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龙泉 | 参考资料：《中国道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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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应篇》是根据道教经籍编成的一部通俗劝善书，其书有白送末第三十代正一天师张继先所作的赞，并收入宋徽宗正和年检所刊《政和万寿道藏》中，大概编成于北宋末。南宋初在社会上已经广泛流传。该书最早作注者为四川夹江人李昌龄。

　　宋理宗邵定六年（1233年），临安太一宫道士胡莹微刊印《太上感应篇》，并撰《进太上感应篇表》，进之于朝，请求以行政权力，将该书“推行而传远”。理宗阅后颇为欣赏，亲手为其刊本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以广推行。

　　当时大臣名儒亦纷纷为其书作序。“郑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余皆其时宗工巨儒”。由于宋理宗君臣的推崇，《感应篇》一时身价百倍，绘图、注释、刊布、流传者纷起，得以广泛传播于社会。

　　《太上感应篇》所以受到理宗君臣的青睐，大力推广，在于其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通俗简洁的语言，宣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伦理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社会教化作用，适应了理宗对内收拾人心、巩固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理宗之推崇《感应篇》，与其推崇理学，出于同一立场，同一目的。

　　《感应篇》以“太上”规诫的方式，宣扬善恶报应、劝人行善弃恶。此书开篇即云：“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恶报应的主掌者，是传统道教所宣扬的神灵。

　　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辙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道藏》第27册第7-11页）

　　利用神灵司命、赏善惩恶的权威，威胁人们就范于它所指示的伦理法则，尤其是以行恶遭祸、减算，损害现实利益的说教劝善止恶，较之佛教因果说的后世报应说，对注重现世利益、希求福寿的中国人来说，具有更大的伦理威慑力量。

　　《感应篇》提出了数十条善恶标准，所谓恶行，主要是违背三纲五常，“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恚怒师傅，抵触父兄”，“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等等。若有违犯，神灵将依其所犯轻重进行惩罚，予以祸殃灾害，减其寿算，乃至夺其生命。

　　《感应篇》所示的善行，主要是符合三纲五常的行为，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等等。宣扬行善者，“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不仅现世能得到吉祥福禄之报，而且能成仙升天。善行被作为成仙的必要基祉：“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感应篇》还宣扬了一些传统禁忌，如不可“对北涕唾及溺，对灶咏吟及哭”，以及“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唾流星，指霓虹，辄指三光，久视日月”等。也反应了一些劳动人民的道德观念。

　　《感应篇》不仅劝导人们在行为上弃恶行善，而且要在一念起处自省，注意善恶值未形。书中说：“心起于善你，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在威慑以戒恶、利诱以行善之余，也给有恶行的人指出了一条悔过自新之路。“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悔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全书篇末总结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后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后必降之祸。”（《道藏》第27册第141页）《感应篇》融合传统宗教观念，利用神道设教，推广伦理，劝善止恶，显然是一种高效益的宣传品。

　　--参考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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