磯崎新設計的央美美術館好在哪裏？“多數建築魂不附體，它相反”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圖片來源於網絡）

3月5日23:30，收到第一條磯崎新獲獎的消息，迅即給胡倩（磯崎新+胡倩工作室合夥人、主持建築師）發去如下文字：

“老磯馬上聲明拒絕接受普利茲克獎那才牛叉透頂，趕緊告訴他我的意見。因爲普獎是明星與時尚，老磯是文人先鋒。” 作爲把磯崎新的想法、圖紙蓋成房子的人，作爲與胡倩吵吵鬧鬧打過仗的人，上述意見是我第一時刻的反應。

磯崎新是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建築的設計師，我則是這個項目的甲方代表，決策者是潘公凱（原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及潘公凱骨子裏流淌的堅決。這個項目上面對所有反對意見他都收進囊中，不論是選擇磯崎新，還是選擇我，他從來沒有動搖，所以88歲的老磯如壯年般獲獎，不得不讓我想起72歲的老潘如青年般地做。

磯崎新與時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潘公凱

磯崎新是我美術館知識的啓蒙者，胡倩是橋樑，程啓明（中央美術學院建築教授）是紐帶。範迪安（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十年前曾對我說：見過最好的助手，一是胡倩，還有一個是馬文（自由藝術家）。胡倩不僅會日文、英文、德文，還地道阿拉腔，也操一口粵語，可謂玲瓏剔透。我在飛機場見她的第一面時，拋開年輕美貌，最動人的是她對老磯的信仰。我想，這比馬文強。正是沿着胡倩的信仰才讓我揭開了磯崎新的面紗——他是我見過的所有建築師中最具文人氣、最具先鋒精神，融合得至中至正的唯一一個。所以，我才建議他拒絕獲獎，因爲它遲到了，作爲戰友，我抱打不平。胡倩回覆我的一段她個人的意見，證實了他的虛懷若谷。

他的時代

60年代開始

城市建築都面臨變革

他努力了

80年代取得了成就

不需要該獎來評價他

故當時回絕

現在信息時代社會再次面臨巨大變革

他依然在努力

永不停息

而結論也許要留給後輩了

故欣然接受這次榮譽

希望給後輩留下開頭的意義

因此獲獎對他本人而言不是重點

不影響任何工作方式、關注點和責任

我也一樣

記得潘公凱選擇磯崎新就是基於奈良百年會館的圖片，恰好中央美院吳良鏞先生規劃預留給美術館的地形是弧形，潘公凱自己做的草案也是弧形，更爲關鍵的是潘公凱身上與磯崎新相投的文人氣，融合到這個項目上，我變成了兌現這種融合的工具和手段，從中得到蒙養是在做的過程中。

這個建築從設計到實施沒有改動過設計師的一點原創，潘公凱對磯崎新和胡倩的尊重壓制了我的愚昧，因爲我常常爲圖紙跟不上而發脾氣，以爲大師包治百病。那時候還不懂大師之作是探索與實驗的結果，是多方因素凝結的成果。所以磯崎新曾對我說建築的靈魂是“集體”。

有人問我央美美術館好在哪裏？我說：大多數建築魂不附體，它是魂附體的，形象與身份吻合得不可分離。

在這個過程中磯崎新一直引導着建築朝着當代的路上走，然而環境因素造成我們始終又往後頭拽，所以在內部空間的設置上看得出搏鬥。

當時學校裏對空間有認識，對當代有立場，對建築有興趣的人少之又少，稍微關心美術館的人基本上是站在各自專業的立場上去討論傳統怎麼做，唯獨潘公凱是熱衷的，並平衡其中的矛盾。

當我們拿着“後現代主義”這個詞語抖機靈讚譽磯崎新爲後現代主義建築大師時，他則完全否定，說是對他的歪曲。

過了很多年我承認把“後現代”安在他頭上是我的無知，錯誤地把他的創新理解爲反現代，其實他不被定義所凝固，所有的陳詞濫調他都反，直到今天仍在“此時此刻”的立場，從內心關照形而上的此境與脈動。

記得2003年在磯崎新的辦公室看見卡塔爾國家圖書館樹根生髮作爲基層設計的做法，第一次聽到了“參數化”，第一次聽到讚美扎哈，第一次聽到力挺庫哈斯，試想豈爲“後現代”？我低頭認錯。

