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微信公衆號“閒談新知”

作者 / 王新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作爲後髮型的現代化國家，日本最重要的經驗是要先進行政治變革，將政權更換爲傾向於現代化的政權，然後去全力推動現代化。中國近代的轉型與日本正好方向相反，我們先進行洋務運動，走不通後才推行戊戌變法，最後還是通過辛亥革命來更換政權。

佩裏來航圖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自己，我是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上大學之前，在社會上待過五年，當過三年農民，當過兩年工人，把英語都忘光了。所以進入了大學歷史系，老先生們說日本人做歷史做得不錯，你們就學日語吧。我們很高興，於是大家就在一個起跑線上開始學起了。那時候年輕，記憶力比較好，日語學得也比較好，後來就做日本歷史的研究了。說起來，到今天我跟日本打交道也40年了，應該說對日本還算比較瞭解。

但是突然給一個題目，讓敘述日本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這對我們這些科班的歷史研究者來講是特別困難的一個問題。舉個例子，我有個很好的日本朋友是在東京大學做日本歷史研究的教授，他一輩子都專注於明治維新，但你讓他解釋明治維新還是很難的。後來他創造了一個研究方法叫做“複雜系統”，說是複雜系統，但其實很簡單——沒有原因的變化。正因如此，如何解釋明治維新，就顯得特別困難。剛纔任（劍濤）老師提到，1853年佩裏來航、開國，但是日本人僅僅用十五年的時間就完成了明治維新，更換了一個政權。在這十五年之內，所有的人、所有的階層都到舞臺上亮了相，都走了過場，但對於最後的結果誰也沒有預想到。具體地講，所謂的“複雜系統”是這樣——本來是奔着A去的，但走了兩步變成了B，然後拐彎到了C，最後的結果是到了D——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確實如任老師所講的，明治維新後，日本走向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但這跟明治維新到底有沒有關係，不同的學者的立場不同，解釋也各不一樣。

2018年是明治維新150週年，日本很賣力氣地在慶祝，特別是首相安倍晉三。明治維新的策源地長州藩，也就是現在的山口縣，是安倍的出生地，他自然要好好地慶祝一番。韓國、中國也不斷地開了很多學術討論會，我們學者討論的是，一方面我們該怎麼借鑑日本的經驗，對今天的發展找到一點啓示性的意義；另一方面我們也控訴日本對我們的侵略，我們現在常說的歷史上的三次現代化都被日本給破壞了：甲午戰爭摧毀了洋務運動30年的成果；1928年全國統一後的“黃金十年”，中國的工業化剛有起色，盧溝橋事變又來了；現在又到了這個節點，是不是還會有一場戰爭，也很難說。對於韓國來說，也是這樣。

甲午戰敗後，日本軍隊登陸澎湖羣島。

作爲歷史學者，如果要從明治維新中總結一些有意義的經驗，我跟任老師講的三點稍微有些不同。

第一，需要一場大的政治變革，以此來組建現代化意識濃厚、由精英組成的中央集權國家。對日本來說，這在19世紀中期是個必然的過程。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對其的解讀是“挑戰與應戰”，也就是說，我們終究還是一個被迫進行現代化的國家，因爲原來沒有產生現代化進程的條件。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爲，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是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發現，精神的作用可能更大，尤其對後髮型的現代化國家而言。因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方面找一找原因。對於中國和日本的現代轉型，用傳統的唯物史觀很難從內部找到轉型的動因。

對於明治維新產生的原因，我們過去的解讀是，幕府時期日本產生資本主義萌芽，有了分散的、集中的手工工廠，有了新的一批代表新生產力的階層，於是就產生了明治維新。但現在看起來，這種解釋不是很有力，具體統計會發現，幕府時期日本雖然有大約260家集中的手工工廠，但這些人基本都沒參與明治維新。明治維新是一幫下級武士來領導的，他們作爲歷史主角帶領日本進行了這麼一場大的變革。這一過程說起來很複雜。剛纔講只有十五年的時間，但大致上可以捋出一個線索。

