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包括三個階段：（1） ，貨幣資本M轉變為生產要素C，也就是生產資料m和勞動力l；（2）p，生產活動，即通過運用勞動力創造新的使用價值；（3） ，新創造的使用價值再次轉變為貨幣形式，即以可贏利的價格出售最終產品。其中，第一和第三階段，即和 ，屬於流通過程，而第二階段，即p，屬於生產過程。

馬克思試圖用這個公式表明資本家的額外收入即的來源。很多經濟學家都曾提出是通過賤買貴賣在流通過程中創造的。馬克思反對這一看法，認為如果一個人貴賣多得到 ，一定意味著有一個人貴買失去了。因此，假定在競爭性條件下最終產品是一定的，那麼是不可能只通過交換就從M中創造出來。因此，很明顯，，儘管是在流通中實現的，但是它首先應該是在生產過程中運用勞動力被作為創造出來的。換言之，就整個資本主義生產而言，是在給定產出資本比（ration of productivity to wages）的條件下，當前勞動力支出 的函數。

考慮成本——價值關係，很明顯生產過程C代表著總資本價值M，它是由兩部分組成：一個是貨幣資本，它用於購買生產資料，表現為資本設備的價值；另一部分是用於購買勞動力的貨幣資本，表現為工資。馬克思將第一部分視為不變資本，用c表示，第二部分視為可變資本，用v表示。基於此，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隨著當前勞動力的支出 的變化而變化，因而也隨著「工資-資本比」（ 「wage-capital」）的變化而變化。的價值，即，被馬克思稱為剩餘價值，用s表示，這是資本家階級收入的唯一來源。因此，最終產品C的總價值，或者 ，即M』，或者，或者c+v+s被馬克思稱為待售最終產品的總價值，用V表示。總最終產品由兩大部類構成，即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類和生產消費資料的部類，因此，馬克思構造了兩個等式：

生產生產資料的第Ⅰ部類：

……（1）

生產消費資料的第Ⅱ部類：

……（2）

為了便於分析，馬克思考察了兩種資本主義生產類型：（1）簡單再生產；（2）擴大再生產。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兩部類之間的關係是確定的，以至於每個生產週期的生產規模都保持不變。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兩部類之間需要加以調整，以確保在每個生產週期的始點上，生產規模都不斷擴大。「擴大再生產」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積累。

馬克思認為，「簡單再生產」的順利運行取決於三個條件：

（a）第Ⅰ部類生產的生產資料必須滿足兩部類更換生產資料的需求，

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即：

.................（3）

（b）第Ⅱ部類生產的消費資料的總價值，應與兩部類所需的消費資料的總價值相一致，即：

.......... （4）

（c）根據上述兩個必要條件，我們可以推導出第三個條件：如果每個部類購買自己生產的部分產品供自己使用，那麼它們需要將剩下的產品賣給對方，即：

....................（5）

證明如下：

因為 .................（3）

且 ..........（4）

又由於 .......... （1）

所以 ..............（5）

在資本積累的情形下，存在三種不同的情況。

（a）由於資本家增加投資，因此不會將收入全用於消費。

所以， ......... （5）

（b）第Ⅰ部類生產的生產資料的總價值應當大於兩部類實物替換所需的生產資料的總價值，即： ..........（7）

（c）根據以上兩個等式，我們可以推導出第三個： ..........（8）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這意味著第Ⅰ部類生產的生產資料的總價值與自身用於設備更新所需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之間的差額必須大於第Ⅱ部類進行設備更新所需要的生產資料。

馬克思假定，當資本家沒有將全部收入用於購買消費品時，總收入和總消費之間的差額會通過投資的同等增長得到補償。因此，按貨幣計量的商品的總需求與總供給實現了均衡。讀者可以參考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最後兩章中所給出的數值闡釋。

