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 ：[德] 京特·K·科朔雷克

　　譯者：小小冰人

　　對普通士兵來說，“正義”與“邪惡”的區分僅僅是因爲你生在哪裏——如果你是個美國人，槍口下的亡魂會讓你成爲英雄；可你若是個德國人，那就只能成爲邪惡的殺手。站錯隊是個不幸，更爲不幸的是，站哪條隊由不得你選擇。

　　基希訥烏這座城市與滿是塵土和泥濘的俄國相比，簡直就像個珠寶盒。她甚至有個西式的名字。1944年3月27日，據俄國人聲稱，他們渡過了普魯特河，並已進入摩爾達維亞。所有通訊單位都已從基希訥烏疏散，因此，我們在街道上只遇到了德國和羅馬尼亞的作戰部隊。春季的陽光使我們好好地享受了幾天，幾乎每天我們都能得到一碗顏色金黃、滋味絕倫的羅馬尼亞葡萄酒。經歷了幾個星期艱難的撤退後，新的活力再次流淌起來，這給了我們新的希望。

　　但這種逍遙的日子並未持續太久。同樣被深深的泥濘所困擾的敵人，攜帶着他們的坦克和重型武器一路向前，在雅西和羅曼之間將羅馬尼亞人的防線擊退了相當的一段距離，並佔領了基希訥烏與雅西之間重要的鐵路和公路樞紐。

　　2月底時，備受大家尊敬的奧廷根—瓦勒施泰因的親王莫里茨中尉再次回來擔任我們的連長。自從我們的中尉重新接管連隊以來，就連我們這些經歷了許多戰事，對此早已厭倦不已的老兵也感覺到了身上戰鬥意志的重現。由於他鎮定自若的指揮方式——特別是在羅馬尼亞這幾周艱苦的戰鬥中——他給了我們力量和勇氣，使我們總能在近戰中獲得最終的勝利。他在進攻中總是身先士卒，我知道，我們所有人都準備跟着他赴湯蹈火。但有時候他也過於魯莽，例如， 我從未見過他戴上鋼盔，哪怕是在猛烈的炮火下。他總是戴着一頂較爲輕便的軍官帽，這使他看上去年輕而又身手矯捷。雖然負過幾次傷，但他認爲，只要我們都能全力以赴，他就不會有什麼危險。由於在多次激烈的戰鬥中毫髮無損，他已經成爲“刀槍不入”的象徵。但是後來他的犧牲給我們造成了更大的打擊——在一次戰鬥中，他那楷模性的、不可替代的生命被殘酷地扼殺了，一發炮彈把他的頭炸成了兩半。

　　尼科波爾地區，奧廷根—瓦勒施泰因的親王莫里茨中尉（右起第二位）和他的部下們在一起。

　　4月29日。霧濛濛的清晨，我們的坦克小心翼翼地向前推進。它們的動靜如此之小，以至於快趕上來時我們才發現它們的存在。我方的大炮開火後，我們緊跟着炮彈的落點掩殺上去，敵人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丟下一切逃離了村子。

　　在羅馬尼亞炮兵以及我們自己的突擊炮的支援下，我們迫使敵人步步後退，儘管他們決心要守住陣地。在我們上空，德國空軍飛行員與蘇軍飛行員展開了激烈的空戰。過了一會兒，我們衝到了一道蘇軍新的戰壕體系，隨即遭遇了對方兇猛的大炮和迫擊炮火力，看來，敵人不打算繼續後退了，我們的前進勢頭被遏制住。大夥兒趴在俄國人遺留下的散兵坑中隱蔽起來。

　　“把機槍架起來，我們要守住！”連長用望遠鏡查看着我們左前方的一片樹林，敵人的重機槍火力從那裏呼嘯而出。

　　在瓦利亞斯的幫助下——他現在暫時擔任我的副射手——我們把機槍架設起來，儘可能地貼近地面，瞄準了敵火力襲來的方向。蘇軍士兵牢牢地守着位於我們前方的陣地，他們顯然有樹林中的迫擊炮爲支援。他們的炮火朝着我們猛烈地射擊，彈片嗖嗖地在四周掠過，伴隨着每一聲爆炸，我們不得不趴下身子。瓦利亞斯在我身邊抱怨着：“該死！我們現在真該戴上鋼盔，我們真蠢， 把鋼盔忘在卡車上了。”

　　他說的沒錯，我也剛剛想起鋼盔落在卡車上了，我們是戴着軍便帽投入的戰鬥。誰想到俄國人在這裏佈置了這麼多重型武器呢？可實際上，最近的幾個星期裏，我們對戴鋼盔這個問題過於馬虎了：只要把鋼盔扣在頭上，我們馬上會改變主意，說天氣太熱了，戴着鋼盔不舒服。但真正的原因是我們的大意，我們覺得我們這些老傢伙不會出什麼事的。到目前爲止，一切都沒什麼問題。另外，我們的連長也從不戴鋼盔，儘管他的傳令兵，二等兵克魯格，總是把連長的鋼盔掛在自己的皮帶上。