起初，幕府要搞專制統治，恢復其權力，最高的統治者井伊直弼搞了一個“安政大獄”，把反對派都給殺掉了、鎮壓了，吉田松陰也被他砍掉頭。我們今年到山口縣還專門去看了吉田松陰曾經講學的松下村塾。他二十九歲就被砍了頭，也沒教多少東西，但他的學生很厲害，像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都是他的學生，所以老師也就很有名了。井伊直弼剛搞了幾年專制統治，櫻田門外之變被暗殺掉了。他1858年上臺，1860年就被殺掉了。

在第二個階段，老中安藤信正推行了“公武合體”，讓將軍和天皇聯手（具體的做法是把天皇的妹妹嫁給將軍），一塊來處理幕末的危機。但只維持了兩年，一幫下級武士不滿“公武合體”，於是又暗殺了安藤信正。這次雖然沒有把他殺掉，但由於背上捱了一刀，他很不光彩。對於武士來說，如果與人格鬥，受傷肯定是在前面，背挨一刀肯定是因爲逃跑時被砍了一刀。於是他在羞赧中就下了臺。

第三個階段是強藩聯合，像薩摩藩的島津久光就組織了一幫大藩推行改革。但260多個藩之間矛盾很多，其實根本搞不到一塊去。到最後的時期，下級武士一開始是尊王攘夷，搞來搞去，引發了兩次對日本影響特別大的局部戰爭。一次是薩英戰爭（薩摩藩和英國之間的戰爭），英國人被殺後要求賠償，不賠償就出動艦隊去打，結果就把薩摩藩都給打掉了；另一次是下關戰爭，1863年5月開始實行攘夷的長州藩封鎖馬關海峽（今關門海峽），並炮擊了航行中的美法商船，因此與英國、荷蘭、法國、美國爆發衝突。四國聯合艦隊重創長州藩，這讓他們意識到攘夷是行不通了。他們轉爲“尊王倒幕”——先把幕府搞掉，然後建立一個現代國家，通過國家的力量來推動現代化，來增加自己的實力，以此在國際上爭取自己的獨立。

於是這些人放下“攘夷”，把幕府搞掉，把天皇擡了出來。天皇打的旗號是“王政復古”，這一點是我們研究明治維新特別困難的地方。天皇出來後，用的行政機構還是七世紀大化改新之後的，但要真正地搞現代化建設。提出了三個口號——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富國強兵是目的，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是手段。實施殖產興業，首先是通過國家力量搞一些模範工廠，告訴老百姓近代工廠是這樣的，之後就把這些國營工廠下放給民間，開始搞工業革命、開始搞工業化。文明開化是從日常生活到法治體制，向西方全面學習，並且學得很徹底。天皇帶頭喫牛肉、理髮，每個人穿西裝，對於日本人習慣光腳，政府還搞了一個“禁止裸足令”。

明治天皇戎裝照，攝於1873年。

作爲後髮型的現代化國家，日本最重要的經驗是要先進行政治變革，將政權更換爲傾向於現代化的政權，然後去全力推動現代化。中國近代的轉型與日本正好方向相反，我們先進行洋務運動，走不通後才推行戊戌變法，最後還是通過辛亥革命來更換政權。從今天來看，日本走得比較順。當然對於日本爲什麼會這樣走是有很多原因的，這得回到江戶時代去找，尤其是傳統的政治體制。

第二，有必要建立一個近代“國民國家”。到現在爲止，學術界還不用這個詞語，我們用的是“民族國家”，但這兩個詞語之間的差別非常大。到今天爲止，我們仍然使用着六千多個明治時代日本人發明的漢語詞彙。當年日本人翻譯西方著作時，都用漢字來標註。我們覺得合適就直接拿來用了，例如“幹部”“官僚”“憲法”等。但“國民國家”這個詞語我們沒有用。對此，還有一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儘管在漢字上都一樣，但日本人說的漢字跟我們說的漢字在意境上完全不一樣。“民族國家”與“國民國家”就是不同的。“國民國家”是什麼？日本學術界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有一個“國民國家論”，界定“國民國家”的第一條標準是既有國家主權也有國民主權。我們的“民族國家”可能更多地強調了民族國家的主權，很少強調國民的主權。

