 萬人，或者說是 1940 年人口的 12% 曾經參戰，因此該法案的影響非常大，並在 1946 ~ 1949 年爲全國高校帶來大量入學人口。這個法案也爲那些想要完成高中學業的老兵提供資助，爲購買住房者提供低息貸款，爲退伍第一年提供失業救濟。

《美國增長的起落》

這些成功的要素，是今天中國或者說前 40 年裏中國所津津樂道的。那麼，接下來呢？

6.

羅伯特·戈登筆下的美國未來是黯淡的。

就像我們前面所描述的那樣，製造業減少，中產階級產生機製出現問題，總人口量降低，貧富差距加大。

製造業崗位減少，要求勞動力素質增加，受教育年限增加，就業年齡逐漸加大，單個勞動力創造價值的年限縮短，總產出實際上是降低的。在中國如今也同樣能看出這一點：就業年齡從高中畢業到大學畢業，現在讀個碩士—— 25 歲左右進入職場已經正常，理論上一個人創造財富的實際年限已經只有 30 多年。戈登認爲在製造業主導的國家和市場裏，這個時間段可能是 50 年——實際差不多是從 12 歲開始，到不能動爲止。

工作年限短了，壓力就會增大。所以，延長退休年齡幾乎是必然結果。

美國最大的問題是曾經創造了大量財富的嬰兒潮一代的退休。

目前社會保障制度允許在三個年齡退休，分別爲 62 歲， 66 歲和 70 歲，所以嬰兒潮退休的影響相對分散，始於 2008 年，將延伸到 2034 年。其他人口問題還包括工作模式的轉變，因爲 55 歲以上人羣選擇繼續工作的比例有所增加，而同時 55 歲以下所有年齡段和性別羣體的勞動參與率已經下降。

綜合來看，嬰兒潮一代的退休和較低年齡段勞動參與率下降帶來的影響是減少了人均工時，這意味着以人均產出定義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率一定低於以時均產出定義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每天大約有 1 萬名嬰兒潮一代的人退休，開始接受 Medicare 和社會保障福利金。在 1960 年，每 5 個工作的人支持一個退休者的福利支付，到 2030 年，每 2 個工作的人就要支持一個退休者的福利支付。那些對長期預算預測不屑一顧的人應該重讀上述最後一段。

7700 萬嬰兒潮一代的人退休進入社會保障和 Medicare 體系並不是理論上的預測。人口即命運。

《美國增長的起落》

這裏還是可以插一句中國現狀：悲劇一代的 80 後、 90 後，要面對的現實是：延長退休年齡意味着要多交幾年社保、同時少享受幾年養老金——一出一進可能會相差將近 100 萬元人民幣。如果從在職的總年數角度來說，不冤；從代際平等角度來說，真是要死的心都有。

當然，另外一角度，這一代或兩代人生活在富裕社會，社會積極向上，而且承平日久，相比於祖輩或者再晚一輩，這已經是相當大一筆財富了——用中國傳統語言來說，是一種福氣。再下一代，未必有這樣的景氣社會伴隨一生，甚至連和平機會是否都能享受得到，也不好說。

還是套用那個經典的句式：地球不可能支持全人類都像歐美那樣的重能耗的生活方式。實際上，更迫切的疑問是，不可能支持全人類都去做服務業或現代服務業，而忽視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

最後是個什麼樣的結果，現在還不得而知。

但眼下的另外一個結果就是，人們往往樂於看到股市的強勁增長，把它視爲經濟穩定和發展的象徵，不過實際上，它只說明一個問題，它是造成財富分配向資本家和管理層傾斜的最重要原因，我們前面說的那個貧富差距加大——除了中產階級產生機製出了問題，工人階層被拋棄之外，這是來自另一端的致命一擊。

美國基尼係數的逐漸增高，與股市指數增長有強烈的正相關。

炒得多了，職業經理階層業績與股市掛鉤，造成 CEO 與普通員工收入比不斷拉大，貧富懸殊問題就不可解了。“如果股票市場繼續上揚，我們知道不平等將會加劇，因爲股票的資本收益將不對稱地積累到頂層收入人羣那裏。”羅伯特·戈登總結道。

