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的詠嘆調-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讀後感

• 前言：戰爭，有勝利者嗎？

    作者龍應台洗鍊的文字，感性的筆觸，採取多頭並行，分進合擊的手法，自謙為歷史的小學生，以文學給這1949的｢萬骨亡魂｣上一炷香，從小人物的點滴故事切入宏大的歷史，於香港的本書全球首發會上，｢目送1949-龍應台的探索｣紀錄片中，遍布龍應台田野成果，可親耳聽到白髮蒼蒼的老人話當年，以及百葉小學的｢臣密言｣。看似不相干的片段、零碎、繼而血淋淋的渺小記憶或故事，還原匯集成1949年的整體回憶，數百萬人歷經國共內戰，顛沛流離由大江走向大海，今年適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讀來更是感概。對現今的中華民國而言，1949無疑是個關鍵年代，此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此年12月7日國民政府播遷台灣，故宮博物院等文物、大批知識分子大舉遷台，正式也全面性的賦予台灣｢文化中國｣的新格局。對兩岸來說，1949無疑是個特別的數字，1949始的大遷徙，大量的人力資本注入，以及隨後而來的冷戰格局，更是涓滴彙集，成為｢新台灣｣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書楔子，龍應台看似將國共內戰講述予其年輕愛子，其實展現許多無人觸及的塵封往事，欲藉歷史解開心結，真正的撫平傷口。

    ｢我能夠敘說的，是多麼的微小啊，再怎麼努力也只能給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寫真。但是從濃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間，聰慧如你，或許能夠感覺到一點點那個時代的蒙住的心跳？｣

    如將二次大戰中德俄間的列寧格勒惡鬥，與國共內戰的長春圍城相比擬，帶出戰爭的荒謬與愚昧，相隔千萬里的兩地，同樣是屍骨堆積成山，相同為人間煉獄。戰爭使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猝然離開家園，生死未卜，吉凶難料。他們扮演施暴者、受暴者，甚至旁觀者已無差別，因其結局盡皆是悲劇。二次大戰與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大陸地圖上有幾百萬人民被命運牽絆，來到另一個未知的世界。而更多更多的人，甚至悄無聲息地離開這世界。萬惡的淵藪——戰爭，最初的冠冕堂皇的發動原因為何，往往早被遺忘，任何的道理在戰爭也都靜默不語。戰爭帶來的絕望與無助、動盪與流離，即使如何妙筆生花，沒經歷過的我們，或許永遠不會懂，但仍不禁想問：｢戰爭，有勝利者嗎？｣

• 離別：在這裡，我鬆開了你的手

    本書首部藉由龍應台自身身世揭開歷史傷痕，24歲少婦應美君離家，為了和丈夫憲兵隊長龍槐生相聚，在兵荒馬亂的1949年中對母親說了一句「很快就回來啦」，抱著嬰兒離開浙江淳安，走的時候沒有對淳安城多看兩眼，因為雖然人會死，家會散，朝代會覆滅，但是一個城，總不會消失吧？而後渡江涉海來台。她不知道此去即成永別。美君在台灣一住就是60年，異鄉早已成為故鄉，但那個念念不忘澄澈的，新安江的故鄉，卻因大壩興建而沉埋水底成了千島湖。此時謎底揭曉，應美君便是龍應台白髮失憶的的母親，龍應台交代出家族來歷，同時也拉開兩岸的記憶帷幕。歷史就像在水底沉埋的淳安古城，湖深處有鬱鬱的水藻，伸手雖難以觸摸，卻令人難以忘懷。

    至於龍應台之父槐生，則出生於湖南衡山，是個旱災水災輪番上陣之地。1934年，15歲的槐生見憲兵在招學生隊，就兩手空空地跟著憲兵走了。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的母親，是在1949年，這時槐生已是憲兵連長，乘著火車路過衡山，匆匆要母親來車站一會，母親從懷中掏出一雙親手縫的白色的布鞋底，因為路過的消息來得太晚還不及完成。畫面驟然急轉，來台的槐生已是古稀老人，龍應台帶槐生去看「四郎探母」，聽到「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便老淚縱橫，哽咽出聲，是想到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樣，在戰爭的砲火聲中輾轉流離，一生再也見不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嗎？｣。