胡倩作爲一個對建築充滿理想的人，我親眼見證了她從青年步入中年，她實實在在的工作與創造性潛質，幫助了磯崎新在中國增進了瞭解，開拓了工作的前景。胡倩的貢獻不是一個助手和傳播者可以界定的，我認爲是一種激勵的因素，砥礪碰撞着老磯往前行，作爲英雄，這是他的福氣。

磯崎新與胡倩

正是基於磯崎新的啓蒙，潘公凱的培養，範迪安的信任才使得我有了主持中國國家美術館新館建築設計方案招標的機會。

2011年我們向全世界公開徵集國家美術館新館建築設計方案時，報名的國際大腕就有蓋裏、扎哈、庫哈斯、磯崎新等，他提交了一套北京城市發展史的方案，從樑思成的意圖到今天的現狀，概念的具體形象是他過去在教科書裏寫過的“空中城市”的圖像，然而我作爲業主集體中的一員，則更關注於具體的形式創新，認爲這是以往概念的重複，他沒有認真做出響應，作爲文獻是有啓示意義，因而與他擦肩而過。

今天來看當時的做法，反思如下，一是我們急於強調得到概念性方案的具體形象，二是磯崎新提供了一套關於對城市的系統思考，把三個單體置於系統之中，三是提出二十一世紀國家形象應該怎麼塑造的問題。他講道理我們講功用，他讓我們選擇要系統還是要形象的路，而我們只顧着現實的結果，最後是南轅北轍，這與當時急於事功的心態息息相關。

然而，磯崎新卻以寬大的胸懷理解了這一結果，在第二輪國際邀請招標中他應邀成爲了評委。因爲國際招標必須要有國際大師作爲評委，具備評委資歷的人並不多，關鍵是要騰出時間來參與評審，對於那些“空中飛人”來說的確很難約定，當時我們聯繫過皮亞諾、卒姆託做評委，連反應都沒有。

然而磯崎新卻對我說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話：“我對你，時間全面開放。” 意思是我可以隨時請他到場，他也真的兌現了承諾。

在評審的具體工作中，一絲不苟、立場堅定、態度鮮明，與中國的大師張錦秋院士等一道爲中國國家美術館評出了最優方案。他盛讚：“讓·努埃爾（法國建築大師）是空中闖出的一匹黑馬”，並且爲這個方案的修改提出了中肯的建議。回憶當年他與師傅丹下健三在東京都廳項目上的競爭，看看今天他在中國國家美術館建築方案招投標上半場失利，下半場平和的態度，豈不是文化先鋒？！

知識分子有獨立的立場，不受利益的左右，往往苦行僧。我經常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周圍的朋友，確實很難中意。建築師這個職業更是如此，常常受利益的誘惑而放棄，常常因利益的誘惑而追逐。然而磯崎新幾十年前從他“未建成”概念的拋出，本身就具備反叛，具備獨立，具備知識分子的格調。

我讀過老磯的一點文章，更多的是近距離的交流與討教，全憑胡倩與啓明的轉譯，但轉譯是誠懇的，從中瞭解日本右翼分子給他寄子彈，他不畏懼。他思考廢墟，思考生態，思考數字化，從來都沒有停止與時代同行。在他思考生命意義的同時，也思考過建築何爲、反建築這些哲學層面的命題，他的思考與實踐並非明星建築師可與之並肩，留給後輩的都是思想的光芒，所以，我一直對別人介紹磯崎新是最具文人氣質的建築師，今天我要進一步：“他是知識分子意義上的建築師。”

2006年，潘公凱院長想大力推進設計學科，在中央美院的另一塊自有用地上建城市設計學院，委託磯崎新設計建築方案。這個方案獲得了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的嚴格審查後批准實施，但各種因素的制約，未能成真。今天看到精彩的模型，至今歉疚沒有付設計費，當時的約定是200萬。

磯崎新從未向潘公凱和我計較過，埋怨過，這樣的拖欠只能是永無休止，然而我們的友情卻與日俱增。因爲他不受利益的左右，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項目的過程中已經是虧本買賣了。所以我今天對大家說：他是知識分子，他是知識分子建築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