明治維新後不到十年，日本就出現了一場特別大的自由民權運動，要求自由平等，要求開設國會，制定憲法等。也就是說，國家要保證國民的權利，只有把國民的權利給予國民，國民纔有義務去維護國家。這是爲什麼日本人在國內很進步，但一涉及到對外戰爭又很支持國家。過去我們很難解釋這個現象。這裏涉及的是一個銅板的兩個方面，也就是說，國民有國民的權利，國家有國家的權利，只有把國民應有的權利給予他們，他們纔有義務去維護國家的權利。這就是爲什在甲午戰爭中，老大帝國打不過日本。當年的輿論是很樂觀的，看當時的報紙會認爲，打小日本簡直跟玩一樣。甲午戰爭只打了9個月，日本人在戰場上死了1.1萬人，但真正死在戰場上只有1000人，那1萬人是生病死的。日本以這麼小的損失，得到了大便宜，中國2億3千萬兩白銀的賠款相當於日本軍費的三倍。

甲午戰爭中的日軍士兵

現在日本人也在反思，認爲甲午戰爭是雙輸的戰爭，認爲雖然把滿清打敗了，但日本胃口也大了起來，覺得打仗是一個賺錢的好買賣，就一次一次地打，最後把自己打沒了。當然這是後話了。

總之，要實現現代轉型，首先就要建立一個國民國家。近代國家的最大特徵是能夠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可以動員國家所有的人力、物力去從事一個戰爭。回過頭來看當時的中國，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前近代國家，國家與民衆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老百姓不可能爲政權獻身，連李鴻章都不願意打。一個北洋水師的規模就和日本整個海軍差不多，但是打了一個接觸戰後就再也不打了，最後整個主力在港灣裏被別人給俘虜了。這就是與憲政體制有關，與國民權利是否能夠得到保障有關。

但光有憲法還是不行的，日本講的是“六法齊全”——憲法是根本大法，但還有很多其他法律輔助，共同構成一個法治體制。這“六法”指的是憲法、民法、刑法、商法和兩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只有這六個法律齊全了，才表示法治體制完成了。日本1889年“六法齊全”後，西方人就跟日本解除了不平等條約，因爲他們認爲日本變成文明國家了。從1894年日本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日英航海條例》得到修改，到1911年，日本所有的不平等條約都解除了。日本對內建立了真正的國民國家，對外以獨立國家身份立於國際體系之中。

第三，融入世界，服從規則。工業文明終究是從西方誕生的，因而近代所有的規則和機制都是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之上的，既然是被迫進行現代化的國家，那麼只有先服從西方制定的規則，謀求了發展之後才能爭取應有的權利和獨立。從對《萬國公法》的態度可以看出中日兩國對西方規則的態度。當年日本人在進行文明開化時經常被西方人笑話，說他們就像猴子一樣模仿西方，還出了很多諷刺漫畫。《萬國公法》每年開一次會，以討論法治體制問題和需要改進的地方，日本每年都派代表去，拼命解釋日本已經很文明瞭，如果什麼地方還不文明，就請指出，馬上改正。爲了開化文明，日本還開了鹿鳴館，讓一幫達官貴人學習西方的交際舞。但滿清那時候根本不派人去參加《萬國公法》，如派人去就說西方的規則不行，中國的規則比西方的規則要好。

可以說，服從規則是日本能夠迅速轉型成功的原因之一。對於這個問題，日本人自己也在研究，一個比較方便的條件是，在歷史上日本從來沒有制定過地區性或國際性的規則，所以對先進文明的學習沒有太大的包袱。

（本文爲王新生教授在閒談系列“日本與傳統文明的現代轉向”活動上的發言，經嘉賓本人修訂，編輯：未雪梨，標題爲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