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幼兒園這片市場，摻雜着資本與良心的博弈，但當資本火候過大、不顧幼兒死活的時候，政策這個指揮棒就會出來居中調停。它雖一直不顯山不露水，但甫一發聲，便能攪得天地風雲變色。

10年前，中國幼兒園毛入園率剛剛到50%，後來是民辦園的發展彌補了公辦園的缺位，助力適齡兒童的毛入學率在2017年達到八成。民辦園體量快速發展，到2017年9月，新民促法面世，給幼兒園資產證券化掃清障礙，一時間，資本瘋狂湧入。

然而，營利教育要向股東負責，在索要回報這方面，資本從不懂得手軟。民辦園承受了資本的壓力，於是本該用於改善師資的錢用到了股東利潤分配上，盈利成了運營者最爲關注的問題，幼兒園成了爲少數股東謀利的工具。

於是，問題接踵而來，最爲慘痛的是虐童事件。倘若此時，對營利性民辦園不加以控制，反而任其野蠻生長的話，服務於大多數人的教育將徹底變質。

學前教育不該爲資本和少數人服務。於是，2018年11月，學前教育新規發佈，堵死幼教資產上市之路。緊接着，2019年1月，小區配套園相關規定下發，對其舉辦所有者性質下了死命令。

至此，營利園與普惠園“二八分層”格局顯型，岔路口上民辦園如何抉擇？從數據上看，2016年，我國中產階級比例已到20.4%，兩種比例數值存在的差異，是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雙元市場特徵下的資源錯配？艾媒諮詢數據顯示，中國幼兒園數量逐年增加，預計2018年幼兒園市場規模達2300億元，如此充滿誘惑的數字，與步步緊逼的政策並行，資本還能否繼續攪動一池春水？

目錄

“互爲路人”

“瘋狂追求”

多事之秋

“質本潔來還潔去”

各有千秋

小區配套幼兒園非營利性的必要性

普惠≠平庸

資本的“另闢蹊徑”

“二八”分層下，供給端與需求端的矛盾

政策落地避免“一刀切”

1.“互爲路人”

用坐過山車來形容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歷程再恰當不過。民辦園就像是有一顆功率不大好的心臟，手裏捏着速效救心丸，隨時準備來一口，順便唱上一首《忐忑》。

而影響學前教育這輛車速度的，先是政策，後是隨政策而動的資本。2018年學前教育新規下發，給學前教育資產帶來致命影響，加上普惠園政策加碼，一時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民辦園年歲不大卻飽經風霜，甚至讓人想不起它也有過輝煌。

民辦園的興起源於“入園難”。

建國以後30年，改革開放走入市場首先發現的並不是幼教這個行業的蓬勃發展，反而幼教行業在一定時期一直維持在全國16萬所園的數量，而且在2001年還退步到11萬。

“幼教這個行業某種意義上講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是被國家忽視的一個產業，這個產業在風雨中自己飄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孩子根本上不了幼兒園，家長只能接受。”康雁（Etonkids總裁兼KA兒童之家聯合創始人、CEO）說道。

2002年民促法頒佈，民辦幼兒園正式獲得合法地位，這一階段，教育部門辦園幾乎無任何增長，民辦幼兒園是絕對“一枝獨秀”，到2009年，園所數從5萬變成9萬，在園兒童人數從400萬到1000萬。

（2002-2009年幼兒園數量及人數）

不過，即使到2009年，中國幼兒園毛入園率纔剛到50%，至少有一半的孩子在接觸K12階段教育之前，未曾有過學前三年教育的經歷。

爲了解決幼兒園數量不足的問題，從2011年起，國務院開始實施多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這帶來的結果是，適齡兒童的毛入學率在2017年達到八成，而這一“飛躍”得益於社會力量參與辦學。

（數據來源：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有數據顯示，2012年，民辦幼兒園的在園幼兒數達到1853萬，首次超過公辦幼兒園，成爲中國學前教育的主體。此後民辦幼兒園的增速不減，到2017年，已有56%的孩子在民辦園上學。

至此，“入園難”問題有所緩解。

儘管民辦園在學前教育普及率的提高上發揮了不容小覷的力量，然而剛剛崛起的民辦幼教資產，還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這時候的資本，對其仍處於一種觀望態度。

