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寫到:

(保外就醫後)他最大的興趣是看書讀報。 他看《人民日報》，看《參考消息》，看《北京晚報》，很注意國內外的形勢，也很仔細讀那些與"文革"有關的文章。他的鄰居很好，倘若陳家無人下樓取報，鄰居就把報帶上來，插在他家門把手上。 他不斷地要兒子給他買書。 陳伯達曾是"萬卷戶"。他的個人藏書，遠遠超過萬冊。他過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幾個房間堆放藏書。 陳伯達的大部分工資和稿費收入用於買書。陳伯達過去有稿費收入，自1958年起，他自己提出不再領取稿費，以支援國家建設。從此，他就沒有再領過稿費。 陳伯達之子陳曉農曾回憶說： 父親的稿費，他自己只說過1958年以後他沒有再領取過稿費。但這些稿費到哪裏去了，他一次也沒有說起過。他去世後，我才聽到他以前的祕書說，他1958年以後的稿費和他作爲人大代表、政協常委的那份工資，都捐給科學院圖書館了，是祕書親手經辦的。 陳伯達保外就醫之後(1981年8月)，每月領生活費100元。據筆者對吳法憲、李作鵬等情況的瞭解，他們當時與陳伯達一樣，也是每月領生活費100元。 陳伯達每月100元的生活費，其中三分之一用於購書。這30多元購書費對於陳伯達來說，當然是遠遠不夠的(1981年時，圖書價格很低，一元錢就可以買一本書)。所以，除了自己購書外，他不得不託老朋友向有關部門借來一部分書。

從1983年2月起，陳伯達的生活費增加到每月200元。這時，陳伯達購書的費用才稍稍寬裕一些。吳法憲、李作鵬等，當時的生活費也增加到每月200元。 陳伯達很想讓有關部門發還他衆多的藏書，但是，遲遲未能發還(也可能他還是服刑人員)。在1981年11月16日，有關部門曾發還陳伯達一些被褥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陳伯達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書，結果只找到幾本袖珍本《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語錄》而已！ 直至1995年，有關部門請示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之後，這才發還陳伯達的藏書，只是這時陳伯達去世已經六年了！即便是發還的藏書，也只找到一小部分，不過1270冊而已！

正因爲這樣，我發覺，在陳伯達的書櫥裏放着的書，很多是這幾年出版的新書，即便《西遊記》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的版本。 陳伯達閱讀興趣廣泛，偏重於讀那些學術性強的著作。我隨手記下他書櫥裏的書：馬克思著《資本論》精裝本，《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魯迅雜文選》《毛澤東選集》《劉少奇選集》《周恩來選集》《朱德選集》《中國哲學發展史》《中國哲學史》《隋唐演義》《五代史演義》《戊戌喋血記》《柳宗元集》《彭德懷自述》《蘇聯經濟史論文集》《邏輯學》《美學》《羅馬史》《西方美術史話》《哲學史講演錄》，曹聚仁著《我與我的世界》，《譚嗣同文選注》《〈紅樓夢〉詩詞註釋》《史記》《基督山恩仇記》……一本打開在那裏、看了一半的書是《聖經故事》。

陳曉農告訴筆者，父親陳伯達在晚年喜歡文學名著，曾要他特地去買莎士比亞、託爾斯泰的作品。 書如海。從書海中擷取的這些令他產生興趣的書，反映了陳伯達晚年的精神世界。 陳伯達，依然秀才本色，讀書看報是他最大的樂趣所在。他的思想機器還在不停地運轉，他在思索着。高樓清靜，幾乎沒有什麼雜音——只是偶爾聽見住在這幢樓裏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練唱時飄來的甜美的歌聲。 他不斷把自己的思緒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顫，仍能握筆著文。雖然正在服刑期間的他無法發表他的文稿，他卻還是在那裏寫作。 陳伯達喜歡讀書，藏書也頗豐富。圖爲他藏書之一種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排印出來，在一定的範圍內分發。這些印出來的文章，除了標明作者陳伯達的名字外，沒有註明什麼單位印的，也沒註明印數和分發範圍。不過，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紙，16開，大字仿宋體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機關所印，是在相當高的政治層次中分發。 我細閱了他的這些未曾公之於世的文稿，開列若干文稿的題目和寫作年月，以供讀者瞭解他獨處高樓時在思索些什麼：