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步履蹣跚的教育體系，人口阻力以及可能性極大的財政轉向，這四大阻力的綜合影響意味着未來實際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增長速度比過去要緩慢得多。如果再考慮到 1970 年以來創新對生產率的較弱影響，經濟增長將幾乎沒有任何空間。考慮到所有這些阻力，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未來增長很難是正的，並將遠遠低於 19 世紀以來幾代美國人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增長率。

《美國增長的起落》

這還沒有算房產問題——可能中國人更關心一些。

納特·西爾弗是《紐約時報》的競選網站 538.com 的創始人，他在《信號與噪聲》一書中提及另一種虛幻財富對社會心態的破壞：

截至 2007 年，美國的中產階層家庭的財產中有超過 65% 都花在自家的房子上了。然而，他們的生活卻每況愈下——他們一直把房產權視爲自動取款機。 2001 ~ 2007 年這 6 年的時間，美國中產階層家庭的非房產資產，即存款、股票、養老金、現金以及其他小生意的收入總和下降了 14% 。所以，當房地產泡沫破裂使他們喪失了房產權時，這些中產階級家庭發現，他們的經濟狀況與幾年前相比可以說是極度惡化。

《信號與噪聲》

簡·雅各布斯在差不多 50 年前只是提了一個醒，缺乏新工業的原因並非新的企業缺乏資本，而是沒能很好地利用資本。“許多資本都被腐朽的信託基金把持着，用於投資免稅的政府債券，或者投資知名企業的股票和債券，還有的輸出到了其他地方，另一些則投給了逐漸廢棄的舊磨坊、手錶廠，還有那些由無法勝任的人管理或者出名的無賴壓榨的鐵路。”

那個時候風險投資剛剛開始，某種程度上在簡·雅各布斯提出這個疑問之後，資本有了通向創新企業的新路徑，它也確實發揮了作用，幫助硅谷和舊金山的信息和互聯網企業實現了騰飛。但你們注意到最近幾年，這些以天使之名的資本、以風險爲成本的基金都把錢投向哪裏了嗎？

簡·雅各布斯針對當年而說——對於今天來說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美國在過去 25 年中大量的資本出口，大多是由於城市裏的黑人——和其他人種——沒有進行昂貴的試錯和開發，也是由於在尖銳的實際問題開始堆積時，城市沒有嘗試開發新的商品和服務去解決它們。經濟由於剋扣發展而換來的富裕只是暫時的，它是經濟停滯的序幕。

《城市經濟》

7.

卡姆登成爲世人關注的城市貧困的代表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它在 2009 年成爲全美犯罪率最高城市，二是由它的衰落所引發的一個社會保障房計劃項目曠日持久的訴訟。

當卡姆登日漸衰落，有錢人選擇 8 英里之外的新澤西州勞雷爾山鎮爲新的中產階級社區。這裏的精緻郊區生活成爲他們美國夢的組成部分。然而，一個在勞雷爾山建造社會保障房的政府計劃破壞了這個夢想的延續。

在對城鎮提起訴訟時，原告勞雷爾山的區劃規定在很大程度上禁止貧困的少數族裔進入，這與新澤西州憲法相悖。從城鎮居民和當地政府的角度來看，他們是想通過阻止土地使用（多居住單元開發）和人口（貧困家庭）的進入，以保護他們來之不易的美國夢。因爲在他們看來，這會帶來稅金上漲、犯罪率上升、房價下降以及郊區生活方式受幹擾的威脅，進而破壞他們的社區。

《攀登勞雷爾山》

在有關這個訴訟的諸多聽證會上，當地政府和居民達成了一致——政府從選票角度當然傾向於當地居民。這不是最可怕的，可怕在於更多出現在城市社會裏“我們”與“他們”的分野。

