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時代,孔子也就是個有過短暫的從政經歷的人,周遊列國根本就不被重視,頂多被當成是國老,當成是花瓶,在地位上根本沒辦法與管仲相比。但是孔子卻對管仲有過四次評價,三次批評,一次表揚。看那樣子,心裡對管仲還有點看不起。難道是孔子抬清高太狂妄?其實孔子是個很理性的人,也是一個很謙虛的人,那麼他為什麼對一代名相管仲的評價不高,甚至要批評他呢?好玩的國學認為,這主要是他們的立場和思想不同。

我們先來看看管仲。管仲是春秋時期最牛逼的政治家之一。管仲,名夷吾,字仲,謚敬,世人尊稱為管子,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 ,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被譽為"法家先驅"、"聖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齊國第一個稱霸,沒有管仲,那是絕無可能的。

我們注意到,孔子是儒家的思想家,而管仲是法家的思想家,二者的思想立場不同,當然就帶來了他們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再往上推,最根本的是治國理政的理念的不同。

在論語中,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有四條,但基本上可以說是兩條。一條是批評,另外是高度讚揚管仲的歷史貢獻。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孔子對管仲的評價還算是比較公允的,孔子並沒有站在自己的道德制高點上,隨便罵人。

第一條,是說管仲不知禮。禮是孔子的仁學的核心理念,這個禮不是禮貌的意思,而是秩序,是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用孔子自己的話說,就是正名。你在什麼位子上,就要遵守什麼樣的規則和標準,但管仲沒有遵守。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子說:「管仲的器量還是小啊!」有人問道:「是因為管仲吝嗇嗎?」孔子回答說:「管仲有三處采邑,派人辦事都不用兼理,都派專人,他哪裡稱得上是吝嗇呢?」「那麼管仲懂得禮制嗎?」孔子說:「國君在門前設置屏風,他也在門前設置屏風。國君為了與諸侯友好會盟設置放酒爵的土台,他也設置這樣一個土台。如果說管仲懂得禮制,那還有誰不懂得禮制?」

孔子批評管仲越禮制。本來是國君應該享有的特權,管仲卻仗著自己位高權重越禮,這就是管仲的錯誤。

第二個方面,是回答弟子的問題。管仲是個很複雜的歷史人物。他本來跟著公子糾與後來成了齊桓公的公子小白爭奪王位,公子糾失敗以後,又跟著公子小白,輔佐他成就了爭霸的大業。所以,弟子們對管仲沒有從一而終表示不滿。認為他是個不仁的人。但是孔子認為不是這樣們,孔子認為管仲的歷史貢獻很大,算是個仁人。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道:「齊桓公殺了他哥哥公子糾,召忽自殺殉節,管仲卻沒有自殺。如此說來,管仲算不得有仁德吧?」孔子道:「齊桓公多次主持諸侯間的盟會,沒有使用武力而制止了戰爭,這都是管仲的力量啊!這就是他的仁德了!這就是他的仁德了!」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問:「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殺了公子糾,他不能為公子糾殉死,反而做了齊桓公的宰相。」孔子說:「管仲輔佐桓公,稱霸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還享受到他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恐怕我們也要披散著頭髮,衣襟向左開了。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樣恪守小節,自殺在小山溝里,而誰也不知道呀。」

這兩個評價,體現了孔子開闊的胸襟和靈活多變的思維方式。本來孔子是不輕易說別人是仁人的,但說管仲是,為什麼呢?因為管仲為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孔子說明了齊桓公之所以成就霸業,全靠管仲的治理,天下歸心,最直接受惠的是人民,不論從民風、生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如果沒有管仲,可能我們現在好象蠻人一樣了。

這就是站在仁的角度,去看問題。不管你管仲是不是個叛徒,不管你管仲是不是個氣量小的人,只要是對國家對老百姓做出了貢獻,這就是仁人!