顯然，這兩種再生產類型暗含兩個前提條件。第一個條件是，用於維持再生產順利進行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都是以一定的比例生產的。例如，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社會生產的核心計劃在於確保 ，這是實現供需均衡的條件之一。如果這一條件沒有得到滿足，比如生產領域缺乏計劃使得 ，那麼，第Ⅰ部類生產的生產資料會出現過剩，並且相應的，第Ⅱ部類將表現為對生產資料的有效需求不足。如果，則會發生相反的情況。類似地，在擴大再生產的情形下，必須調節生產以確保 。如果這個條件無法滿足，那麼，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不平衡就不可避免。第二個前提條件暗指，根據上述必要比例進行生產的產品必須按照它們的價值進行交換。這意味著流通過程與生產過程的協調。換言之，如果商品出售沒有實現相應的貨幣額，那麼再次購買就無法進行。假定在擴大再生產的情形下，的必要條件可以通過 實現。然而，在第Ⅰ部類從第Ⅱ部類購買消費資料後，如果第Ⅱ部類沒有從第Ⅰ部類購買的生產資料，那麼，不論在生產過程中，兩個大部類之間維持著何等精確的比例關係，第Ⅱ部類貨幣的積累必然導致第Ⅰ部類生產的生產資料過剩。正如馬克思所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下，「因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會的計劃進行的，而是取決於單個資本家從事經營活動的千差萬別的環境、資財等等。」^[1]因此，經濟波動將不可避免，這要麼是生產相對過剩的產物，要麼是貨幣儲備或者儲蓄增加的結果。

有趣的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與馬克思分析的第二個方面有許多共同處。凱恩斯強調，企業家利潤的實現取決於充足的有效需求。根據凱恩斯，不考慮資本設備損耗的成本，總供給價格由兩部分構成：一個是要素成本（factor cost）F，另一個是企業家利潤P。同樣，有效需求D也由兩部分構成：即社會預期消費的價值C和社會的預期新增投資的價值I。用符號表示，這意味著如果 以及 ,那麼 的實現取決於 。給定I：如果 ，那麼 。這表明，由於對消費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資本家將無法實現其利潤。或者，給定C：如果 ，那麼 ，也就是說，由於對投資品的有效需求不足，資本家無法實現利潤。

為了回到馬克思關於擴大再生產的分析：如果我們從公式 兩邊同時減去c來扣除重置資本（即資本設備損耗）的價值，那麼 。這個公式實際上就是凱恩斯的公式 。至於另一個等式 ，凱恩斯與馬克思都假定資本家預期利潤的實現取決於下述條件：（假定勞動者將全部收入用於購買消費品），資本家必須要麼將所有剩餘價值用於消費；要麼是將一部分剩餘價值用於消費，並將剩餘部分直接用於投資，從而供給和需求之間不會存在因為儲蓄導致的不平衡。因此，正如凱恩斯所述，除非存在相應的投資，否則儲蓄將抑制有效需求。這一思想也隱含在馬克思的理論中。

儲蓄的另一個特徵揭示了凱恩斯和馬克思所秉持的共同立場。這與用於設備重置和更新的當前支出的減少所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有關。因此，凱恩斯提出：

「一切資本投資遲早總會以資本負投資（這裡凱恩斯指的是一項舊投資的出售）的形式而告終。這樣，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使資本投資超過資本負投資的數量大到能夠足以補償凈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差額成為利益困難的問題。只有將來的在消費上的開支被預料為是增加時，新資本投資才能超過現有的資本負投資。」^[2]

根據馬克思，在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如果兩部類的總投資不大於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根本不存在資本積累的凈增加（net accumulation of capital）。如果兩部類的總投資小於，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甚至會出現資本積累的凈減少。再次，馬克思和凱恩斯對此看法一致。實際上，凱恩斯「就業理論」的主要公式可以從馬克思擴大再生產的兩個主要公式中推導出來。馬克思在談到不變資本轉移它的價值到產品中去時，使用了同凱恩斯資本設備損耗相似的概念，即使用者成本（user cost）加上補償成本（supplementary cost），並且，如果凱恩斯關於投資的概念指的是凈投資，即 「各種資本設備的凈增加」，那麼顯然，凱恩斯所提出的由總使用者成本和總補償成本構成的總供給價格，同馬克思產品總價值的概念是一回事。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和凱恩斯的兩種理論在下述概念的使用中還存在如下相似性：

（1）凱恩斯的總供給價格（Aggregate Supply Price）和馬克思的產品總價值（Total Value of Product）。凱恩斯將總供給價格（總使用者成本和總補償成本）定義為要素成本、正常利潤、使用者成本和補償成本之和，表示為 。馬克思將產品總價值定義為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之和，表示為 。當 （表示工資，r表示租金，i表示利息，p表示利潤）以及 時，可以得出凱恩斯的總供給價格A=馬克思的產品總價值V。