“我們”是中產階級住房擁有者，是房主，是對自己財產負責任的人，甚至也包括了先行融入中產社區的非白人；“他們”是保障房的租戶，是沒有能力在漂亮的中產社區購置房產的人，“我們”假定了租戶的道德品質，破壞了勞雷爾山隱含的道德契約。這樣的契約規定：“人們應努力工作、遵守規定、存錢，然後會受到社會的適當報償，在像勞雷爾山這樣的漂亮郊區居住”。

在一個冗長的總結中，同一個人列出了“他們”（即假定的住宅項目居民）如果想被勞雷爾山接受，需要具備（但可能不具備）的特徵：

如果這個社區要進入我們的居民區，這些人要在我們的社區中居住，我不在乎他們收入有多少，但是如果他們有能力，如果他們不是殘疾人，如果他們想維護自己的房產並尊重自己與周邊的人，那麼他們每天都要努力起來去工作。我覺得這纔是這些人所尋找的生活。我歡迎任何人來我們的居民區，前提是他們想要成爲這樣的人。

《攀登勞雷爾山》

“我們沒有補貼，我們早早起牀去掙錢謀生，我們繳稅、交車險、爲孩子的各種活動支付費用。如果我們想出去喫頓晚飯，我們自己會埋單。沒有人給我們提供補貼。”

一位勞雷爾山居民說。

《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一本有關美國拖車居民生活狀況的調查中，作者馬修·德斯蒙德，爲了做這個調查，他在一段時間裏深陷抑鬱情緒當中，他在看到大量悲劇之後相信，一個人有權用食品券贏得她的幸福。

拉瑞恩那天並沒有用分期累積預付訂下任何東西。但食物券一下來，她就直奔雜貨店買了兩條龍蝦尾，買了蝦、國王蟹腳、沙拉與檸檬蛋白霜派。把這些真材實料帶回畢可的拖車後，她開始做料理。她往國王蟹腳加了卡真粉當調味料，還用攝氏 176 度的高溫煮了龍蝦尾佐檸檬奶油。料理完畢，她一鼓作氣，一個人囫圇吞下全部，搭配百事可樂呼嚕下肚。這頓飯用掉了她整個月的食物券，但這天是她和格倫的週年紀念，她希望能過得特別一點。“我知道我跟他處得不算好，但畢竟夫妻一場，有些疙瘩我永遠沒辦法解開。”顯然龍蝦可以讓人好過一點。

《掃地出門》

那位把世界分爲“我們”和“他們”的勞雷爾山鎮居民在訴訟聽證會上說到了他的美國夢：

我自己工作了 50 年就爲了攢錢，沒有人爲我提供補貼。如果爸爸掙得錢不夠媽媽維持生計，那麼媽媽就會告訴他要多掙些錢。於是爸爸就又找了份工作，要工作到夜裏 11 點。我們沒有要過補貼。哈里·杜魯門應該是我們所經歷的最好的總統了。他說如果你想爲飢餓的人做點什麼，那麼你應該教給他們捕魚、種莊稼的方法，而不是給他們食物，因爲那樣會打消他的能動性。

《攀登勞雷爾山》

J.D.萬斯 17 歲的時候也這麼想，他說：“我們當中的大多數生活在掙扎之中，但我們將就着過，我們努力工作，憧憬着更好的生活。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少數羣體，他們甘願靠着失業救濟金生活。每隔兩週，我都能領到一份微薄的工資單，能看到從我的工資裏面扣除的聯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稅。而我們那個藥物成癮的鄰居買丁字牛排的頻率可能比我領工資的頻率還高。我窮得不能給自己丁字牛排，但在山姆大叔強制下，我的錢最終被別人拿去買了。”

J.D.萬斯在米德爾頓一個單親家庭長大，經歷過種種艱難，最終成爲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生，因爲他是那個唯一走出米德爾頓的人，所以他有機會寫出《鄉下人的悲歌》。

他筆下的米德爾頓居民與勞雷爾山鎮中產階級唯一的不同是，米德爾頓當年躊躇滿志的白人中產階級現在已經是貨真價實的窮人了。

題圖爲電影《佛羅裏達樂園》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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