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是比較辯證客觀的,簡單地講,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分為公、私兩方面。一方面,對於管仲個人的政治能力非常讚賞,給予了他「仁」的評價;另一方面,孔子對管仲的私德評價較低,尤其對管仲不儉、僭禮、器小等方面進行了批評。

一、公德方面——孔子對管仲「仁」的讚許

孔子對管仲讚賞主要是對管仲政治能力的讚賞。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禮」,因此,假如哪個人能被孔子讚許為「仁」,那麼這個人肯定是非同一般的,而管仲恰恰就是其中的一位。

《論語·憲問》篇:「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事實上,管仲不忠於公子糾而後效命於公子糾的敵人齊桓公曆來為人不齒的,而孔子卻稱讚管仲「仁」,這主要是孔子立足於管仲輔佐齊桓公治理國家使國家安定、百姓安居的功勞。

《論語·憲問》篇還有一段文字也是孔子稱讚管仲「仁」的,即:「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子宮作為孔子的得意門生同子路一樣提出了關於管仲不忠於君主的問題,孔子同樣站在齊國國家發展的角度去維護、讚許管仲。

除了《論語》中記載的孔子讚許管仲的文獻外,《禮記·雜記》、《孔子家語·致思》等皆有孔子站在國家和民眾立場讚賞管仲的記錄。孔子讚賞管仲並不稀奇,大家通常概念里儒學只講究死忠、愚忠,事實上那是後代儒學繼續發展的結果;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往往現實性與理想性並存,即側重於自己的原則,同時也追求實用性。

二、私德方面——孔子對管仲的「小視」

孔子同樣也有對管仲的批評,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管仲的私德方面。《論語·八佾》篇載:「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檢乎?』曰:『管氏有三規,管事不攝,焉得儉乎』『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由以上文獻可以看出,大體上孔子對管仲的批評分為不檢、僭禮和器小三個方面。

孔子認為管仲不檢。「三規」有三女、三個家、三個府庫等多種解釋,但無論哪種,孔子都直指管仲生活奢侈、不夠愛惜民力。

孔子認為管仲僭禮。即管仲身為卿大夫卻使用天子或者諸侯才能享有的「塞門」、「反坫」等禮儀制度。

孔子認為管仲器小。這一點主要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引申出來的,即「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

孔子用這種辯證的方式來評價管仲,可以說是比較客觀的。於公,孔子從國家、民眾的角度不吝嗇的讚許管仲為「仁」;於私,孔子同樣站在民力、社會秩序等角度對管仲不足之處加以品評。由此可見,先秦儒家的「權變」精神,也可略窺孔子現實性的一面。


一部《論語》,孔子評論管仲,有四小節,三方面意思。

一、管氏有三歸,管氏樹塞門。譏其僭越無禮。

二、奪伯氏邑而沒齒無怨言。贊其執法公允,能以理服人。治國之才自在言外。

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贊其尊王攘夷平安天下的大功德。

管仲辭世近百年而孔子生,自是可以蓋棺論定。孔子檢視管仲當政後的功業作為,有褒有眨,總的評價「管仲之器小哉」。體現了孔子一以貫之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點。

孔子的一個主要思想就是尊王攘夷,維護周王室治下的一統天下和華夏文明。管仲糾合諸侯,是打著周王室的旗號召集的,對周王室是尊重的,而不用兵車,以德服人。管仲南抑荊楚,北征山戒,幫助邢、衛復國而不謀利,所以孔子贊恆公之正派,皆是管仲的襄贊之功。恆公主盟數十年,中原諸侯無大的相互攻伐,世界比較太平,百姓生活比較安定,夷狄對華夏沒有大的危害。「皆管仲之力也」。所以孔子讚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這是有大功德於天下百姓。

但孔子對管仲有三歸、樹塞門是極為不滿的,這也是孔子維護周王室的禮樂制度思想觀點的表現。孔子主張「克己復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管仲有三歸,樹塞門,是臣不臣的表現,破壞了傳統的政治制度和秩序,因而受到孔子的譴責。

總之,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是孔子根據自己的立場觀點對管仲的客觀公正的蓋棺之論。譏其小器,是惜其只能助恆公霸天下,而不能助周王室王天下以至成康之治。這是孔子的理想。


總體上孔子對子管仲的評價是比較中肯而全面的。「恆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認可了管仲為「仁道」做出的貢獻,但同時也指出了管仲的缺點,「管仲之器小哉」。涉及《論語.八佾篇》和《論語.憲問篇》的相關內容。

《論語.八佾篇》第二十二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器小」,現在所學多解釋為器量狹小,朱熹在《論語集注》中的注釋是這樣的,「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偏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管仲輔佐齊恆公採用的是霸道,而非王道。孔子評價管仲器量狹小,主要還是說德行不夠,並不是小氣。

