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錄》所記朝鮮使者對於清朝情報蒐集的內容，十分有限且不全面。而清初朝鮮使者積極蒐集清朝情報，又是理解這一時期朝鮮對清朝貢關係實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側面。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朝鮮獲取清朝情報最重要的管道，就是燕行使的派遣。朝鮮使團在清朝期間的情報蒐集，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如採買違禁圖籍、收購清朝公文、賄賂清方人員，向各色人等打探（如琉球使者、被擄朝鮮人、清人等），在政局可能發生變動的敏感時期尤其活躍。而相關的記載，除《燕行錄》外，而比較集中地見於《同文匯考》補編所收《使臣別單》，《朝鮮王朝實錄》、《備邊司謄錄》、《承政院日記》等大部頭的編年體史書也有大量記載，茲不贅述。

一

清初朝鮮與明朝休慼與共的連帶感和認同感，不僅僅止於士人，而是深深滲透到國內的各階層。如當李自成入京崇禎自縊以及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消息傳至朝鮮時，“雖輿臺下賤, 莫不驚駭隕淚。”至於統治階層，從國王到大臣，“丁卯胡亂”（1627）和“丙子胡亂”（1636）使他們很多家庭骨肉離散，就連國王仁祖本人，也不得不在三田渡飽受城下之盟的折辱，不僅奉上昭顯世子李 及鳳林大君李淏作爲人質，高級官僚也都送出質子，聽任清軍飽掠子女玉帛北去，還要樹上一塊“大清皇帝功德碑”，作爲君臣之盟的見證。昭顯世子和鳳林大君自崇德二年（1637）起一直羈留瀋陽，八年之後也即順治二年（1645）年春方纔歸國，而世子本人此後不久就去世，其弟鳳林大君繼立爲世子，也就是日後的孝宗。孝宗於順治六年（1649）登上王位，在位十年間重用有“海東宋子”令名的宋時烈（1607-1689），力倡尊周思明，並謀求北伐。宋時烈在朝鮮儒學史上，地位僅次於退溪李滉（1501-1570）和慄谷李珥（1536-1584），也是朝鮮歷史上唯一以“子”相稱的人物，一生遭逢時變，經歷坎坷，並且與朝鮮黨爭密切相關，入仕之初朝中以西人和南人爲主要派別，而宋時烈竟成西人派首領。1649年孝宗登基，即徵用宋時烈，積極謀劃北伐事宜，卻因金自點告密，清廷施壓，孝宗被迫將他放歸山林。但孝宗九年（1658），宋時烈再獲重用，先後任吏曹判書、判議政府事、判中樞府事、左參贊，權傾一時。但1659年孝宗駕崩，北伐計劃遂告流產。孝宗之子顯宗（1617-1680在位）即位，圍繞顯宗應如何服喪，宋時烈與南人派尹鑴（字希仲，號白湖，1617-1680）發生分歧，展開激烈爭論，成爲朝鮮歷史上第一次禮論之爭，史稱“己亥禮訟”，雖然西人在此次禮訟中佔上風，而宋、尹卻從此相爲冰炭，西人與南人派的矛盾也隨之進一步加劇。顯宗十五年（1674），仁宣王后（孝宗王妃）去世，對於慈懿大妃（1624-1688）如何服喪的問題，西人、南人兩派又生齟齬。宋時烈援引《大明律》和《經國大典》，力主“期年之制”，即服喪一年，但尹鑴等人認爲當服喪三年，史稱“甲寅禮訟”。不久之後顯宗駕崩，肅宗（1674-1720在位）以沖齡繼位，尹鑴得到重用，南人派得勢，宋時烈被流配邊遠之地長達五年之久。肅宗六年（1680），因南人派許積子許堅謀逆，肅宗斥退南人，西人派重新執政，史稱“庚申換局”。宋時烈回到朝廷後，肅宗對他極爲尊重，甚而有時自稱“小子”，而稱宋時烈爲“大老”。因宋時烈曾攻尹鑴、許積等爲“饞賊”，尹鑴、許積遂被西人派羅織罪名處死。但是西人派內部對於尹鑴、許積被處死一事有不同意見，代表者是宋時烈的門人尹拯（1629-1714），他是西人黨中少壯派的代表，曾受學於宋時烈，且很受宋時烈器重。但尹拯與南人聯姻，其父尹宣舉對尹鑴亦非常敬畏，在世時常致力於調和宋、尹二人的矛盾。宋時烈對於“甲寅禮訟”宋時烈及其門人獲罪流放之時，唯尹拯與南人聯姻而獨獲免之事耿耿於懷。而尹宣舉生前曾寫有所謂《己酉擬書》，其中有“尹鑴、許積二人，安得斷以饞賊，而不容之乎？”等語，表達對宋時烈的不滿，尹宣舉去世後，尹拯以“父師存亡、義不容有隱”爲由，將書公諸於世，宋時烈得知後甚爲氣憤，敵視尹氏父子。肅宗七年（1681），尹拯撰寫《辛酉擬書》，攻擊宋時烈在心術、學問等諸方面的缺點，遂致二人師生之誼徹底決裂，此事也標誌西人內部以宋時烈爲首的所謂“老論派”與尹拯爲首的“少論派”分道揚鑣，加劇了朝鮮政局的動盪。