（2）收入（Income）和收益（Revenue）。根據凱恩斯，總供給價格（總使用者成本和總補償成本）扣除使用者成本與補償成本即為收入，用等式表示 。馬克思認為，產品總價值扣除不變資本為收入，即 。由於 ，因此，凱恩斯所說的「收入」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收益」，即 。（3）投資和生產資料的購買。凱恩斯將投資定義為企業家之間發生的總銷售額（total sales），即 。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的購買包括前一期的不變資本加上當期追加的不變資本，並將其表示為 。顯然，兩者是一致的。凱恩斯的凈投資，指的是企業家之間發生的總銷售額扣除使用者成本和補償成本，即 ；而馬克思認為對生產資料的追加購買是生產資料購買總額與重置生產資料購買額之間的差額，即 。因此， 和 是一致的。（4）消費。凱恩斯認為消費是總供給價格減投資，即 。馬克思認為產品總價值減去不變資本與追加的不變成本之和就是消費，即 。當時，凱恩斯所說的「消費」與馬克思所說的「消費」是一樣的。（5）收入和收益的再思考。凱恩斯的「收入」指的是消費加凈投資，即 。馬克思的「收益」指的是消費加生產資料的凈購買，即 。因此，凱恩斯的收入 就是馬克思的收益。（6）凈儲蓄和凈投資。凱恩斯的凈儲蓄是收入減消費，也就是凈投資，即 。顯然，凱恩斯的「S」就是馬克思的 「」，也就對是生產資料的追加購買 ，它反映了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差額。

根據上述討論，顯然，無論是凱恩斯的分析，還是馬克思的分析，都同樣明確地解釋了由於流通領域缺乏計劃所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但是，凱恩斯沒有探究由於生產領域缺乏計劃所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而這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尤為重要。此外，凱恩斯認為馬克思的資本理論建立在對古典假說的接受而非批判的基礎上，^[3]瓊·羅賓遜夫人也斷言馬克思的理論建立在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的基礎上。^[4]他們兩人的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馬克思的積累理論絕非建立在薩伊定律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他所明確提出的：只有當生產和流通處於滿足必要條件的社會計劃的管控之下時，供給才會與需求完全一致。然而，在馬克思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關於生產和流通的這類社會計劃是無法實現的；因此，他強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總需求始終傾向於比供給更小。他提出，與資本家應該消費掉他們的所有收入的本性相反：資本家的根本動力在於財富的增加，而非享樂的增加。因此，資產階級必須始終履行下述職責：即不僅「必須形成一個準備資本，以應對價格的變動並等待買賣上最有利的行情；他必須積累資本」，以擴大生產，並在未來進一步擴大它所獲得的剩餘價值。^[5]顯然，馬克思完全意識到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供給永遠不會像薩伊定律所認為的那樣，會自動創造需求。