用夏勍（諾博教育董事長兼CEO）的話說，就是“互爲路人”。“資本大爺在路上走着的時候見到了年輕的幼兒園阿姨，大爺只是看了一眼阿姨樸素的打扮，沒有什麼多餘的想法。”

2.“瘋狂追求”

從學前教育接觸資本的歷史來看，比較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是威創股份的四起收購事件。作爲一家上市公司，威創的轉型尤爲徹底。

2015年，威創股份以100%股權收購紅纓教育，此後，又先後收購了金色搖籃（100股權）、鼎奇幼教（70%股權）、可兒教育（70%）等公司。兩年時間內，威創股份從主營業務“超高分辨率數字拼接顯示牆”，成功轉型成爲幼教行業龍頭。其中紅纓教育、金色搖籃都已超額完成對賭業績。

威創股份2017年上半年財報顯示，威創股份實現營收4.75億元，同比增長4.82%；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1.04億元，同比增長45.43%。而這樣的搶眼業績委實要歸功於其新增的幼教業務，2017年上半年，紅纓教育實現營收1.00億元，實現淨利潤2738.78萬元；金色搖籃實現營收8814.20萬元，實現淨利潤5619.64萬元。總體來看，幼教行業佔營收比重達39.67%，相較於去年增長了13.11%。

有珠玉在前，一時間，幼教資產成爲不少公司瞄準的收併購對象，風頭無兩。除了威創股份，一同向幼教行業發展的還有秀強股份、長方集團、電光科技等。

然而上市公司對幼教資產的瘋狂加碼，其背後卻是二級市場的跌宕起伏。

正如某業內人士所言：上市公司爲了獲得高PE，當公司原主業遇到發展瓶頸時，往往通過資本來整合產業以獲得高估值，以此獲得壟斷性優勢。這無疑是一場獨屬於資本的遊戲。

尤其是自2015年以來，隨着證監會“放松管制”，掃除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併購重組的障礙，鼓勵上市公司的市場化併購；2017年9月，新民促法面世，允許民辦學校的舉辦者自主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由此，民辦學前教育加速駛入快車道，幼教產業作爲朝陽產業，成爲了資本眼中的“香餑餑”。

然而，不容忽略的是，資本的逐利性，使得其就像是深山的狼，目光堅定，只會是奔着鮮血而去。

3.多事之秋

2017年9月，紅黃藍在美IPO，資本敏銳地意識到，幼兒園資產是能夠獨立上市的，幼教資本化原來還能這樣玩。在紅黃藍IPO帶動下，民辦化、資本化、連鎖化成幼兒園發展新趨勢，與之相伴而生的，則是幼教市場暴露了越來越多的問題。

“虐童”是其中最爲慘痛和極端的案例，是資本開出的“曼陀羅”，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幼教資產過度擴張，而園所在運營、師資、管理、監督等方面跟不上的結果。

以紅黃藍爲例，一開始紅黃藍自建直營幼兒園，根據實踐經驗，每新開一家幼兒園，從開始籌備到成熟期大約需要4年左右時間，大多數成熟幼兒園的毛利率通常在20-40％左右；後來紅黃藍又雙線發展出加盟模式，由加盟商出錢，紅黃藍負責輸出品牌和管理經驗。

“先以直營園所站穩腳跟，後開啓輕資產加盟模式”可以歸納爲紅黃藍主要資產幼兒園和親子園的擴張方式。在擴張速度上，特許經營的加盟模式遠高於直營模式。

數據顯示，2014年到2016年，紅黃藍直營幼兒園分別有50、62和77所，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一舉增加15所直營園，佔到直營園總數約20%；直營親子園分別有24、14和10所，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到2017年年底，紅黃藍在全國30個省市開展了85家直營和210家特許經營幼兒園，全國一共開了953個親子園。

喜人的數據下，危機暗藏。上市不到兩個月，紅黃藍就爆出了北京朝陽區新天地幼兒園“虐童事件”。

教育行業自來就有其特有的發展規律，諸多服務細節需要打磨，資本的逐利行爲，卻恨不得紅黃藍“飛起來”，直營園、加盟園良莠不齊，部分幼兒園過於追求業績，使得師資、教育內容、服務質量和安全把控方面無法得到保證。

“我感覺做品質和做規模其實是矛盾的，要想真心做一件事就不要貪多。”康雁講道，“這也是爲什麼在中國過去幾年，反覆出現食品安全問題、虐童問題。這都是由於擴張速度過快，我們的管理超出了能力所覆蓋的範圍。”