宋時烈與尹鑴二人，在當時朝鮮士林與官場中都是深孚衆望的首領人物，尹鑴於孝宗九年（1658）登仕，還承蒙宋時烈的推薦。但二人後來因“己亥禮訟”事件意見不同而反目，初不過出於意氣之爭，但後來發展到思想上亦勢同水火。尹鑴爲人才勝氣高而器淺德薄，曾著《說辨》論理氣關係，攻朱子之失，論《中庸》則去除朱子章句，而大肆闡揚個人意見，其門徒爭相傳誦，以爲其學超越朱熹。而宋時烈則堅決維護朱熹，並斥尹鑴曰：“朱子後聖也。堯舜以下，羣聖之道，因朱子而大明。鑴也敢肆其訾侮，以立其說，則此乃淫邪遁之甚，斯文世道之亂賊也。”由此看來清朝初期朝鮮內部對於儒學本身的理解已經發生裂痕，甚至昔日不容挑戰的朱子學也遭到質疑，並釀成黨爭，這或許亦是明代後期朱子學與陽明學之爭在朝鮮的擴展和延續，說明此時朝鮮王朝在思想上也並非鐵板一塊。但是此時這種思想的縫隙及其導致的黨爭並不足以對朝鮮的對清外交產生根本影響。宋時烈的尊周尊明、貶清攘夷思想爲各派所凜遵，其死敵尹鑴在這個問題上與宋時烈沒有區別，甚至更爲激進。如康熙十三年（顯宗十五年）三月二日，謝恩使金壽恆所派譯官抵達到達漢城，稟報吳三桂叛亂之事。尹鑴不久就進密疏，力促顯宗藉機北伐，以完成孝宗未竟之志。正在朝鮮儒生羣情激昂之際，顯宗駕崩，肅宗以沖齡繼位，尹鑴得到重用，繼續力倡北伐，舉張朝鮮應實行三策，“北伐一也，渡海通鄭二也，與北絕和三也。” 但同爲南人派的領議政許積則以朝鮮積弱，不宜妄興大事，其它大臣亦相附和。此後尹鑴多次進言，要求聯合臺灣鄭氏，力行北伐，與宿敵宋時烈在孝宗年間的作爲毫無二致。綜上所述，朝鮮君臣對於明朝之思懷及對於清朝的敵愾之心，在清初四十年甚至超越黨派的藩籬，在朝鮮處理對清關係上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這也使得這一階段朝鮮使臣撰寫的所謂“燕行錄”，呈現出不同於此後使行記錄的一些共有特徵。茲將清朝入關四十年間朝鮮使者所撰“燕行錄”表列如後，以供參考。

明清鼎革期燕行錄一覽表（1644-1684）

此表所列入的《燕行錄》，都出於《燕行錄全集》，而這一大型叢書自問世之後，其錯訛倒誤素爲學界詬病，因此對於相關問題在表中作了一些必要的說明。但全集對於燕行錄蒐集較全，別本也多收入，較之以前的各種選本亦有其不容抹殺的優點。根據全集，筆者列出了1644-1684年間的燕行錄共三十五部，別本皆不計入。需要說明的是，《西行日記》和《瀋陽日記》，出自跟隨羈質瀋陽的朝鮮昭顯世子李及鳳林大君李淏（即後來的孝宗）陪臣之手，分別是昭顯世子隨清軍進入北京及麟坪大君李留守沈館的實錄，嚴格上說並非使行記錄，但鑑於其對清朝入關這一重大史事關涉極深，史料價值極高，姑且將其列入。而最後之所以將南九萬《甲子燕行雜錄》也列入，是考慮到他此行正式獲知清朝統一臺灣。