但是在這裡，我們遇到了馬克思所強調的另一對矛盾，並且認識到馬克思的理論不同於一些學者的下述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僅限於在生產領域或者在流通領域中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調。馬克思進而強調，隨著資本積累過程的推進，會使得利潤率趨於下降。為了證明這一趨勢，馬克思主要根據 這一公式。首先，假定生產是在邊際土地（marginal land）上進行，從而可以從s中抽象出租金。因此，s表示利潤，包括利息， 表示利潤率。假定s僅由v決定，如果以單位工資衡量的勞動生產率不變，那麼，由於資本積累，c會比v增長得更快，從而利潤率必然下降。凱恩斯的理論也涉及到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它是以隨著資本存量的增長，資本邊際效率將趨於下降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在凱恩斯看來，資本邊際效率趨於下降，原因部分在於隨著同類資本供給的增加，預期收益會下降，另一部分原因在於對生產資本品的機器設備的壓力通常會導致其供給價格上升。因此，凱恩斯上述論點的成立取決於兩個條件：（1）資本設備的類型在數量是固定不變的；（2）每種資本品的供給曲線的形狀均向上傾斜。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積累的分析有其侷限性。馬克思集中分析了假定只有兩個階級的封閉經濟體，並得出結論：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積累不能超過由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上的總支出所設定的資本積累的上限。馬克思只是偶然提到資本家在國外，尤其是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殖民地進行投資，以提高平均利潤率的可能性。正是在這裡，列寧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國外投資的分析。列寧認為，被非資本主義國家和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輸出資本增加利潤（從而，最終增加積累）的方式突破社會總需求對該資本主義國家自身所設定的上限。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深受國內市場儲蓄或儲備或生產資料相對過剩的嚴重限制，並且/或者深受平均利潤率顯著下滑的困擾，這就迫使它們將資本輸出作為關乎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生死存亡的重要問題。^[6]在這個問題上，凱恩斯已經持有與列寧完全相同的立場。凱恩斯認為，就資本主義社會而言，「外國支出平衡」（foreign countries』 expenditure）可以視為凈投資的補充。同列寧一樣，他認為資本輸出可以解釋為「外國支出平衡」；在沒有進口相對應的條件下，以貨幣計量的產品的出口。因此，經濟學的未來，主要取決於我們對資本輸出認識的程度以及對馬克思、列寧和凱恩斯所闡述的資本輸出的理解地深化，這可以使我們（我希望）理解，由於通過資本輸出方式以及所假定的資本輸出形式，對不管是資本輸出國還是資本輸入國的不同階級的態度、觀點和行為所施加的影響。

2 貨幣和利率

到目前為止，我們僅分析了有效需求與資本主義積累體系平穩運行之間的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然而，馬克思將他的研究範圍擴展到包括對貨幣、利率和金融危機的研究；並且可以說馬克思是指出工業利潤和利息率之間存在對立關係（antagonistic relation）的第一人，而凱恩斯在《通論》中也重新考察了上述關係。因此，凱恩斯對1925年銀行法案（the Bank Act of 1925）的批判與馬克思對1844年法案（the Act of 1844）的批判有多大共性，是頗為有趣的問題。凱恩斯抨擊了1925法案的下述規定，「實際流通的銀行票據和紙幣金額共計3.87億英鎊，為此必須儲備黃金1.2億英鎊」，他的理由是，「儲備1.2億英鎊（的黃金）以符合法律規定，不論出於什麼意圖，都是完全無用的；實際上，為了遵守金本位制而縮減信貸，恰恰加劇了蕭條。」類似地，馬克思批判了1844年法案將英格蘭銀行劃分為發行部和銀行部以及嚴格控制與黃金儲備有關的紙幣發行的相關規定。^[7]

根據馬克思（按照恩格斯的說明），「把銀行分成兩個獨立的部的辦法，實際上使銀行董事會不能在決定性時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資金，因而可能發生這種情況：當發行部還有幾百萬鎊金和1400萬鎊擔保品原封未動時，銀行部卻已經瀕於破產了。由於幾乎每次危機都有一個金向國外大量流出的階段，而且流出的金主要由銀行的金屬貯藏來補償，所以這種情況更容易發生。但在這個場合，每有5鎊金流往國外，在國內流通中就被抽去一張5鎊銀行券，因此，正好是在最迫切需要最大量流通手段的時候，流通手段的量卻減少了。這樣，1844年的銀行法就直接促使整個商業界在危機爆發時立即大量貯藏銀行券，從而加速並加劇了危機；這個銀行法由於在決定性時刻人為地增加了對貸款的需求，即增加了對支付手段的需求，同時又限制了它的供給，就促使利息率在危機時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所以，這個銀行法並沒有消除危機，反而使危機加劇了，以致達到了不是整個產業界必然破產，就是銀行法必然破產的程度。」因此，馬克思對1844年銀行法案不予理會，他認為這個法案是奧佛斯頓的「瘋狂」政策，這與凱恩斯將1925年銀行法案蔑視為丘吉爾的所謂「合理」政策如出一轍。