1982年1月，《試論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

1982年3月，《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和兩國的"精神危機"》；

1982年5月22日，《求知難》；

1982年6月22日，《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

1982年月4日，《"黑格爾反對絕對……"》（讀書筆記）；

1982年9月18日，《儒法兩家"其實卻是兄弟"——評"四人幫"雜記》；

1982年9月26日，爲上文寫了《附記》；

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爲二（讀書筆記三則）》；

1983年3月23日，《"電子學革命"的公開戰祕密戰》；

1983年，《〈石頭記〉裏的一段公案——關於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姻緣問題》；

1983年9月，《試說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干問題》；

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轉變進行搏鬥——電子學革命問題雜綴》；

1984年6月26日，《評美國人的兩本書——〈大趨勢〉和〈第三次浪潮〉》；

1985年3月，《基督教東來記——利瑪竇〈中國札記〉和史式微〈江南傳教史〉二書述略》；

1985年6月17日，《讀書四記》，即《辯證法和理性》《略說"尺度"》《關於唯意志論、反理性主義、直覺主義、實用主義等等》《記黑格爾、恩格斯、列寧談形式邏輯》；

1986年1月，《長思》；

1986年春，《關於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點滴》；

1986年11月4日，《農業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

他也寫了一些歷史事件的回憶。

他一般先寫草稿。從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畫畫、刪刪改改，畫滿各種修改記號。改定之後，他再整整齊齊抄寫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寫作習慣。 他用藍色圓珠筆，寫在北京市場上供應的那種綠格400字稿紙上。文末簽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並不意味着是這一天寫的。有的文章幾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萬字。他的字跡清楚，容易辨認，簡體漢字中摻雜着許多繁體漢字。

令人驚訝的是，陳伯達晚年所寫的《求知難》，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讀書》雜誌上公開發表——儘管署筆名"紀訓"而未署"陳伯達"——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奇蹟！ 須知，《讀書》雜誌是三聯書店出版的一本高品味的知識界雜誌，在知識分子中享有頗高的聲譽。筆者的文友、劇作家沙葉新曾對《讀書》雜誌有一句幽默而精闢的評價："書可以不讀，《讀書》不可不讀。"

須知，當時的陳伯達尚在服刑期間，他被剝奪政治權利，怎麼可能公開發表文章呢？ 其實，這連陳伯達本人也根本沒有想到！ 既然《求知難》並不是陳伯達本人向《讀書》雜誌投的稿，《讀書》雜誌怎麼會發表他的文章呢？

在《求知難》公開發表之後，引起"連鎖反應"——陳伯達的另一篇新作也得以公開發表。 這一回，與發表《求知難》一樣，陳伯達在事先毫無所知。 這一回，推薦發表陳伯達新作的，不是周揚，也不是黎澍，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 胡喬木細讀了陳伯達新作，認爲其中的《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中的頓漸兩派》一文，頗有新意，而且適合於公開發表。於是，寫下一段批示，大意是此文可以考慮在外地的黨內刊物上發表，但應保密（包括對作者）。 根據這一批示，陳伯達的這篇文章後來在1983年7月出版的中共遼寧省委黨內刊物《理論與實踐》第2期上發表，署名"程殊"。

(文中括弧內的內容爲筆者所加)

以上就是葉永烈先生的《陳伯達傳》的摘錄。由此可以看出，陳伯達是一個以讀書寫作爲生命的人，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後，依舊埋頭讀書，依舊筆耕不輟。

1981年1月，陳伯達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同年8月獲準保外就醫，也就是從正式判刑到保外就醫，僅7個月，此時的陳伯達77歲，又開始了讀書寫作。保外就醫7年後，1988年10月刑滿釋放。1989年9月20日，以85歲高齡去世，從刑滿釋放到去世不滿一年。在陳伯達保外就醫的7年中，他依舊在不斷地買書、讀書、寫作。保外就醫仍是在服刑當中，陳伯達這個服刑人員寫的文章，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並且用筆名發表了幾篇，足見其文章的水平。

陳伯達雖然是犯了罪的人，但是他的讀書做學問的嚴謹態度，還是令人讚歎的。在那樣的境地，他沒有頹喪絕望，沒有破罐破摔，沒有消沉鬱悶，他依舊沉浸在書的氛圍之中，徜徉在自己的思想王國，也許這就是他長壽的祕訣。

由此看來，讀書寫作的習慣，一個人一旦沾染上了，就會終生不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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