    大時代動盪不安，風雨飄搖中，一切都繫於偶然。所有的暫別，於亂事變換中，就是永別。電光石火的一念，便可決定一生。動靜之間，也攸關生死。人處其中，飄飄盪盪，受命運的擺佈，沒有猶豫的權利，無法後悔，難以抱怨，只得接受宿命，拭去眼淚，默默承受著一切的委曲與苦痛。

    ｢有些人生，像交叉線，在一個點偶然交錯，然後分散沒入渺茫大化。｣

    然而就如｢尋找李維恂｣中的對話：｢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李維恂在等一次訴說過往的機會，在尋覓一位願意暫時拉著椅子，於大樹下傾聽他過往歲月的人，因為只有當我們真正願意瞭解每一個人的故事，才能將心比心，明白每一個人的苦衷，以及當時人為求生存的悲涼。面對這個大時代下的慘痛過往，我們必須先是理解，後是同情，然後才能寬恕。唯有存著一顆慈悲的心，才有機會化解這個根源歷史的仇恨，避免再次彼此攻訐，互相傷害。

• 福爾摩沙的故事：我是台灣人

    年輕時對一個問題最難忘懷，試問1943年二次大戰期間轟炸台灣的為以下哪個國家？我心中浮現的答案直覺就是｢日本｣，在長期國民教育的浸淫下，身為台灣人，卻很少真切地認識這個環境，這個鄉土，日本殖民台灣的功過，往往在過往的教材中避重就輕。然而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日本將對台灣的統治成敗視為是否能取得世界一流國家之門票，竭力打下台灣基礎建設的根基，但日本雖有建設台灣之功，仍是以殖民為出發點，明證即是以原住民為展覽項目的｢人間動物園｣。一次大戰後民族自決風潮盛行，台灣人亦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自治，但日本仍執意以教育為首進行同化政策，後鑒於國力與台灣民族構成，繼續深化展開皇民化運動，最醒目地表現在要求台灣人更改為日式姓名，並壓制台灣本土宗教，以神社取而代之。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原先的｢祖國｣與現在的｢母國｣交戰，台灣頓時處境尷尬。於大陸廈門一帶活動的台灣人，被稱為｢台灣浪人｣，亦被國民政府視為敵國人民，關進集中營｢台民墾殖所｣，李友邦組織此批台灣人為｢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積極參與抗日，提供醫療、教育及宣傳於台籍人士及其子女。另一方面，在戰爭初期，台灣人僅能擔任日軍護士與軍伕工作，軍伕階級其實較軍馬、軍犬、軍鴿還低。至戰爭後期，日本戰事吃緊，兵源不足，治台政策改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開始徵調台灣人從軍，強烈的戰爭宣傳與皇民化運動，使部分台灣人志願從軍，甚至加入神風特攻隊，報效日本。台籍日本兵陳千武談及南洋當兵時的感受：｢生死是很切身的感受，晚上入睡時，覺得今天沒死，又多活一天，早上睜開眼，也希望能平安度過今天。｣原住民亦被動員為高砂義勇隊，投入南洋叢林的戰爭，至1945年為止，日軍總計徵調4,500名以上的台灣原住民參戰。台灣無可避免的被全面動員捲入戰爭漩渦，也顯露出自我認同的錯亂和無奈。