　　落在身邊的彈片越來越多，克魯格從皮帶上解下鋼盔遞給連長。連長盯着鋼盔看了一會兒，朝我們問道：“你們有誰想把鋼盔戴上嗎？”

　　瓦利亞斯和我相互看了看，彼此都搖了搖頭。

　　“那好吧，”連長聳了聳肩，舉起望遠鏡，再次觀察起敵人的動靜來。對他來說，戴不戴鋼盔的問題已經解決，但他的傳令兵仍站在一旁，看上去有點不知所措。我們都知道，克魯格恨不能猛地將鋼盔扣到連長的頭上，這純粹是出於關心。他對連長極爲敬慕，對他安全的擔心甚至超過對自己。但他無法強迫連長把鋼盔戴上，於是，他只得將鋼盔掛回到皮帶上。

　　我駕輕就熟地朝着敵人的陣地打了一條彈鏈，接着又是一條。然後，我發現樹林邊緣處有兩個敵人的機槍陣地，他們已經打傷了我們右側步兵排裏的好幾名士兵。

　　伴隨着一聲巨響，一發迫擊炮彈落在我們正前方，彈片四散飛濺，有的鑽入了地下。一塊彈片擊中了機槍的鋼套，中尉迅速將手收了回去。鮮血從他手掌底部的傷口涌出，流過了他的手指。傳令兵克魯格在另一個散兵坑裏看見了這一幕，他朝着後方驚恐地大叫起來：“醫護兵！中尉負傷了！”

　　連長已經掏出了一塊手帕，緊緊地捂住傷口。他驚訝而非憤怒地朝着自己的傳令兵叫道：“你發瘋了嗎，克魯格？想叫醫護兵來照料我？”

　　克魯格又叫了起來：“不要醫護兵了！只是手上的輕傷。”然後他等待着，直到連長回到他的散兵坑中，這纔給他的傷口抹上急救藥膏，並裹上了紗布。

　　我再次蹲到機槍後，瞄準我所能看見的每一個俄國佬的頭顱開火射擊。接着，又一發迫擊炮彈在我們前方炸開，我感到上嘴脣一陣疼痛。一塊小小的彈片鑽進了我鼻子的下方，鮮血從上脣涌出，流入了我的嘴裏。我把血吐了出來，用手帕按住傷口。我的上脣和鼻子腫了起來。

　　“讓醫護兵給你包紮一下，到後方去休息吧。機槍交給瓦利亞斯。”連長關切地說道。

　　我搖了搖頭：“看起來挺嚇人，連長，可只是塊小彈片，卡在鼻子下方了。”

　　他朝我看了看，回過頭繼續用望遠鏡觀察情況。

　　我有一種感覺，連長很關心我。對他而言，我是個可以信賴的士兵，不會因輕傷而退縮。要是我現在就去後方，他可能會失望，儘管我的傷勢完全有權利這樣做。實話實說，要是此刻在另一位連長的領導下，我肯定會到後方去，找醫護兵替我包紮一下，從而離開這個彈片橫飛的陣地。經歷了長期的前線服役，我的神經並未強大到受了這麼疼痛的傷後還能繼續戰鬥的程度。我不是個懦夫，我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我也不想扮英雄。

　　可現在看來，我似乎就是在扮演英雄的角色，因爲戰友們都看見我的臉已經腫了起來，他們覺得奇怪，我爲何不到後方去。是中尉給了我力量，所以我沒有退出戰鬥，不過，他把決定權留給了我。我覺得自己與他生死與共，我願意跟着他赴湯蹈火。要是你和我一樣，在前線待過一段時間後，你就不會再爲元首、人民或祖國而戰，這些理想早已不復存在。沒人會談及國家社會主義或類似的政治問題。從我們的交談中很明顯能看出，我們奮戰的主要原因是爲了保命，同時也是爲了前線戰友們的性命。但我們也常常爲了自己的上司而戰鬥，例如我們的中尉，他把自己以身作則的態度成功地灌輸給了每一個疲憊不堪、幾乎有些冷漠的士兵。

　　那麼，他打仗又是爲了什麼呢？當然，作爲一名軍官，首先是爲了自己的職責和榮譽。但是，據我瞭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對自己部下的責任感，並通過自己在前線的領導和榜樣，消除士兵們“我們純屬炮灰”的感覺。每當他談到自己的連隊時，他指的是連隊的團結和親如兄弟的戰友之情。對我和其他人來說，這當然是值得爲之奮戰的，特別是在沒有其他理想的情況下。他與我們共處的幾個月裏，我從未聽他談到過政治，更別說國家社會主義了。我覺得，他不太理會這些問題，他從未帶着任何政治理念投身於戰鬥中。

　　由於敵人猛烈的火力，我們連無法前進半步，中尉做出了決定。他看着我們左側樹林的邊緣，說道：“我們必須衝入那片樹林，這樣就能從側面攻入敵人的陣地了。”