限於篇幅，不可能一一介紹這三十五部燕行錄。但通觀這三十五部燕行錄，會給人一個大體印象，就是內容單薄，甚至可以說有些敷衍了事。其中如麟坪大君李 《燕行詩》、李景奭《燕行錄》、申濡《燕臺錄》、洪命夏《癸巳燕行錄》、李一相《燕行詩》、金南重《野塘燕行錄》、姜栢年《燕京錄》、洪命夏《甲辰燕行錄》、南龍翼《燕行錄》、樸世堂《使燕錄》、閔鼎重《老峯燕行詩》、申晸《燕行錄》、金錫胄《搗椒錄》等十三部所收實際上都是作者出使過程中的詩作，大抵都表達了感懷明朝的黍離之思，而對清朝統治則大張撻伐。很大程度上大多數燕行錄都具有出使報告或旅行日記的性質，而詩本身並不適用於紀事，徑直冠名“燕行錄”，似乎非常奇怪，但這恰恰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爲清朝儘管入關定鼎中原，但朝鮮士人顯然對於這個乘着明末亂局竊取神器僭居大位的夷狄之邦心存蔑視，他們到中國，並不是來朝覲天子，而只是到燕都來出差，雖然表面恭敬，但心裏卻滿懷怨憤屈辱。這種情緒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因充三節年貢正使的金錫胄筆下表露得十分明顯，他將燕都之行比作搗椒，認爲出使清朝實在是一件“辛苦艱難”的差事，而相形之下“鄭湖陰”（鄭士龍）在嘉靖出使明朝“正當皇明熙昌之運”，簡直可稱爲有如“噉蔗”的甜蜜旅行，竟然作詩說“搗椒剩有餘辛在”，顯得十分矯情。而他此番出使則 “所接者鱗介，與語者侏漓，劍槊盈路，葷羶塞鼻。玉河五旬之拘蟄，遼陽易歲之行李”，充滿屈辱與無奈。實際上類似的感受，也見於比他早幾個月充書狀官出使的韓泰東筆下，用詞更顯辛酸激憤，曰“黽勉駈馳，周旋異域，日見醜類，凌逼飽盡，無量苦痛，謦折腥羶之庭，跪叩犬羊之賜，固已不勝，其大赧矣。”在此種情緒支配下，可以說清朝幾乎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之處，而正副使與書狀官作爲修養深厚的文士，使途中作詩聯句不失爲一澆心中塊壘的方式。

以上燕行詩內容上無疑有很多共通之處，如大抵在將要跨越國境的龍灣、鴨綠江等地，朝鮮使者的心情就變得微妙敏感，大有蘇武持節去國懷鄉的悲壯情懷。如麟坪大君李 順治二年的《渡鴨綠江》曰：“一渡江水意不平，回頭遙望隔王京”。順治十一年（1654）李一相過鴨綠江之際則曰：“鴨綠江水鏡樣平，星軺直渡指燕京。鄉音已別華夷界，家信誰傳弟妹情。”而在鴨綠江朝鮮一側的龍灣，是朝鮮使臣在國境內的最後一站，也往往牽動其滿懷愁緒，如順治十七年（1660）出使的姜栢年《龍灣途中》一詩有言：“男兒過此偏多慨，撫劍悲吟涕自橫。”康熙五年（1666）出使的南龍翼《渡龍灣感懷》則曰：“塞草蕭蕭塞日陰，回頭已失鴨江潯。”金錫胄《別鴨江灣尹》則曰：“絕塞登臨地，攜君雙玉瓶。乾坤三大水，夷夏一高亭。”與之相反，一旦將要離開國境，則好比如魚脫淵、如鳥脫藩，滿心歡喜，如姜栢年《出鳳凰城有吟》曰：“行盡燕京萬里程，今朝始出鳳凰城。燈前幾結思鄉夢，日下遙懸戀闕情。水泮鴨江春水長，雪消龍峽石稜生。忽忽歸意催鞭馬，何似驚鳧舉翮輕。”南龍翼《出鳳城柵門誌喜》曰：“喜甚兒歸母，輕於鳥脫樊。”

至於抵達北京之後，要履行種種繁瑣的朝貢程序，對於朝鮮使者而言則不啻於噩夢，其中如南龍翼《哀燕都賦》以長賦的形式，將朝鮮使者的內心煎熬表達得淋漓盡致。他指責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之舉，進而埋怨天理不公，“誰招虎而入室兮，取中原如探囊。終奪此而與彼兮，天理錯兮不可詳。”而對故明舊都的滄桑鉅變及人事全非感到無比傷懷，“指衣冠而嗤咲兮，故老或有嗟傷。經長安之舊跡兮，追遺蹟而杳茫。華何變而爲夷兮，海何變而爲桑。”至於朝參燕饗之舉，就覺得實在難以忍受，“鎖玉河之空館兮，經一日之九迴腸，清人導餘於朝參兮，扶病軀而踉蹌……瞻山龍之寶扆兮，坐單于於御牀。”以致於只有在宴飲過程中追憶皇明時期使節與天朝大臣面晤言歡的情形，“即其地而想其人，宛玉佩之鏘鏘”，以減輕壓力，到頭來卻又徒增傷感，“歸旅舍而自悼兮，嘿無言兮涕自霶。”另外，在順治時期，由於天下尚未底定，對於朝鮮使者在北京的活動交往有不少限制，這在燕行詩中亦有所體現。如順治九年（1652）出使清朝的申濡以詩記舉行上馬宴的情形：