「三歸」,自古以來眾說紛紜。第一種解釋是管仲娶了三個老婆;第二種解釋是朱熹《論語集注》中的解釋,「三歸,台名,事見說苑」,管仲為避免功高震主,修建的三處用來收稅或儲存稅物的建築;第三種解釋是管仲年老時,由於其功勞大,齊恆公賞賜給他的可以澤及子孫的財物,有點養老金的意思。

「攝」,兼任的意思。一般有錢人家裡的下人都會身兼數職,而管仲家的每個人都不用兼職,說明管仲家一方面下人多,另一方面生活奢侈。

「樹塞門」,樹是樹立的意思,塞門相當於屏風、照壁類的東西。

「反坫」,反爵之坫,用土築成的放酒杯的檯子,築在堂上東西兩個柱子之間。古代君主招待別國國君時,放置獻過酒的空杯子的土台。

本章的譯文是,孔子說:「管仲這個人的器量真是狹小呀!」有人說:「是不是因為管仲太節儉了?」孔子說:「他退休了還有君主賞賜的大量財物用於養老,他家裡的下人也是一人一職而不兼任,怎麼談得上節儉呢?」那人又問:「那麼管仲知禮嗎?」孔子回答:「國君大門口設立照壁,管仲在大門口也設立照壁。國君同別國國君舉行會見時在堂上有放空酒杯的土台,管仲也有這樣的土台。如果說管仲知禮,那麼還有誰不知禮呢?」

《論語集注》對於本章的注釋是這樣的,「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孔子評價管仲器量狹小,是有深意的,有些人不明白什麼意思,以為由於管仲節儉,孔子舉例說明了管仲實為奢侈,而非節儉。也有人認為管仲接受君主的賞賜是守禮的緣故,孔子又以僭越的事例進行了反駁。正是由於「奢而犯禮」,沒有達到「溫良恭儉讓」的標準,所以給出的評價只能是「器小」。

《論語.憲問篇》第十六章

子路曰:「恆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恆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和子貢所問之事涉及到齊恆公奪權之事。上一章介紹過齊襄公後,公子小白與公子糾爭位,公子糾是兄,公子小白是弟。齊襄公死後,齊國無君主,公子小白與公子糾分別從莒國和魯國往回趕。跟隨公子小白的是鮑叔牙,跟隨公子糾的是召忽和管仲。管仲為了阻止公子小白回國,帶兵伏擊公子小白,並親自射中公子小白一箭。結果這一箭射中了衣帶鉤,而小白則假裝中箭倒地。公子糾以為公子小白已死,就走的比較慢,而小白則日夜兼程在公子糾之前趕回齊國。當公子糾和支持他的魯國軍隊抵達國都時,公子小白已經繼位,也就是齊恆公。齊恆公打敗公子糾及魯國軍隊後,要求魯國國君殺了公子糾,並送回召忽和管仲。魯國國君被迫殺了公子糾,召忽則自殺殉主。管仲回國後,在鮑叔牙的舉薦下被齊恆公所用,成為齊國國相,幫助齊恆公成就了一代霸業。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朱熹認為「九」應該同「糾」,督促的意思。不以兵車就是不以武力相威脅的意思。錢穆先生的注釋則詳細的多,《史記》《左傳》及《轂梁傳》對於齊恆公會盟諸侯的次數記載各不相同,所代儒家學者爭論很多,除了朱熹的看法外,也有學者認為古人用三、九多屬虛數,就是指多次會盟諸侯的意思。錢穆先生認為其他文獻還有七合諸侯、再合諸侯、三合大夫的說法,此外的「九合」可能確實有所指,只是到現在無法確認了。

本章的譯文是,子路問:「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自殺以殉主,但管仲卻沒有自殺。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孔子說:「齊桓公多次召集各諸侯國的盟會,不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功勞啊。這就是他的仁,這就是他的仁。」

對於管仲不自殺殉主的問題,《管子》中記載管仲是這樣認為的「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意思就是我作為一名受命於君的大臣,奉社稷,持宗廟,是為國家社稷工作的,豈能為公子糾個人而殉死呢。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我才會去死。非此三者,我就要活著,這樣才能對齊國作出更大的貢獻。無疑孔夫子是贊同管仲的說法的,這與我們了解的儒家傳統思想好像並不一樣,其實所謂的忠君思想要到明清時期才越來越迂腐。孔子認可的忠,更多的是忠於國家、忠於禮法,而不是忠於某一個個人,也就良臣忠社稷,不死昏君。

