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莊嚴舉行。對於儀式的安排，最初中國方面爲避免威脅感，擬採取酒桌方式。由於美軍方面的干預，才改爲長方桌對立方式，用加寬的方式避免可能存在的“威脅”。由於擔心日方“受到刺激”，甚至做出自殺的舉動，國民政府拒絕了日方佩戴刀劍的請求。日方除岡村寧次外，帽子一律不準放在桌上；中方代表的帽子全部擺在桌上。另外還規定投降者必須敬禮，即：一到會場即向總司令官何應欽敬禮；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向何應欽領取投降書時再一次敬禮；岡村寧次簽字畢，由小林向何應欽交還投降書時再一次敬禮，前後共敬三次禮。中國方面對此均不回禮，而這也是出於美軍的建議。但在小林至中方桌前呈交降書敬禮時，何應欽起立作答，並接過降書。這時就發生了歷史性的一刻：由於中方所用桌子較寬，何應欽爲了接到小林手中的降書，向前彎腰程度甚於小林，此景正被攝像機記錄下來。這可能只是何應欽的無心之舉、無奈之爲。如果單憑此照片的“彎腰過低”來指責何應欽“有損國威”確實有失公允，但何應欽及國民政府戰後媚日之舉卻是昭然若揭。

當天，岡村寧次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所接觸的中國方面要人態度頗爲親日，而又是向友人何應欽投降，從而產生一種輕鬆之感。在今天的簽字儀式上也未特別緊張和擔心。”“簽字時的心情，和過去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或處理公務簽字時的心情並無不同”。在此之前，日本與中華民國還締結過兩次停戰協定，一是1932年5月5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二是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戰協定》。這次日本戰敗，岡村卻在儀式上感受到了如同以前勝利時的心境，不知讓人作何評述。

10月21日，岡村在與何應欽研究撤僑問題時，何應欽先以日語問候，又表示“由於貴官認真負責的態度及貴司令部職員熱誠勤勉，使接收工作順利進行。應趁此機會培育中、日合作的趨勢，使子子孫孫繼續下去。我任軍政部長以來，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國內情況未能加以如願以償，而日本軍部內，也有不諒解蔣委員長和我等良苦用心者，因此遂企戰端，誠不勝遺憾之至。”會談在一副舊友重逢的和睦氣氛中開始，公務結束後，中方拿出了甜酒，與岡村寧次乾杯暢敘了兩小時。實在是好一個“國內情況”，好一個“良苦用心”。

岡村寧次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形容何應欽：“何應欽是我的中國好友之一。這次他來使我想起了1935年秋同他相見的情景。那時我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運動高潮，很難與中國要人會面，因此我和須磨總領事在旅社接見了來訪的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中國軍官們，即擬回國，但突然接到何應欽電話，約我吃晚飯，並約定不談一切政治問題，我大喜之下，前往歡談。他就是這樣一個親日派。如今像這位親密友人何應欽投降，這是一段微妙的奇緣。”

岡村寧次回憶道“戰後，中國官民對我等日人態度，總的來看出乎意料的良好，這可能與中國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關，但我認爲其最大的原因，是廣爲傳聞的蔣介石委員長8月15日所做的‘以德報怨’的廣播演講。這個演講與當時蘇聯斯大林之‘討還日俄戰爭之仇’的聲明比較，應該說中國之豪邁寬容，無以復加。”

中方對於處理投降日軍時，大體有這樣兩個特點；一是對其不稱俘虜，而稱“徒手官兵”，既是用“沒拿武器”這種委婉的措辭來代指投降這一令日軍尷尬的事實；又以“官兵”一詞，承認了對日軍指揮體制的保留，各方面軍司令官改稱“某某地區善後聯絡部長”，各路侵華日軍司令部搖身一變，成了“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門口照舊有衛兵和憲兵執勤，裏面的參謀忙忙碌碌。不得不說，國民政府考慮得真是“周到”，如此設身處地地爲侵華日軍着想，以至於日本人自己都覺得“在精神上令人產生好感”，如此實在是戰勝國中的一朵奇葩。

11月12日、13日，一羣美國軍官來到岡村寧次的住處參觀。“從美國方面看來，俘虜住着相當好的房子，甚至還有汽車。因此相當不滿”。三餐中必有一餐吃到麪包，日方在宿舍內自制點心和羊羹，岡村更是聲稱自己“留在中國時滋養品從未斷過”。更有甚者，漢口的中國軍隊司令部，在農曆9月9日重陽節時，向日軍司令部贈送了滿滿一卡車月餅。

12月23日岡村突接通知，與幾日前剛剛來到南京的蔣介石會面，會上蔣介石“面帶微笑，和藹近人，以好言相慰”，並對岡村寧次表示“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志，加強協作實爲至要。”

1949年1月，爲了能讓岡村寧次能夠搭乘一艘美國輪船歸國，軍事法庭特別提前對其進行公審，並宣判其無罪。中國共產黨隨即通電稱解放戰爭和平條件之一便是“不承認岡村寧次的無罪判決”，時任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爲了求和，下令對居住在上海的岡村寧次進行逮捕，但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扣令不發，使其能夠安然乘船歸國。

反觀美蘇兩國，在“密蘇里號”受降時，全體美軍官兵，一律着軍便服，不繫領帶不配勳章；蘇聯則是將關東軍幾十萬俘虜一併押上西伯利亞充做苦力。美蘇國力遠強於日本，自然是無需顧及其感受，可能當時的國民政府企望藉此機會釋放善意，與這一近鄰攜手共進，但這一態度矯枉過正，與向來存在的懼日、親日、媚日的態度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了一副“卑躬屈膝”的醜態。而日本也投桃報李，以岡村寧次爲首的一系列侵華日軍高級軍官，成了解放戰爭時期國軍的軍事顧問。

很難想象，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的中國，何以寬厚至此，不索要戰爭賠款，和平遣返日本僑民。尸位素餐的國民政府大員們，又是以何等顏面代表着幾千萬抗戰軍民、四萬萬華夏同胞來簽字受降，甚至是與戰犯把酒言歡？又該以何種方式告慰上千萬冤魂？顯然，這不是一句輕飄飄的“以德報怨”就能搪塞的。毫無疑問，在受降問題上的糟糕表現，是國民政府的一次重大失職，遠遠早於其後續的劫收問題、金融問題，但在當時，卻被掩埋在勝利的歡樂之下。（本文作者：李鑫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