高堂設簟紅桌牀，中廚爛熳烹牛羊。禮官盛餙非章甫，來押餞宴稱兀觴。

不道姓名但道官，手循其發中自傷。爲呼象胥傳漢語，停觴似欲吐心腸。

真如少卿字立政，畏彼猜疑人在傍。明朝上馬別烏蠻，脈脈那堪流涕滂。

其中提到押宴的漢人禮官顯然有思漢之心，以致席間真情流露，而礙於嫌疑又不便向朝鮮使者透露的情景。實際上，即便到康熙即位之後，儘管對朝鮮使臣每示寬大，但在特殊時期仍有不少限制，又如金錫胄《燕京感舊八首》中有一首表達對清朝限制朝鮮使者自由出入玉河館的強烈不滿：

玉河深閉困吾曹，散步無緣出衍遨。長袂鳴琴應媚嫵，高歌擊築孰雄豪。

中華禮讓今餘律，大國儀章盡佩刀。歸日倘乘開館早，一尊燕市醉春醪。

詩中指責清朝派遣軍人把守玉河館門，幽禁朝鮮使者有失“中華禮讓”。事實上金錫胄在玉河館中已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春，,正處於清朝平定臺灣的前夜，此舉似意在嚴防朝鮮使者出入打探情報。

往返途中，凡所經要地，或明清曾經鏖戰的古戰場，多有詩吟詠。如洪命夏《癸巳燕行錄》之《牛家莊途中次書狀韻》曰：“遼塞山河餘壁壘，漢家天地幾滄桑。”《山海關》詩有曰：“丸泥思漢將，鞭石想秦皇。”金錫胄《搗椒錄》之《複次副使瀋陽韻》曰：

呼蠻呼韃各聽過，鳥鼠龍龜果孰多。嫁漢娶胡都是虜，似驢非馬亦成騾。

中原盡入完顏界，武力爭推曳落河。最是中宵堪墮淚，奚兒齊唱鼓嚨歌。

大都是抒發對明朝之思懷，而表達對清朝之怨憤不滿。其中部頭較大、收詩較佳者有麟坪大君《燕行詩》、金錫胄《搗椒錄》、南龍翼《燕行錄》等。

二

除這十三部“燕行詩”，其餘燕行錄則爲紀事之作，與後來出自北學派的洪大容《湛軒燕記》、樸趾源《熱河日記》等膾炙人口的燕行錄名篇相比，無疑顯得內容單薄，思想貧乏，缺乏對於清朝的各方面情況的深入洞察，但這一方面或是由於此時的燕行錄還處於草創階段，各方面並不成熟，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當時朝鮮士人激烈的華夷觀念。在朝鮮使者看來，入關不久的清朝禮崩樂壞，風俗澆漓，幾乎一無是處。以喪禮爲例。順治十三年(1656)進入北京的麟坪大君李 ，發現北京已經“喪制敗壞，行喪專用陸象山禮，作樂娛屍”。四年之後,趙珩(1606~1679)又看到北京順治皇帝駕崩後“道士等設樂讀經終朝”，更是覺得“聞來駭然”。接下來的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燕行錄》就記載漢族人李元名在父喪期間食肉，“與胡無異”。康熙八年(1669)閔鼎重《老峯燕行記》又記載“中國喪制大壞，今則盡化胡俗，尤不足言，而最是沿路棄棺無數……”甚至接待屬國使臣的宴饗禮本應莊重肅穆，但清朝的宴饗禮卻全無上下之分，秩序大亂。如順治十年（1653）沈之源提到朝鮮使臣出席皇極殿賜宴時另人苦笑不得的一幕：

甲午（1654）正月一日……禮畢，就儀仗之西青帳幕下而坐，皇子在前行，諸王在第二行，三使臣隔四五間許而坐，與諸王同一行也。先行茶禮，次之以果盤，次之以熟牛肉。有一人忽來，稱之一宰相，持肉一塊而去，韓巨源（即彼國通官）拳毆其人之頭，所着墜地，而不釋其肉，令人捧腹。

兩年後，麟坪大君李 也吃驚地發現“其宴禮也不行，酒乍進乍撤。左右紛紛，專無紀律，酷似華擔契會，牛羊骨節堆積殿宇”，不禁哀嘆“可惜神器誤歸天驕。”而信仰方面，順治二年（1645）出使的書狀官成以性發現清朝不尊儒家禮儀，極尚淫祀，“關王之廟，無處無之，而至於淫祠寺剎，遍滿村閭……城邑之中，殆無虛地，金碧照耀，匾額輝煌。”康熙二十一年(1682)韓泰東《兩世燕行錄》則記載“其俗最好尊佛事鬼……初喪送葬之際，廣設齋會，緇徒填空，佛樂盈路”。顯然在堅持傳統禮俗和朱子學說的朝鮮士人筆下，大清帝國的社會和文化已經漸漸偏離原來的軌道。以我們今天的後見之明，這種由於異族入主而導致的社會與文化的傳統偏離，對於一個東方國度是福是禍，實際上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而這種對於清朝風俗敗壞的負面描述，一直爲後來的燕行錄所繼承。