讓我們來考察下馬克思批判的理論基礎。這裡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利息率是對諸如儲蓄或者節慾的獎勵嗎？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反對西尼爾的資本節慾論主要基於下述兩點理由。第一點理由與凱恩斯考察馬歇爾及其同代人的節慾論時完全一樣；第二點理由，雖然沒有包括在凱恩斯的體系內，但卻是對其體系的補充，而非與之相矛盾。在馬克思看來，純粹的儲蓄行為或節慾行為，無論是以現金儲備的形式還是以商品儲備的形式，均不會產生利息，因為「從流通中遊離出來的那部分貨幣」是現金儲備的產物，這將完全排除資本的自我增殖，而以商品儲備進行積累是十分愚蠢的」。^[8]因此，馬克思在考察利息時指出，「只要資本留在他手中，它就不會生出利息，並且不會作為資本起作用；只要它生出利息，並且作為資本起作用，它就不會留在他手中。」^[9]這一觀點與凱恩斯下述看法不謀而合：「很明顯，利息率並不是諸如儲蓄或等待的酬勞。因為如果一個人決定以現金形式保存自己的財富，他不會有利息收入。雖然他儲蓄的和以前一樣多。」^[10]馬克思的第二點理由在於：節慾論完全不符合邏輯，「庸俗經濟學家從來也沒有作過下述簡單的思考：人的一切行動都可以看作他的相反行動的「節慾」。喫飯是絕食的節慾，行走是站立的節慾，勞動是閑逸的節慾等等。這些先生們應當想一想斯賓諾莎的話：規定即否定。」^[11]

由此，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如果馬克思關於利息率不是諸如儲蓄之類的酬勞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在馬克思看來，利息率是什麼的酬勞呢？根據馬克思，只要能夠理解貨幣的社會職能，這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馬克思不僅認為貨幣是價值尺度，同時他指出貨幣還有其他三種社會職能：（1）購買手段；（2）支付手段；（3）貯藏手段。如果在流通領域 （也就是先賣後買），那麼商品和貨幣必須同時換位。因此，貨幣起著購買手段的作用。但是，如果在交換的兩極，一極是商品，另一極不是貨幣而是信用或匯票，那麼貨幣就不作為購買手段，而是作為支付手段在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合同到期，否則貨幣本身是不會出現在流通領域的。因此，在整個市場中，當資本家靠匯票推動商品資本交換時，貨幣是作為人所共知的支付手段在起作用。就上述兩個職能而言，還有必要加上第三個職能，即貨幣作為貯藏手段，或作為價值儲藏。如果在流通過程（賣是為了再買）中，在第一個階段（賣，即）之後，第二階段（買，）未能立即跟上，而是經過了一段時間間隔，那麼貨幣就是作為貯藏手段在起作用。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與不同歷史時期相對應，存在兩種不同的貯藏方式。在古代社會，貯藏通常表現為出於自身目的進行財富的貯藏，這一貯藏方式的動力源自貪慾或者對社會期望的滿足感。那些以貨幣形式擁有財富的人，既不是為了享樂，也不是為了獲取利息。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作為致富源泉的這類貯藏減少了，與之相應地產生了一種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直接要求的作為支付手段的準備金的新的貯藏方式。在每個經濟動蕩時期，商業界對現金極度渴求的現實，實際上反映了下述事實：貨幣是被作為支付手段的。另一方面，在經濟擴張時期，貨幣主要是作為購買手段的準備金，因為這是收入的支出。鑒於產業資本家需要從貨幣資本家手中借入貨幣以便在現實生產中要麼作為支付手段要麼作為購買手段起作用，因此，馬克思將利息率主要定義為產業資本家，由於在給定時間間隔使用一定數額的貨幣資本而必須向貨幣資本家支付的成比例的貨幣額。^[12]

至於利率的決定，馬克思完全清楚它是一種貨幣比率，並將其與已投入生產過程的現實資本的利潤率相區分，而這種貨幣比率是由不同於其他資本形式的貨幣資本的供給和需求所決定的。現在可以進一步問：貨幣資本的供求又是怎樣決定的呢？馬克思認為，「毫無疑問，在物質資本的供給和貨幣資本的供給之間，有一種看不見的聯繫；同樣毫無疑問，產業資本家對貨幣資本家貨幣資本的需求，是由實際生產情況決定的。」^[13]顯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對貨幣總量的需求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發生在消費者和零售商之間，是收入的支出，即履行的是購買手段的職能；另一部分是發生在資本家之間，是出於資本轉移的需要。因此，給定貨幣流通速度，在一定時間內，流通中的貨幣總量取決於上述兩部分之和，前提是商業信用或匯票可以代替貨幣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