他補充道，蘇寧可以有上萬家店，麥當勞也不錯，人家是以非常優質的標準化的管理能力去實現萬店覆蓋的，“幼教行業還遠遠沒有到這種程度”。

然而，比“虐童”更令人寒心的，是資本的態度。

“虐童事件”後，紅黃藍股價跌幅近40%。然而僅僅在紅黃藍高管宣佈5000萬美元股票回購計劃的一個週末後，紅黃藍一度腰斬的股價出現反彈，在盤前交易中一度上漲近15%，收盤漲幅達9.73%，週二股價繼續反彈，收盤漲幅超過了23%。

這一極具反差的數字再次證明“當資本來到人間，每一個毛孔都滴着骯髒的血”。

具有公益性質的教育被當成了一門赤裸裸的生意，只爲資本和少數人服務，將每個孩子，每個家庭，整個社會的未來交付於利益，這本身就是一條“走到黑”的路。而教育的未來應該是光明的。

4.“質本潔來還潔去”

2018年11月，學前教育新規發佈，給“荒唐許久”幼教市場來了一次懸崖勒馬。

新規指出，民辦園一律不準單獨或作爲一部分資產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投資營利性幼兒園，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營利性幼兒園資產。這無疑於直接堵死了營利性幼兒園的上市之路，也就是說，民辦營利性幼兒園只能通過學費和服務費用賺取利潤，這讓民辦幼兒園投資和併購之路變得更加曲折。

學前教育新規發佈首個交易日，港股、A股教育板塊低迷收盤。新規發佈當晚，紅黃藍股價出現腰斬。盤前跌幅25%，開盤後一度暴跌近53%，之後緊急臨時停牌，很快恢復交易後，跌幅一度擴大至近60%。

此外，新規發佈不到一週，羣興玩具發佈公告稱，終止設立羣興彩虹蝸牛幼兒園併購基金。並表示：公司自2018年7月披露公告擬成立羣興彩虹蝸牛幼兒園併購基金以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沒有在學前教育領域投入任何資金、沒有出資設立任何幼兒園併購基金、沒有出資收購任何幼兒園，所以國家學前教育政策變化不會對公司產生任何影響。仿若此前豪擲2個億成立基金打算併購幼兒園資產的不是它。

資本表現得竟如此乾脆，它及時抽身，就像是選擇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另一半，其無情、冷酷，卻也恰恰迎合了政策希望達到的目的：學前教育應該回歸它原本的樣子，它脫軌太久了。

在資本逐利下，“入園難”、“入園貴”變本加厲，成爲困住廣大幼兒父母的枷鎖，爲了解決這一問題，新規特別提到：到2020年，全國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佔比）將達到80%。再次將之前的普惠園政策規定提上日程。

所謂的普惠園，是指接受政府價格指導的面向公衆開放的合格幼兒園，包括公辦園和非營利性民辦園。爲了大力發展普惠園，政府鼓勵民辦園轉爲非營利性民辦幼兒園，同時給予其一定補貼，

幼兒園已經“面目全非”太久，普惠園的規定能否解救被困住的幼兒父母，曾經野蠻生長的幼兒園，出路又在何方？

5.各有千秋

民辦幼兒園按照學費和園所環境被劃分成中低端、高端幼兒園。這樣的劃分標準約定俗成，“但如何分類幼兒園還是以辦園品質爲標準來劃分更好。”李婷（大愛幼教CEO）說道。

從當前來看，一線城市一般高端園收費在8000-10000元/月；中高端幼兒園收費分爲3000-4000，4000－6000，6000-8000等三個檔次；低端幼兒園一般分爲1200-2000，2000-3000兩個檔次。

收費不同，學生能享受到的軟件跟硬件上的待遇自然也不一樣。比如，高端幼兒園可以請到優秀的外教，會組織學生開展遊學，低端幼兒園因爲收費低，預算裏就沒有這方面的支出。

如今，國家爲解決“入園貴”難題而大力推廣的普惠園，已經成爲大略方針，在此影響下，幼兒園市場格局會發展成什麼模樣？

在夏勍看來，對普惠園政策最敏感的當屬中端幼兒園，“普惠園政策將把中端幼兒園向兩頭擠壓”。

因此，中端幼兒園的出路有兩條：要麼，提升品質變爲高端幼兒園，將自身的課程特色、服務、品牌等打造地區別於普惠園，從而吸引對教育服務有特殊需求的家長，並收取較高學費來支付高額房租以及優秀的人力成本。

