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波斯都是古絲路重要國家，東西文明交往影響世界。

中國與波斯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國家。兩大文明在相互碰撞、交融和創新，將異質文明內化為各自的本土文明，豐富了各自的文化內涵。

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國與古代波斯已有間接交往。中國的絲綢通過北方草原或經由印度傳入波斯。到了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加強與中國交往，中國曾多次發現刻有「居魯士文書」銘文的馬骨，說明兩國在居魯士時期或已有直接聯繫。中國到了西漢時期張騫「鑿空」西域，開闢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之後，與波斯建立直接聯繫。《史記·大宛列傳》載：「安息王密特裡達提二世令兩萬騎迎漢使於波斯東界，隨後遣使中國。」從公元87年到公元101年，波斯兩次遣使中國。在南北朝時期，薩珊王朝波斯使節出使中國十多次。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壁畫，描繪張騫出使西域 (網上圖片)

由於政局問題，中波兩國政治聯繫時有中斷，但貿易、文化交往不絕。中國有希臘和羅馬遠遠追不上的技術，所以波斯十分珍視與中國交流。安息、薩珊、阿拉伯及土庫曼都有諺語雲：「希臘人隻有一隻眼睛，唯有中國人才有兩隻眼睛」，意指中國不僅精通理論，還擁有技術。東方成為波斯對外交往的重心，並一度壟斷絲綢貿易。近年中國出土上千枚薩珊波斯銀幣，足見當時波斯商人與中國貿易交往如何活躍。

塔里木盆地克孜爾千佛洞壁畫，人物穿戴著薩珊服飾 (網上圖片)

絲綢之路的興盛，還激發中國與波斯的文化交流。安息王朝時期，許多波斯佛僧來華傳教。早期的漢譯佛經多為安息僧翻譯，波斯人安世高是最早在漢地譯經的翻譯家，自公元148年起，共譯出佛經百多部。當時著名的波斯譯經家還有安玄、曇諦、安法賢、安吉藏等，而南北朝時期的名僧菩提達摩可能也是波斯人。

到了唐宋時期，中國與波斯交往達到高峯。唐初，適逢阿拉伯帝國崛起，威脅薩珊波斯王國，薩珊波斯君主伊嗣俟三世三次遣使來華求援。波斯亡國後，雖影響唐朝與波斯的政治交往，但雙方商貿、民間交往盛極一時。

西方文獻中的伊嗣俟三世畫像 (網上圖片)

當時，波斯商人被稱為「藩客」，雲集長安、廣州、揚州和泉州。唐代高僧鑒真發現，僅海南的波斯村寨，據《唐大和上東徵傳》記載：「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波斯商人將中東和東南亞的寶石、藥材販賣至中國，又將中國的絲織品、鐵製品、茶葉和香料轉運至其他地區。一些波斯商人「安居不欲歸」，甚至被授予高官。

密切的經貿交往促進波斯文化東傳，「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便是典型。其中尤以摩尼教影響最大，一度成為回紇國教，直至明清才逐漸消亡。波斯文化作為異域文化也吸引著唐人效仿，胡餅、胡樂、胡服皆受青睞。

高昌遺址出土8-9世紀摩尼教抄本殘頁 (網上圖片)

元明時期，宋代中斷的陸上絲綢之路再次勃興。元朝與統治波斯的伊爾汗國是宗屬關係，到了明朝初年，帖木兒3次遣使明朝，遞交國書和國禮。公元1395年，明朝使臣傅安也曾回訪帖木兒帝國。公元1405年帖木兒暴斃，沙哈魯繼位，中國史書稱為「哈烈國」。從公元1368年到1581年，波斯遣使中國50多次。明朝在波斯的政治影響甚大，甚至調解波斯政治紛爭。但到嘉靖朝，因不堪入貢重負，限制西域諸藩入貢，至此中國與波斯的聯繫日漸疏遠。

與唐宋時期相比，元明時期的中波文化交往更深，中醫、陶瓷、繪畫等影響波斯甚大。早在10世紀，阿維森納的《醫典》就介紹了中醫的脈學，拉施特的《中國藥學》收錄了中國《千金要方》、《外臺祕要》、《蘇沈良方》等。當代伊朗裔學者瑪扎海里認為，波斯醫學的藥劑半數來自中國。中國的縫紉技術、服飾、衣櫥等在波斯也十分流行。

至於波斯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同樣引人注目。元代著名天文學家郭守敬，在研定《授時曆》時就參考波斯天文學家扎馬魯丁的《萬年曆》。元明兩朝也分別設立回回國子學、四夷館培養波斯語翻譯人才，而波斯語在元代是除漢語、蒙古語之外的第三種官方語言。可以說，波斯語是古代除梵語之外影響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外來語言，也是古代漢語外來詞匯的重要來源。

馬歡著《瀛涯勝覽》（網上圖片）

元明之際，大量旅行家往來於兩國，加強雙方認知。陳誠和李暹的《西域行程記》、《西域藩國志》，馬歡、費信和龔珍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等詳細記載波斯的地理風貌和風土人情。波斯的《中國人的治國策略》、《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中國志》等亦介紹中國的典章制度和社會風俗，並高度推崇中國文化。

中國與波斯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國家。兩大文明在相互碰撞下豐富拓展各自文化內涵，為文明的傳承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中波交往使東西方物種交流、商品貿易、宗教傳播、文明傳承和創新成為可能，客觀上是東西方文明交往的紐帶，影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