    而台灣雖終究幸運未如沖繩淪為大戰戰場，卻設有12座盟軍戰俘營，以英國人為主，超過4,300名的盟軍被囚禁於台灣，戰俘一方面是勞動生產力，一方面可供戰爭宣傳。戰俘於金瓜石負責採礦，礦坑環境惡劣，但日軍對戰俘的惡劣待遇更使戰俘大規模死亡，死亡人數約426人。並由台灣人擔任監視員。此外，1943年日本戰爭動員已往下延伸到十來歲的學生與台灣等殖民地中小學畢業生，少數台灣人更參與日本飛機製造，其中台籍少年工分配到名古屋的三菱重工工廠最多。台灣人亦曾參與日本南洋開發，成為｢拓南生｣，即｢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學生，負責東南亞的資源開發，特別是石油開採。

    1943年11月美軍進逼，開始轟炸台灣，新竹機場首先遭到美軍攻擊，以大規模的空襲破壞身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1937到1945年台灣共有約21萬人上戰場，3萬餘人客死異鄉，1萬多人失蹤，戰後共有173位台籍戰犯(戰俘營監視員居多)，其中26位遭判處死刑。台籍慰安婦的問題更是戰爭中醜惡卻無法抹滅的存在。

    光復後，台籍日本兵再度因國共內戰被送上大陸戰場，成為國府台灣兵，被解放軍俘虜後調轉槍頭與國軍交戰，甚至參與韓戰，後被美軍俘虜後返回台灣，成為｢一二三自由日｣的由來。但大部分國台灣兵滯留在大陸，1988年方才回台，此時故鄉已成為他鄉。

    身分認同是台灣人最大的障礙，究竟是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台灣人不知為誰而戰，不曉得到底該歡慶光復，還是應痛哭戰敗。有時，受害的台灣人亦成為加害者。戰爭無情地嘲諷這個時代，也讓人不由得不反思低吟。或許恰如書中所言：｢1945年，當日本宣佈投降的時候，台灣人，究竟是戰敗者，還是戰勝者呢？是不是，剛好生在什麼年份，那個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認同？｣

• 福爾摩沙的故事：踏上基隆的七十軍

    身為國軍海軍陸戰隊備役少尉預官排長，書中的坦克登陸艦(LST)，我似乎在左營基地演習時曾登艦搭乘戰車登陸艦(LVT)進行操演，記憶中船艙空間不太，還算平穩，並留有參與演習的特別回憶，沒想到竟也是同款船艦，將把國軍七十軍從寧波送到基隆，送到我生長茁壯的家鄉。

    七十軍，這支由熱血軍人、愛國學生及少年充員兵組成的軍隊，無役不與，前仆後繼般挺進，剛打過傷亡慘重的松滬、長沙會戰，痛苦地喝下那碗戰火中血肉模糊的豬肉湯，從犧牲慘烈的戰場上，於1945年10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軍趕到寧波，神情疲倦下，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灣。慣於陸地作戰的士兵，被趕上船赴台，那種混亂與匆忙不言而喻，再加上急行軍數百里後登艦，腳上起了血泡，身上長滿虱子，兼以步兵不習水性而暈吐，顛簸的船艙也讓人腿軟。又背著雨傘飯鍋、穿著破爛草鞋登上台灣大地。看在守在基隆港旁，所有引頸企盼王師的台灣人眼中，即使是充滿澎湃民族情懷，滿心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民眾仍大失所望，結果就是抑鬱沉潛，間接埋下228事件慘痛悲劇的伏筆。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人民初表歡迎，殷切期待，未料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由於公營事業的擴大，超過日治時期的獨佔企業，再加上官場貪污舞弊，以致經營不善，通貨膨脹失控。經濟蕭條，民生凋敝，引發社會治安惡化，加上經過50年日本統治的台灣，已頗具東洋氣息，看在剛打完八年抗戰的大陸人士眼中，非常的不以為然，於是以「奴化」的字眼強加在台灣人身上，形成惡性循環。同時台灣人面對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型態，亦產生隔閡、適應不良的情況。終於在一次緝煙衝突中，引發228事件，成為台灣歷史上的大悲劇，但省籍和族群意識最終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的催化劑，1949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深邃源頭。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入台，局勢雖初呈不穩，但因韓戰爆發，冷戰局勢形成，國民政府於美國的支援下，逐漸在台灣站穩腳跟，風雨飄搖中，在台灣的軍民形成一個團結的生命共同體，且也被再教育成中國人，更由於有90多萬軍公教人員跟隨著國民政府來台，使得台灣的人口結構產生量變和質變，多元文化的發展再一次於這個海島上進行相互激盪，豐富了台灣的面貌。