現在，我們可以轉向下述問題：即產業資本家對貨幣的需求在繁榮和危機的條件下有何不同。

馬克思說，「在繁榮時期，在再生產過程大大擴張、加速並且充滿活力的時期，工人會充分就業。在大多數情況下，工資也會提高，這在某種程度上會使商業週期的其他時期工資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情形得到些補償。同時，資本家的收入也會顯著增加。消費會普遍提高。商品價格通常也會提高，至少在各個起決定作用的營業部門會提高。因此，流通的貨幣量會增加，至少在一定限度內會增加；之所以是一定限度，是由於較快的流通速度又會限制流通量的增加。因為由工資構成的那部分社會收入，本來是由產業資本家以可變資本的形式並且總是以貨幣資本的形式預付的，所以這部分社會收入的流通在繁榮時期需要更多的貨幣。」「結果是，在繁榮時期，用在收入的花費上的流通手段的量，將會顯著增加。至於資本轉移所需要的通貨，即資本家自身之間必需的通貨，那麼，這個營業興旺時期同時也就是信用最具彈性和最易獲得的時期。」^[14]一方面，產業資本家之間以匯票形式流通的商業信用作為一種支付手段，通過連續背書的方式擴大了支付比例，而不需要任何貨幣介入；另一方面，受這一過程高流動性的影響，同一貨幣量的周轉速度加快。因此，資本轉移所需的大量通貨相對減少，儘管其絕對量可能會增加。

然而，在危機時期，情形正好相反。再投資和新增投資都在萎縮，價格下滑，類似地，勞動者的工資也在下降；受僱傭的勞動者數量減少並且大額交易量縮減。另一方面，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突然癱瘓的緣故，信心動搖，商業信用變得緊缺並且商業信用縮緊，從而，將匯票兌換為通貨的需求必然以類似的程度增加。換言之，隨著商業信用縮緊，對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需求將增加。同時，由於對到期票據履行現金支付義務的貨幣需求量的增加遠超過收入的支出所需的貨幣量的減少所能抵消的部分，從而，對商業交易轉移所需的貨幣量整體上增加了。因此，馬克思說，「低利息率多數與繁榮時期或有額外利潤的時期相適應，利息的提高與繁榮轉向急轉直下的階段相適應，而達到高利貸極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則與危機相適應。」^[15]他強調，只有在緊迫時期（並且也只有在那個時候），「通貨的絕對量，才對利息率產生決定的影響。」^[16]

現在可以考察馬克思對貨幣資本供給的分析了。根據馬克思，貨幣資本的供給大致取決於三個因素：（1）銀行體系的產生與發展；（2）黃金的進口；（3）銀行立法及實施。

（1）在擁有發達銀行體系的國家，流通中不斷增加的貨幣量，本來是作為準備金的，但是卻被銀行家所控制，從而，既有可能利用貨幣實現經濟增長，也有可能導致銀行信用的寬鬆化。因此，銀行體系越集中，生產者和商人必須持有的用於持續性消費、或者用於持續性投資、或者用於抵抗生產資本流通中的混亂等問題而儲備的準備金數額就越少。銀行因而將商品世界的各類準備金集中到類似於公共金庫的地方，並以更低的利率發放貸款。

（2）其次，正如馬克思所述，貨幣供給取決於「金的異乎尋常的流入，例如1852年和1853年，由於澳大利亞和加利福尼亞新金礦的發現，就發生過這種情況。這種金被存入英格蘭銀行。存金人由此取去了銀行券，但沒有把這些銀行券直接再存到銀行家那裡去。因此，流通手段異常地增加了。銀行企圖通過把貼現率減到1%的辦法，來利用這種存金。」^[17]