總體而言，清朝入關四十年間朝鮮使臣所撰寫的燕行錄值得稱道的並不多。其中較爲出色者，順治年間以麟坪大君李 《燕途紀行》爲代表，而康熙年間，則以宋時烈之門生閔鼎重《老峯燕行記》內容爲代表。據《燕途紀行》李 自序，他從1640到1657年間，共三次到瀋陽，十次出使北京，在朝鮮處理對清關係的外事活動中立下了汗馬功勞，而實際上他本人在順治十三年（1656）年出使清朝後，次年歸國即病逝。而他的《燕途紀行》，正是反映他最後一次出使清朝的使行之作，內容亦較爲豐富。《老峯燕行錄》由《燕行日記》、《聞見別錄》、《王秀才問答》、《顏知縣問答》、《聖殿位次》等五部分構成。《燕行日記》以日爲序記出使過程，間及逸聞趣事，而但凡關涉清朝時局的重要內容都見於《聞見別錄》，其中對於康熙帝的描述與我們現時對於康熙帝的認識之間有較大的落差，記康熙帝相貌雲“身長不過中人，兩眼浮胞深睛，細小無彩，顴骨微露，頰瘠頤尖”，而關於性格行事則曰：“性躁急，多暴怒，以察爲明……誅殺既多，猜疑積中。”此外，對於清朝的喪禮、軍制、服飾等也有涉及，而尤詳於清朝的內外局勢，如康熙初年輔政四大臣相爭及鰲拜被囚事，俄羅斯、蒙古和臺灣鄭經的動向，清朝同蒙王阿不乃之間的緊張關係等。《王秀才問答》是閔鼎重借住玉田縣秀才王公濯家中時與主人之間的筆談記錄，共三十二條，緊接其後的《顏知縣問答》是作者與出身福建的廣寧知縣顏鳳恣的筆談記錄，共二十七條，兩則筆談合計五十九條，談話對象一民一官，相映成趣，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官紳對於時局的認識及態度。筆談中閔鼎重特別關心南明政權的存沒情況，以及奉南明正朔的臺灣鄭氏的情形，而王公濯坦誠告以永曆諸臣“降者降，而死者死”，永曆帝本人也“爲緬國所獻，今已五六年矣。”與之相反，顏知縣則告以“南徼事不便言，前朝事亦不敢盡述”，顯系礙於官員身份而諱莫如深，但也向閔鼎重直言“貴國尚存漢官威儀”，反映了他微妙複雜的心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公濯給予康熙帝以較爲積極的評價，說他親政之後“覺勝於前”，對臣下“廉貪屢有黜陟”，頗不同於閔鼎重對於康熙帝“以察爲明”、“猜疑積中”的負面評價。此外，筆談中所涉及清朝堂子之祀、逃人條例、朝政得失及冠服帶履之制等，在清初都屬於不無禁忌的一些議論，在此卻輕易地躍然紙上，因此彌足珍貴。《聖殿位次》一節，是閔鼎重有鑑於“兵亂以後”，對於儒家聖人孔子“胡人不復尊祀”，因此特別照錄山海關及寧遠衛夫子廟的“聖殿位次”，他認爲山海關夫子廟“位次顛倒失序且有缺失處”，而寧遠衛聖殿則“有殿而無廡”，這反映了“丙子胡亂”（指1636-1637年清朝侵入朝鮮的事件）之後執着於儒學理念的保守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孔廟祭祀制度的觀察與想象，對於我們今日瞭解清初儒家廟祀制度的實態亦提供了值得珍視的材料。閔鼎重的燕行日記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爲它不同於很多燕行記錄，僅爲例行公事之出使報告，而是具有旅行日記的色彩。如果與《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等史料作對比，不難發現它不僅僅關注對於朝鮮政府而言所必需的軍事外交和文化學術情報，對中國的風俗習慣、日常瑣事乃至當時中國普通官紳的常識與心理活動也不乏關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種寫法開啓了以《熱河日記》爲代表的日記體燕行記錄的先河。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順治帝和康熙帝作爲創業之君，都稱得上是大有爲之英主，這大約是清史研究者的共識，然而二者在朝鮮使者筆下皆遭酷評。《燕途紀行》提及順治帝之狀貌曰“年甫十九，氣象豪俊，既非庸流，眸子暴獰，令人可怕。”至於順治帝之治術則雲：“兒皇力學中華文字，稍解文理，聽政之際，語多驚人，氣象桀驁。專厭胡俗，慕效華制……氣俠性暴，拒諫太甚。間或手劍作威，專事荒淫，驕侈自恣，罕接臣鄰，不恤蒙古，識者頗憂雲。”不惟如此，還大曝順治荒淫好色，“宮中貴妃一人，曾是軍官之妻也，因慶弔出入禁闈，帝頻私之，其夫則構罪殺之。勒令入宮，年將三十，色亦不美，而寵遇爲最，其夫兄賞賜累鉅萬，仍冊封東宮正後，定日廼今月二十日也。”而閔鼎重極力醜詆康熙，筆調與之如出一轍，他歸國之後受顯宗召見，刻意強調康熙帝及其時代的負面部份，言康熙帝“猜疑羣下，每事必親，務爲察察，國人甚苦之，公然怨罵, 少無忌憚。性又喜射，故日事山獵”，並斷言“必有蕭牆之患也。”對於康熙帝親政後“廉貪屢有黜陟”，連遺民也“覺勝於前”的正面情況則隻字不提，這種實際見聞與認識之間的落差值得玩味。而尤可噴飯者，韓泰東對於康熙親自射獵打魚大發議論，認爲他自輕無度：