• 結論：向人致敬，向大時代默哀

    19世紀英國著名小說家狄更斯在「雙城記」中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的確，1949年，對未來的兩岸而言，開創一個各自發展，別具特色的新局，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同樣，這是一個最壞的年代，命運的無情擺布，戰爭的荒謬絕倫，讓台灣人和大陸人的命運交錯。原住民少年柯景星和蔡新宗，接受日軍徵召，到南洋日軍戰俘營當戰俘監視員，負責管理被俘盟軍，日本戰敗後，他們淪為戰犯審訊，判刑並坐牢多年才被釋放。台東卑南鄉泰安村少年陳清山與吳阿吉，1945年被國軍徵調當兵，在國共內戰中被俘，轉而投身共軍，吳阿吉後來還曾｢抗美援朝｣，二人年老後返台東安養。福建漁民林文彩在13歲那年被綁到烏坵成為游擊隊，再次回家已是73歲的老人，短短二十海浬卻是咫尺天涯。李維恂，身為八百壯士倖存者之一，二戰末期被日軍從南京集中營押赴新幾內亞的拉包爾戰俘營，僥倖存活。白先勇、錢穆，甚至現今的總統，馬英九先生，亦曾於1949年前後曾落難於香港，甚至連我所認識，蒙古族的知名作家與畫家，席慕蓉老師竟也曾於香港就讀小學，還可以用漂亮的廣東話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戰爭的生離死別，目不暇給，讓身處期間的生者不及悲傷，死者轉瞬消失於時代的巨輪下。這本書表面上是寫給19歲的愛子，事實上是向父母那一代的人，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畢竟無論他們願意與否，都已為現在的我們承擔大部分的歷史重擔，也希望提醒現代年輕人，由於這些長輩們經歷的痛苦，給了我們這個和平的土壤。那些走過1949年的人，或許也正因為他們被時代踐踏、污辱和傷害，才讓我們深刻了解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

    更進一步來說，即使時光荏苒，經過60餘年，記憶的黑盒子還是需要被打開、被治療，才能避免傷痛轉化成政治上的惡鬥，龍應台直言｢原來我們共同生活了60年的、相濡以沫，我想說的是，你心裡的傷痛，如果沒有打開過，它永遠不會治療好，然後它就會惡化，轉化成政治鬥爭。｣因此，這本書拉高視野，表面上看似零碎，但以一條一條的主線，交織成一幅完整的時代圖像，創造出歷史的縱深，縱然其後有李敖以史家角度對本書做出批判，但不減損其文學價值，甚至具備劃時代的意義，更有助於大陸了解台灣，了解一個時代的傷痛。歷史，俯拾即是，1949早已滲透進我們的生活中，滲進血裡的哀傷，雖然我們渾然不覺，卻不可諱言。但這次，透過本書的感動，對1949那個動盪的時代需要有更多更深的認識與了解，我們有必要化解內心長期以來的誤解，揚起心中的憐憫與寬恕。即使大時代顯性的傷痕成為隱性的瘢痂，眼淚不堪回首，但仍需勇敢地向大時代默哀，向傷痛告別，如此才能繼續向前。我們身處在1949之後的歷史之中，也正在繼續創造後1949的新歷史。身為公務人員的我們，亦須勿忘初衷，大江大海的悲傷永無法再現，締造和平的最高價值，共勉之！

• 參考文獻

1. Richard C. Bush(卜睿哲)著，林添貴譯，《台灣的未來》，台北市，遠流文化，2010年5月，初版。
2.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著，《一九四九：新台灣的誕生》，台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9年10月1日，初版。
3. 黎東方著，《細說民國創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