（3）最後，貨幣供給取決於銀行立法及實施。正如馬克思所說，在1844年法案以前，英格蘭銀行發行票據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如果匯率對英國有利而國內動蕩甚至恐慌盛行，那麼這一緊縮情形可以通過發行票據加以緩和。不過，由於1844年法案的實施，這一法案對發行銀行票據設置了嚴格的限制，在緊縮時期貨幣供給就變得稀缺了。因此，在1847年農作物歉收時，由於進口穀物和土豆，英國必須向外國支付成百上千萬的黃金時，「不論銀行向有信用的商行要求多高的利息率，商行都會情願支付，以便維持自己的繼續支付的能力。」^[18]最終，政府不得不面對下述事實，即銀行身陷危機，並向普遍存在的需求讓步，且在1857年10月25日中止了銀行法案，從而破壞了銀行政策的法律模式。現在銀行可以不受幹擾地將銀行券投入流通，因而，銀行利率再次回落到正常水平。在對1844年銀行法案仔細考察之後，馬克思說：「全部現代產業史都表明，如果國內的生產已經組織起來，事實上只有當國際貿易平衡暫時遭到破壞時，纔要求用金屬來結算國際貿易。國內現在已經不需要使用金屬貨幣了，這已由所謂國家銀行停止兌現的辦法所證明。而且每當遇到緊急情況，這個辦法總是被作為唯一的救急手段來使用。」^[19]顯然，歷史已經證明馬克思的預測是正確的。

最後剩下的三個問題是：（a）就當代關於利率的爭論而言，馬克思會是什麼看法？（b）現代經濟學家可以從馬克思的利息理論中學到什麼？（c）是否可以通過將利息率降低至零來實現資本主義生產的平穩運行？

（a）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的答案是：關於危機時期利息率的分析，就馬克思將利率主要視為由貨幣的供給和需求所決定而言，馬克思與凱恩斯有諸多相似之處。在關於整個經濟週期中的利息率的分析中，馬克思的研究與羅伯森教授（Professor Robertson）更為類似，因為後者也將利率視為由可借貸貨幣的供需所決定。然而，總的來說，馬克思的理論完全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典型的銀行借貸理論（bank-loan theory），因為，馬克思提出：「利息率的變動取決於借貸資本的供給，也就是說，取決於以貨幣形式，即以硬幣和銀行券形式貸出的資本的供給……但是，這種借貸資本的量，終究不同於流通貨幣的量，並且不以後者為轉移的。例如，如果20磅每天貸出5次，那麼就有100磅的貨幣資本被貸出。」^[20] 儘管馬克思認為，在緊縮時期，利率主要取決於處於流通中的貨幣的絕對量，但這不能脫離其研究的整體背景。馬克思似乎假定在金融恐慌時期，借貸資本的減少與貨幣貯藏的增加是成比例的，因為這時人們極為謹慎，都不願把貨幣轉變為借貸資本。

馬克思的利息理論究竟是屬於可借貸資金研究進路還是通貨平衡研究進路，這可能是形式大於內容的問題。正如約翰·希克斯（J.R. Hicks）教授已經指出的：「在任何一個短暫的時期內，除了贈予之外，個體所獲得的價值額（包括貨幣）與其所放棄的價值額（包括貨幣）之間的差額，應當等於凈負債——即個體借入與貸出的差額。這也適用於一個企業。因此，如果每一種商品和要素的供給和需求相等，並且對貨幣的需求與貨幣的供給也相等，那麼僅就算術而言，對貸款的需求一定等於貸款的供給。類似地，如果給定商品、要素和貸款的供需方程式，那麼可以自動推出，貨幣的需求等於貨幣的供給。」^[21]這清楚地表明，在均衡中，利息率同時取決於對通貨以及可貸資金的供給和需求。

然而，我們必須強調，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neo-classical economicsts）相比，馬克思利息理論的優越性在於，從一開始馬克思就把利息率看作是一種貨幣利率。因此，利息率的決定確切地說是一個貨幣問題。馬克思很可能是將貨幣資本與商品資本區分開來的第一人，甚至也是將短期票據和其他證券區分開來的第一人。從而，這一方面闡明瞭產業利潤與貨幣利率之間的對立關係；另一方面，也澄清了產業資本家與貨幣資本家之間存在的制度性的利益矛盾。