《論語.憲問篇》第十七章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恆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恆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一匡天下」,朱熹注釋為「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朱熹認為匡是正的意思,尊周室、攘夷狄,都是正天下的所作所為。錢穆先生認為「匡」字本義是盛東西的方形竹器,後也表示容器的四個邊框。此處作動詞用,匡天下於一,也就是納天下於一匡之內。

「被髮左衽」,被,同「披」。衽讀音為 rèn,衣襟的意思。被髮左衽現在是一個成語,指古代中原地區以外少數民族的裝束,也指淪為夷狄。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服裝前襟向左,不同於中原一帶人民的右衽。漢服,為以漢民族為基礎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服飾,黃帝制衣,交領右衽。

「諒」,朱熹注釋為「諒,小信也」,小節小信的意思。

「經」,朱熹注釋為「經,縊也」,上吊自殺的意思。「溝瀆」,小溝小渠的意思,也有說溝瀆是公子糾被殺之處,依據不足。

本章的譯文是,子貢問:「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齊桓公殺了公子糾,他不能為公子糾殉死,反而做了齊桓公的宰相。」孔子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還受其恩澤。如果沒有管仲,恐怕我們都要成為夷狄了。哪能像沒有見識的普通百姓一樣恪守小節,誰也不知道的自縊於小山溝里。」

對於本章的內容錢穆先生的注釋非常透徹,「本章舍小節,論大功,孔子之意至顯。宋儒嫌其偏袒功利,乃強言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欲以減輕管仲不死之罪。不知孔子之意,尤有超乎君兄弟臣之上者。言仁道之易,孔子有『我欲仁斯仁至』之說。論仁道之大,則此章見其一例。要之孔門言仁,決不拒外功業專指一心言,斯可知也。」從本章的內容可以看出孔子舍小節、論大功的意思是非常明顯的。宋儒的立場卻更注重倫常,認為孔子有偏袒功利的嫌疑,為了減輕管仲未殉死的罪過,強言齊恆公是兄,而公子糾是弟。對於孔子的深意卻不甚了解。孔子對於仁道的認識,完全超出了宋儒的淺薄,仁道是至高無上的,為了小節小義而死,在孔子看來只匹夫之志。


我翻了一下《論語》,找到三條與管仲相關的內容,現在根據這三條內容,看一下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評價,應該是多方面的。這三條只能看出孔子對管仲評價的某此方面,並非全部。

第一條,《論語八佾》:

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管事不攝,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這一條,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是有以下三個方面,一,管仲器量小。二,管仲生活奢華,不知節儉。三,管仲不守禮法。這三個問題中,第一個是主要的,第二第三個問題是由第一個引申出來的。

孔子說,「管仲之器小」,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器小,自然也就排場小。排場小,日常用度也就小,這不就是節儉嗎?於是,他們問孔子,管仲節儉嗎?孔子說,管仲才不節儉呢?並且用具體事例說明,管氏有三歸,三歸是當時國君等有地位的人在家裡修築的檯子。這類似於今天某種奢華的設施。家裡有這種設施,就是奢華的。其次,大戶人家,家裡都有管事的,所謂管家。一般的大戶人家,一個管事的把家的大部門事務都管理了,而管仲家裡『管理不攝』,是說,他家的許多事務都有專門人員管理,不相統攝。他都這樣了,能叫「儉」嗎?

這時又有人問了:「管仲知禮嗎?」孔子直接用事例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說,國君樹塞門,管仲也這樣干,國君家裡有反坫這個設施,管仲家裡也有。這些設施,按周禮的規定,只能國君享有的。管仲這樣做,明顯違反了周禮的規定,能說他知禮嗎?