皇帝即位以後，荒淫成性，盤遊無節。姑以近事言之，夏間幸沈之時，不由修治正路，躍騎驅馳，上下山阪，日以射獵爲樂。及到遼東，設打魚之戲，皇帝着拒水袴襪，戴小帽，親入水叉魚，大臣明珠及諸王以下皆令執罟，沾體塗足，喪失威儀，近處軍民許其聚觀，不使拘呵。且言皇帝能炮善射，每當遊獵，勇前當獸，發必命中雲，可見其自輕無度之實矣。

實際上以今天我們的歷史認識來看，康熙射獵打魚無非出自滿洲舊俗，其所以親自下水捕魚，“臣明珠及諸王以下皆令執罟”，無非是向臣民昭示祖先創業之艱難，就好比漢族皇帝攜皇后舉行春耕儀式一樣，向臣民昭示國家以農爲本。

三

清朝入關四十年間，由於明朝的殘餘勢力還存在，尤其是三藩之亂一度打出復明旗幟，在朝鮮使者看來，明朝不無興復的可能性，所以入燕之行往往積極蒐集與南明、臺灣鄭氏以及三藩相關的政治軍事情報，以應對可能出現的變局，這在燕行錄亦多有體現。如樸世堂入燕（1668）之際行經沙河驛，就向一位姜姓秀才多方打探時局：

宿沙河驛，主人姓姜，稱秀才，夜與語。臣問：此地秋事如何？答：半收。……問：爲何無存者？答曰：皇上惡其通水盜。問：水盜爲誰？曰：鄭宏公。問：宏公時在何地？曰：不知去向。問：四府民被殺在何時？答：五年秋。問：鄭是水盜，常在海中，四川去海絕遠，緣何相通？答：何論遠近？問：聞大臣執政者多奪漢民田，以與滿人。然否？答：去年正月十六日，永平盡署滿洲，十存一二。問：十取八九以與滿洲，而漢民只得一二乎？曰：然。問：何人主行此令？答曰：但聞兩黃旗換地，以至如此。問：兩黃旗爲誰？則不肯明說。問：皇帝親政後，民心如何？曰：甚好。又問，則曰：皇帝好處甚多。問：聞明裔有在西方羌胡中者，果有此說耶？順治長子亦在西韃，常有爭端，亦然乎？答：明之後未聞，先皇之後有此聞。臣所與問答者如此。其人亦似稍願，故隨聞以記。但見此流居路傍，多閱東使，故習於酬酢，視人意向，順口便說，顯有抑揚之色，所言未必盡信。

其中問及臺灣鄭氏，而姜秀才將“鄭成功”誤爲“鄭宏公”。而如前所述，一年之後，閔鼎重還向王公濯打聽永曆帝存沒，得知其被擒後非常失望。而對於鄭氏，得到比較準確的情報：

鄭經在南海中，據有七十餘島，其中一島長數百里，廣七十里，時時出海掠奪。遣所謂相王者，領兵往福建防備，又疑南民與之相連，循海邊三百餘里，撤民居長蘆荻不通人跡，只置偵候之官，而亦不得領兵，有變舉烽則總兵登時進鬥。自南海至北海皆禁漁採，漁利永絕，民不聊生。小艇片舸已盡毀去，只存漕船，自今夏亦廢漕船雲。漕船之廢，未知的否，而通州江邊舊船檣如簇，合行所見僅有七八小船，過山海關時，登望海樓，水邊無一漁船，問之則有禁，不敢已久雲。

在三藩之亂期間，朝鮮使臣十分關注三藩與清朝之間戰局的發展。如康熙十六年（1678）入燕的書狀官孫萬雄所著《燕行日錄》內容十分單薄，但只要涉及三藩之亂，則不惜筆墨，大肆渲染。如途中他發現滿人有厭戰心理：

聞胡兒唱歌，歌曰：月明紗窗，情動閨裏之兒女。秋高戍樓，思功塞外之徵夫。父母相離，邊事棘矣。戰伐未已，曷月歸哉？一唱後有惶懼之色。……問其故，答曰：此乃南征軍思歸之歌也。此歌一出，人心動搖，赴戰者厭去，在家者皆悲，故令申曰，有敢歌此曲者罪之雲。