（b）馬克思利率理論的最大價值在於闡明瞭「債務」與貨幣的關係。在馬克思看來，在債務完全代替實際貨幣的正常價值額作為購買手段或支付手段的範圍內，「債務」本身不過是貨幣而已。他也告訴我們，「債務」僅在繁榮時期可以取代實際貨幣，用於資本家之間的資本轉移，以及用於國家間債務的清償，因為當國家信用非常堅挺時，可以確保商品以有利可圖的價格出售。「債務」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作為貨幣，最終取決於生產和流通內在關係的平穩程度。因此，如果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關係都是完全均衡的，以至於不存在我們上面談到的在商品世界所發生的交易的中斷，那麼交易所需的貨幣就可能完全被「債務」所取代，無論這一「債務」是作為購買手段還是支付手段。因此，「債務」同銀行券一樣，不能為其持有者賺取利息，利息率也將為零。這清楚地表明，零利率的實現完全取決於在長期中，總供給價格和總需求價格之間的零偏離率（the zero of deviations）。然而，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這隻有通過對生產和流通進行社會協調才能實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對經濟進行社會計劃絕無可能，從而週期性的信用斷裂不可避免，所以同「債務」相比，通貨更受歡迎。因此，儘管存在調控貨幣的願望，並且這一願望偶爾能夠達成，但是利率和產業利潤之間的對立關係現在是並且仍將是有待解決但又不可解決的問題。

（c）考慮到任何貨幣恐慌的後果肯定更有利於貨幣資本家，而非產業資本家這一事實，那些與產業資本家關係友好的人自然希望看到利率下降，特別是在危機最嚴重之際，他們希望利率能夠降到接近於零，以確保到期票據的可兌換性，從而商品能夠以可贏利的價格出售。貨幣資本家不可能接受與其自身利益截然對立的零利率。即使他們這樣接受了，週期性危機仍會發生，因為導致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有很多：一是產業資本家與金融舵手之間的激烈競爭；二是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失調；三是資本家消費與積累的不均衡；最後，由於同工資相比，資本設備的更快增長所導致的勞苦大眾的貧困及對其消費的限制，再加上利潤率下降這一資本主義生產的巨大災難。

(譯者：張雪琴，復旦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王丹，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來源：《政治經濟學報》第12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

參考

1. ^Capital, vol.2,chap.8,p.196.此處採用《資本論》第2卷的翻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頁。
2.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Money and Interest, chap.8,p.105.此處採用的中文翻譯參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11頁。
3.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Money and Interest, Chap.23, p.355. 此處可以參考：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44頁。
4. ^Essay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pp.246-55.此處應為：Joan Robins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Macmillan, 1937, pp.246-55。——譯註
5. ^馬克思指出，「只要貨幣貯藏繼續進行，它就不會增加資本家的需求」；不過，如果工人將部分工資用於儲蓄，那麼他就將這部分工資轉化為了貯藏，從而不會執行購買者的職能。此處採用《資本論》第2卷的翻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頁。
6. ^V.I.Lenin, Imperailsim, chap.6.pp.69-75. 此處可以參考《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第6章的翻譯，參見《列寧專題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74頁。
7. ^Capital,vol.3, chap.34,pp.651-2,English Translation. Also chap.33,pp.606-607. 此處採用《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8-629頁。
8. ^Capital,vol.,pt.Ⅱchap.Ⅶ,p.599,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Dona Torr.
9. ^Capital, vol.3, chap.23,p.435,English Translation.此處採用《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頁。
10.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chap.13, p.167. 此處可以參考：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凱恩斯文集》，李春榮、崔人元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頁，個別譯法有改動。
11. ^此處採用《資本論》第1卷的翻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8頁。——譯者注
12. ^Capital, vol.3,chap.23.p.435. 此處可參考《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頁。
13. ^Capital, vol.3,chap.23,p.495.此處採用《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474頁。
14. ^Capital,vol.3,chap.28,p.528.此處採用《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6、507頁。
15. ^此處採用《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頁。——譯者注
16. ^Capital,vol.3,chap.33,p.622. 此處採用《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1頁。
17. ^Capital,vol.3,chap.31,pp.589-90. 此處採用《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8頁。
18. ^Capital,vol.3,chap.24,pp.656-7.此處採用《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4頁。
19. ^Capital,vol.3, pp.607-8.此處採用《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頁。
20. ^Capital,vol.3,chap.31,pp.586-7.此處採用《資本論》第3卷的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頁。（馬克思撇開了「較長時期內」利息率的變動。他認為這應該由利息率之間的差別和信用發展上的差別決定。）
21. ^ J. R. Hicks: "Mr.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Economic Journal, June,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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