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琦 | 文

扶貧攻堅、防範化解系統性風險是今年的重要任務，而穩就業的重要性最近也被突出強調。這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不過如果能夠找到關鍵發力點，比如讓農民和農村地區更多地加入市場，則這三個任務的完成或者說壓力的緩解，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兼顧。

改革開放40年來數億農民的脫貧，爲世人稱道，標誌着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成爲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源泉。如果沒有數億農民的脫貧，我們的城鎮化建設就沒有了依託，我們的內需就無從啓動，近些年來的電商盛宴和當下各種消費型平臺公司念茲在茲的下沉也就無從談起。

2008年之前，數億農民脫貧主要是因爲中國沿海成了世界工廠，他們有了進入製造業和加入市場的機會。近年來，更多的農民脫貧，主要是因爲互聯網的高速發展讓他們有了就地加入市場的途徑。人們談到電商盛宴時往往更多強調它對消費的拉動，而低估它讓更多農民“進場”的巨大助力。當然，這和多年來高鐵高速公路物流等相關基礎設施的高速發展密不可分，也因此討論所謂高鐵投入等等不能只看小賬。至於電商本身在外貿下滑製造業轉移的大背景下對青年農民工就業崗位的提供及其帶來的脫貧效應更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回顧歷史時爲了強調最好的扶貧方式依然是爲農民加入市場創造機會。到目前還需要大力扶貧的地區，主要是因爲當地市場化不足或對接外部大市場渠道受阻。因此，更多擴大市場，讓貧困地區更好對接市場，扶貧工作更容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當然，除了在市場端發力，在此過程中從民生供給端發力，加大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投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大力提高勞動力素質，並通過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勞動力要素更好地流動，顯然也是有效的扶貧之道。不過受限於依然存在的屬地GDP考覈，以及財政能力限制和財權事權錯配問題等，此一老生常談目前仍面臨種種落地難題。

總之，從經濟學上來說，精準扶貧是相對“奢侈”之舉，當前第一要務還是要擴大市場。等市場全面鋪開，那些依然無法加入市場的，則可精準幫扶。如果屬於鰥寡孤獨等，那就通過社會保障等形式來加以解決。另外市場經濟總是有輸有贏，爲了縮小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矛盾，可以通過最低貧困線等方式來託底。當然，爲保持一定的社會競爭度和社會活力，也應力避陷入大包大攬型拉美式民粹主義低福利陷阱。

讓農民、農村和農業更多地加入市場，除了讓“農端”努力向市場靠攏外，也宜適度加快城鄉一體化和資源的雙向對流。除了讓更多的農村人加入市場進入城市之外，還需要打破制度和產權壁壘，讓更多有意願有資本有能力的城裏人更多地加入到美麗農村建設中來。城鄉一體化不完全意味着遍地開花的鄉村就地城鎮化，那樣必然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城鎮化和基礎設施的投入應更多圍繞有能力加入乃至創造市場的人的流向和聚集做文章。

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大有可爲的空間。如學者所言，從中長期視角來看，所有的貨幣超發都是僞命題。不過，風險總是存在證僞之前的當下。從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一次次克服“貨幣超發”，靠的是經濟發展、金融深化以及產權變革所帶來的資產進場。當下加快城鄉一體化應該能再度激活歷史經驗，爲克服“貨幣超發”，化解金融系統性風險提供製度和技術性工具。

所謂系統性風險，主要是因爲資金脫實向虛虛投空轉，泡沫轉來轉去無從化解。除了加強監管圍繞底層資產虛實和資金運作孔道進行穿透式管理外，提高實體經濟回報率是根本之道。當前由於各種週期性和結構性因素，加之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實體經濟回報處於階段性低位，需要尋找新的發力點。

那些有着較大市場接入潛力的鄉村地區構成了資本窪地，能夠接納冗餘社會資本。這些資本通過助力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提高農業生產率，可以獲得更高的資本回報率，這反過來又能更好助力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化解。

另外還可以在農村資產回報率上多做文章。城鄉二元結構不僅妨礙了要素的自由流動，還妨礙了農村包括土地在內的各種資產進場和合理估值。相同的資產在不同的人羣眼裏價值不盡相同，風險偏好不同和人生所處階段不同所帶來的訴求不同，令城鄉人羣對農村資產有着不同的估值模式。儘快打通城鄉二元資產市場，讓有着不同資產回報期限訴求的人羣公平交易，更好地分配潛在和當期收益，可以收到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

（本文將刊發於2019年4月1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