又聽說自吳三桂軍興以來，清朝“皆以三桂之奴擺站於各路，而盤山爲尤多。擺站雲者，我國所謂定配也。”蓋配役關外驛站是一種極重的體罰。他本人對吳三桂其實並無好感，認爲他“手握重兵，外召夷狄，一片神州，終爲羯胡之窟”，可謂罪孽深重。但是對於吳三桂反清，使得清朝大傷元氣甚感快意，提到“軍興四載，兵馬之南征者，已過百餘萬，而對壘江邊，水土爲祟，人馬病斃，有去無歸”，並斷言“清國之有三桂，比若腹心之疾”，覆滅命運已經無可挽回。到達北京入住玉河館後，朝鮮使者不惜“給面幣致款”，賄賂清朝的“門將”，打聽最新戰況，得知“吳三桂方在長沙，而頭髮已長，衣冠皆漢制，雖擁十萬之衆，率多烏合之卒。而但於手下有五六千敢死之兵，所謂苗奴也。泹齒漆膝，白布裹頭，其目深而黑，其劍長而廣，其勇如飛，其戰無敵。且於江邊高處，埋伏大椀砲，丸大如拳，觸者盡碎，勢難交鋒，未易平定”，另外得悉“自甲寅以後，南征之兵，至於百有二十萬之多，而門將之所謂即今防戍者，只餘八萬雲。”對於關於上述戰況，朝鮮使者不免興奮萬分，迅速以“使臣別單”的形式向國內報告。實際上當時吳三桂與清軍在長沙相持，總體戰局已向清朝有利的方向發展，孫萬雄也打聽到福建民間傳唱這樣的歌謠：“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過了乙卯年，照樣歸康熙。”而果然“未久耿精忠果臣服於康熙雲。”而在清朝後方，就連業已歸化清朝的朝鮮被擄人也覺得“賦斂甚薄，安居而樂業”，與孫萬雄覺得清朝命運已無可挽救的基本判斷甚不相符。而次年充三節年貢使團在入燕途中，一路陸續傳來吳三桂已死的消息：

（十二月）初五……到遼東站，招李素問吳三桂消息，答以或雲已死，或雲未死，未能的知雲。

初七日……張玹來言：逢新自嶽州來人，則言吳三桂已死，其侄子永夔與馬三寶守城。三寶已通降於清兵，嶽州城中毀家爲薪，陷在朝夕，清兵又圍長沙雲。

初十日……聞吳三桂死於八月，其孫又死。吳永夔、馬三寶方爲守備，清兵圍嶽州，不久當平定，皇帝以此大喜，日事遊田。

對於這個慘淡的現實，朝鮮使者顯然心理上難以接受，從《朝鮮王朝實錄》的相關記載可窺知一二：

㮒等探彼國情形別單曰: “撫寧縣榜文雲: ‘吳三桂八月十七日身死。’又言: ‘衡州府城內城門, 四日不開, 二十一日僞將軍馬寶、胡國柱、王將軍從永興來, 開城門。’又聞差人往嶽州, 喚吳應期、三娘娘於嶽州, 喚吳世琮於廣西雲。而金巨軍曰: ‘長沙府旣已得之, 四五月間, 當以吳賊之平, 將頒赦。’此言難信。又得房姓人冊子, 上年四月三桂卽位, 定都長沙, 又言: ‘馬寶奉吳世霖密旨, 葬三桂於雲南, 同都督陳壽組練軍馬, 其後陳壽殺破淸兵, 而至稱陳壽以神出鬼沒。’又言: ‘淸兵爲馬寶所敗, 急請援兵。’又言: ‘應期, 三桂之侄; 世霖, 三桂之孫; 三娘娘, 三桂之姬妾, 而鞠育世霖。’漢人或雲: ‘三桂實不死, 淸人做出誑言。’或雲: ‘三桂雖死, 世霖勝於其祖, 馬寶、陳壽等, 亦頗獲勝。梧州陷沒、廣西全省歸吳輔臣, 屢爲吳之茂所窘, 鄭錦跳梁海上, 而耿精忠敗走。況上以盤遊無度, 漁色無厭, 下以貪饕成風, 賄賂公行, 國之危亡, 迫在朝夕。’雲。”