　　我們認爲這一行動肯定相當困難，因爲樹林裏有不少蘇軍士兵。

　　二等兵克魯格說出了我們的疑慮：“中尉先生，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求炮火支援？”

　　“爲什麼呢？沒有炮火支援我們也能做到，克魯格！通知連直屬隊和第1 排的人，我一衝上去就讓他們跟上。”

　　然後，他轉向弗裏茨·哈曼和我，“你們的兩挺機槍爲我們提供火力掩護，直到我們衝到樹林。然後再跟上我們，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我們明白，中尉先生！”

　　幾分鐘後，他帶着部下們沿着一條淺淺的窪地，在灌木叢的掩護下朝着樹林邊緣衝去。我們的兩挺機槍爲他們提供了持續的火力掩護。等蘇軍士兵看見我們的人朝他們撲去時，他們跳起身，成羣結隊地朝後方逃去，竄入了灌木叢中。連長率先到達了樹林，其他人也跟了上去，他們隨即消失進樹林中。

　　向陣亡的戰友們致敬

　　“我們上！”

　　我一把抓住機槍腳架的兩根後腳架，瓦利亞斯抓住了前面的兩根。我們快步朝着樹林邊緣跑去，旁邊幾米處是弗裏茨·哈曼和克萊姆，克萊姆最近剛剛結束休假歸隊。我們氣喘吁吁地趕到了樹林的邊緣，大口喘着氣。敵人的迫擊炮彈朝着我們襲來，在樹梢上炸開。俄國人的交叉火力對着樹林傾瀉而下。

　　炮彈在樹梢上炸開，斷裂的樹枝雨點般地落下，灑在樹幹和灌木叢中。我們聽見中尉的命令聲在樹林中迴盪，也聽見了輕機槍和衝鋒槍的射擊聲。在這片充斥着爆炸和轟鳴的地獄中，我們隱蔽在一根樹幹後，等待着進一步的命令。

　　一個身影從我們前方的硝煙中出現了。

　　“重機槍分排？”有人叫道。

　　“在這裏！什麼事？”我回答着。

　　“中尉想讓第二挺重機槍移動100米，到樹林的右邊去，掩護我們的側翼。第一挺重機槍跟我來！”

　　弗裏茨·哈曼已經站起身，跟克萊姆穿過灌木叢，朝着右側跑去。我們跟在傳令兵身後，跌跌撞撞地跨過樹根和落下的樹枝，在我們上方，迫擊炮彈呼嘯着，在樹梢間炸開。瓦利亞斯咳嗽着，咒罵着。我能聽見他的聲音，但在這片地獄般的喧囂中，我無法聽明白他說的字句。他所想的可能和我一樣，要是我們戴上了自己的鋼盔，眼前的情況根本不足爲慮。可我們沒戴！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儘量把頭往下縮，並祈禱不要被彈片擊中，儘管在此刻，彈片雨點般地落在我們四周。我感到脖子後雞皮疙瘩直起，甚至覺得毛髮悚然。

　　最後，我們趕上了步兵排的弟兄們。他們有幾個人負了輕傷，一名醫護兵正忙着對他們實施救治，或是把他們送往後方。

　　“中尉在哪裏？”傳令兵問一名下士。

　　“還在前面！”

　　我們匆匆穿過樹木朝着前面走去。突然，連長出現在我們身旁。

　　“夥計們，快點！”他說道：“你們得把這挺機槍架設在樹林邊緣處！ 我就在那裏。”說罷，他帶着幾個人消失在那一方向。

　　我們踏過樹樁和斷裂的樹枝，朝着樹林的邊緣跑去。機槍的腳架不時被灌木枝絆住，我們跌跌撞撞地前進着。就在我們靠近樹林邊緣時，克魯格的叫聲像子彈那樣擊中了我們：“醫護兵！中尉負了重傷！”

　　我們朝着克魯格衝去，隨即看見了我們的中尉。他躺在樹林間的地上，雙目緊閉，臉色蒼白。在他身邊擺着那根精心雕刻的手杖和他的衝鋒槍。傳令兵克魯格蹲在他身邊，正用紗布爲他包紮頭部的傷口，這個傷口是在樹梢上炸開的一發迫擊炮彈的彈片造成的。克魯格像個孩子般抽泣着，淚水在他髒兮兮的臉上畫出了幾道白色的痕跡。瓦利亞斯和我深受感動，我覺得自己的喉嚨發乾。其他人也圍了過來，一個個表情痛苦。我們趴在地上，默默無言地盯着我們的連長，我們都曾認爲他是個刀槍不入的人。

　　我只能想象其他人的想法了，儘管瘋狂和混亂在我們四周肆虐，但此刻，我們對一切都感覺麻木：就算這個世界突然間走到了盡頭，我們當中也沒人會移動一下。

　　本文摘自《雪白血紅：一名德軍士兵的東線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