這一條中,孔子對管仲好像是否定的。而且,他所謂的「管仲之器小」到底小在哪裡?似乎沒有答案,南宋朱熹在《論語集注》中給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我覺得很有道理: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又或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言小器之所以然,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以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識矣。

朱子引用了許多前代人的解釋,其中最本質的內容是,管仲輔助齊桓公稱霸諸候,所用的是「霸道」,而儒家所崇尚的是王道。而王道的大器,不是體現執政者外在的奢華之上,而是在身在『身修國治天下平』的途徑中,霸道是以力服人,而王道是以德服人。霸道者必然是人亡政息,王道者,人亡政存。儒家思想能夠在兩千多年的王朝更迭中,始終成為統治思想,說明了孔子的偉大。個人覺得,做為政治家,管仲比孔子厲害,做為思想家,孔子比管仲高明。

後邊兩段關於管仲的話在《論語憲問》中: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候,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如果在前面那一段話中,孔子對管仲似乎是否定的,但在這裡,孔子對管仲又是高度評價的。子路問孔子,管仲的舊主人公子糾被齊桓公所殺,當時同樣輔助公子糾的召忽死了。可是管仲沒死。管仲這樣不不主人盡忠,應該是不仁吧?孔子說,齊桓公九合諸候,不是憑藉軍事力量打出來的。之所以做到這一步,是管仲的功勞。能做到這一步,這本身就是「仁」啊。

「仁」在孔子這兒,是最高的價值標準,論語中有很多次被問及某人是否「仁」,得到孔子肯定為「仁」的卻很少。在管仲,孔子承認他是「仁」的,這不能不說是極高的評價。

還有一條: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候,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和子路也提出差不多的問題,他說,管仲在公子糾死後,沒有和主人一起去死,又做了公子糾敵人齊桓公的相國,這應該不算是仁吧?孔子說,管仲輔助齊桓公,使得國富民安,老百姓到今天還受到他的好處。這樣的大才,你能要求他像普通人一樣(為了君臣之義去殉葬)嗎?

《論語》這三段關於孔子評論管仲的話,前一段孔子說管仲生活奢華不知禮,器小。而後兩段又對管仲進行高度評價。肯定管仲的「仁」。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恰恰體現了孔子對人評價的實事求是態度。一個政治家,就算是它的行事原則與儒家不同,但他的行為達到了讓人民安居樂業的目的,孔子也承認他是仁的。這種兼容並包的態度,體現的是真正的「大器」,這種精神在今天的現實政治中也有體現,這就是「求同存異」的和的思想。後世儒家囿於門戶之見,很難有孔子這樣的胸襟。


用諸葛亮的說法來評價:

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

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

歷史上滿口仁義道德,但幹不了實事的所謂清流,他們對國家的發展沒有什麼貢獻,但固執守舊,思想禁錮,雖標榜道德楷模,但於國於民又有什麼意義?


人言,哪個人前不說人,哪個人後不被人說。原來孔丘也是人前人後說人的呀。

可見,管仲算不得是孔子心中的聖人、大人。何以見得,孔丘言,「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足可見矣。

孔丘又言,「敏於行。訥於言。」評頭論足的評價人家這就又有些不訥了。

別的就不知道了。

此處不妨,看幾句孔丘與管仲的名言吧:

管仲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孔丘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管仲言,「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孔丘言,「「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管仲言,「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孔丘言,「五十而知天命」

......


剛才寫的一條估計很多人看不明白,刪了重寫,說明白一點吧。管仲最大的功績在於輔佐齊桓公強大國家,抵禦周邊夷人的入侵,在孔子的思想里,華夷之辯是很重要的一塊,孔子可以說是個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者,但不是個血統論者,他說過,狄夷入華夏則華夏,所以他是主張同化的。因為管仲輔佐齊桓公不被狄夷征服,所以孔子非常認可他,說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也就是說,如果不是管仲,我們就要穿狄夷的服飾,留狄夷的髮飾了。所以,孔子對管仲評價是很高的。


孔子一方面肯定管仲之才,對保全周朝與華廈文明的貢獻,也肯定對齊國百姓的貢獻。但嘆息管子器局太小,不引導齊桓公走王道而是走霸道!主要否定的地方是批評管仲不知禮,奢侈太過!孔子對管仲總體是肯定的!


「仁」是儒家對一個人的最高評價,孔子評價管仲是「仁人」,就足以說明孔子對管仲的推崇,這才是大方向。管仲「不知檢」「不知禮」在孔子看來就如同佛看僧吃肉一樣,很不符合規矩,影響很不好,應該嚴厲批評,但並不是什麼要命的事情。作為統治階層,讓百姓安居樂業,讓國家富強,才是最根本的事情,才是一個「仁人」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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