根據《使行錄》，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三十日辭朝的三節年貢使團正使爲福平君李㮒，副使是議政府左參贊閔點，而書狀官爲正是司憲府執義金海一。而據金海一的《燕行日記》可知，使團已經大致確認吳三桂已經死亡的消息，但是向國內報告情況的別單對此輕描淡寫，轉而突出吳三桂軍依然驍勇善戰，屢敗清軍，而不願直面相持局面已經打破、吳軍實處下風的現實。而當康熙二十一年（1682）韓泰東入燕時，清軍已於上年攻破吳軍老巢昆明，徹底平定三藩之亂。韓泰東對吳三桂本人毫無好感，當他途中看見吳三桂父祖墳塋被清人掘毀，覺得他是罪有應得，指責吳三桂“始則延納羶腥，穢亂區夏，末乃豪據一隅，身僭大號，蓋未嘗爲朱氏扶立血胤、規復舊物之意，實中華亂賊，清虜叛臣，若祖父之驁逆子孫也”。但是面對清朝“自南方平定以後，君臣上下，益以驕逸，方此稱述功德，賁餙樂章，山呼鳳鳴之慶，一乳三男之祥，題奏頻繁”的志滿意得之態，心中又頗不是滋味，於是強調“吳家餘黨尚未盡剿，多有保舉山谷，攻掠州縣者。故調發軍兵，更迭鎮守矣。鄭錦據有海島，侵軼沿海地方”甚至在鄭氏集團覆滅，清朝實現一統局面之後，朝鮮使者仍然很不甘心。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入燕的南九萬在其《甲子燕行雜識》中提到：“館中愁寂，取見冊鋪所賣小說，則借陳亡後衣冠子孫不仕於隋室者爲之說……末題曰“成化二十二年太平遊樂之圖”，乃是假託成化，實譏當朝者也。人心所在，抑可知也。”總之，盡一切可能醜詆清朝，而對於正面情況，則一概不願面對。

綜上所述，可知朝鮮君臣在三藩之亂期間雖然不臣之心蠢蠢欲動，如執政的南人派精神領袖尹鑴屢屢鼓吹南通鄭氏、北伐清朝，但是基於現實政治的綜合考慮，並未採取實際行動，而是謹慎地維持了與清朝之間的朝貢關係。對此，旅日華人學者伍躍指出，朝鮮的顧慮在於，如果明朝再興，則朝鮮需要考慮如何辨明在明朝再興之際，爲何沒有施以援手。在以中國皇帝爲頂點的國際秩序下，無論是與宗主國明或者清維持朝貢冊封關係，對於朝鮮王朝的存在都是不可或缺的，作爲藩屬國的朝鮮，並無自主選擇宗主國的自由，也沒有脫離這種國際秩序的願望。朝鮮只是儘可能在允許的範圍內追求自身利益，因此朝鮮的對清情報工作，是由作爲藩屬國的國家性格所決定的。此期間包括大量燕行錄在內的燕行記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特別關注對清朝的情報收集。清朝入關四十年間，正是宋時烈尊周攘夷思想籠罩朝鮮各政治派別的時代，這決定了這一時期的燕行記錄，對於清朝的觀察特別注重政治方面的內容。日本學者夫馬進就明確指出，通過同時期朝鮮使者出使日本的記錄對比，就會發現朝鮮使者雖然頻繁往來於漢城與北京之間，但是幾乎與清朝士人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交往，這是由於朝鮮使者蔑視受滿族統治的漢人，認爲與之進行文化交流是骯髒的。朝鮮使團成員與清朝士人訂交往來，直到18世紀中葉洪大容、李德懋、樸趾源等人入燕時方纔真正開始。

結語

明清鼎革期間的中朝外交，可謂幾乎完全將文化交流拋在一邊。朝鮮士人顯然將乘着明末亂局竊取神器僭居大位的清朝蔑視爲夷狄之邦，並視燕都之行爲畏途。在朝鮮士人看來，此時期清朝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不值一提，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韓泰東概括其入燕之行不過是“黽勉駈馳，周旋異域，日見醜類，凌逼飽盡，無量苦痛，謦折腥擅之庭，跪叩犬羊之賜。”同年出使的金錫胄也徑稱此番出使 “所接者鱗介，與語者侏漓，劍槊盈路，葷羶塞鼻。玉河五旬之拘蟄，遼陽易歲之行李，”完全是類似 “搗椒”一般的折磨身心的感受。金錫胄甚至在詩作中盡情發泄華夷情緒，所謂“嫁漢娶胡都是虜，似驢非馬亦成騾”云云，已經陷入一種癲狂與偏執，類似近代荼毒天下的種族主義。既然清人已經被視爲禽獸般的存在，那麼雖然朝鮮使者往來頻繁往來於燕京與漢城之間，卻與之鮮有交接就毫無足怪了。而朝鮮使團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於積極蒐集與臺灣鄭氏以及三藩相關的政治軍事情報，如採買違禁圖籍、購買清朝公文、賄賂清方人員，交結各色人等（如琉球使者、被擄朝鮮人、清人等），甚至不惜重金爲情報蒐集撥出祕密專款，以上種種也大量見諸燕行錄記載，這恰恰反映了此期間清日朝貢關係的實質。（本文作者爲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副教授）

文章原刊於《 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四輯，摘要註釋從略，引用請覈對原文

責編：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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