要麼，降低成本，保證安全，做好幼兒看護工作，做成普惠園，此外，爲了幼兒園密集區保證競爭優勢，可以保留一定的課程特色服務。

他還補充道，極低端幼兒園、不合安全條件的黑園會直接被淘汰。

李白（聯幫在線CEO）同樣認爲普惠園政策下發後，中端幼兒園或許將不復存在。不同的是，她認爲，所有的中端幼兒園都會轉變成普惠性幼兒園。

也因此，業內普遍認爲，未來的幼教市場將逐漸形成“高端+普惠”二八分成格局。

通俗地講就是“專人專事”，“要普惠就做普惠性幼兒園，要營利就做營利性幼兒園，低端抓實惠，高端做特色。”有業內人士這樣說道，“普惠與高端，背後是園所是否營利。”

也有園長表示，轉型方向的選擇，主要跟園所自身條件與定位有關。在他看來，如果園所本身有自身的品牌，可以獲得教育局以及家長的認可，自然要做高端。

李朋強（水合資本合夥人）則認爲，除了將園所轉換爲普惠園或高端園外，幼兒園不妨考慮做業態延伸或者做2B服務，或者變成幼兒園的服務商。

李白想得更長遠一些：“目前的情況是，走普惠的幼兒園，國家會給一定的補貼；高端幼兒園則供有餘力的家長爲孩子選擇。但是我覺着這樣的階段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未來應該是像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等國家一樣。”

她進一步解釋道，每一個家庭的稅收跟孩子的個數會被錄入進人力保障系統當中，政府會基於家庭的收入情況（比如稅收繳納少，或者是單親家庭），在孩子不同的年齡段給予相應的補貼。“家長只需要選擇幼兒園就好，政府會把相應的教育補貼直接下達到孩子所在的幼兒園。家庭只需要繳納他應該繳納的一部分就好。”

李白認爲，如果這種形式被採納的話，也就意味着不管家長選擇哪種性質的幼兒園，都可以獲得相應的補貼，“而不是一刀切的，從幼兒園的角度去限制收費”。

園所選擇普惠還是高端，決定了其是否選擇營利，然而，對於小區配套幼兒園來說，不管是辦成公辦園還是委託辦成普惠性民辦園，都不得營利。

而政策對於小區配套幼兒園不得辦成營利性幼兒園的規定，十分關鍵。

6.小區配套幼兒園非營利性的必要性

2019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小區配套幼兒園移交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後，應當由教育行政部門辦成公辦園或委託辦成普惠性民辦園，不得辦成營利性幼兒園。

也就是說，“二八”格局下，若民辦園選擇轉爲小區配套園，或者園所本身在小區內，“營利”將與其無關。

選擇這樣做的理由，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介紹，2017年全國學前教育調研發現，一些地方城鎮小區有的沒有配建幼兒園，有的雖然建了但沒有辦成公辦園或者委託辦成普惠性民辦園，這是造成城鎮“入公辦園難”“入普惠性民辦園難”“就近入園難”的重要原因。

夏勍從財產所有者的角度分析：“法律上，因爲小區配套園地產開放商未交土地出讓金，幼兒園資產屬於國有，因此應交還政府。”

事實上，小區配套園不得營利的規定，學前教育新規中也有提及。有專家認爲，該條規定，針對的正是不少房地產商將教育作爲營利點，故意將小區配套園建成高收費園所。數據顯示，在一線城市，不小區配套園收費已經達到4000元/月，更有甚者，高達8000元。受地域壟斷性的影響，不少家長只能選擇妥協。

“小區配套幼兒園被建成營利性民辦幼兒園，已引起很多小區居民不滿。哪怕小區中的富人不少，有能力支付天價保教費，可作爲小區公共服務配套的幼兒園，是面向周圍所有小區居民的，加之具有地域上的壟斷性，因此，必須辦爲普惠園。”熊丙奇（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說道。

在他看來，如果要辦營利性民辦幼兒園，可以選擇在其他場所舉辦。“這雖然會提高營利性幼兒園的辦園成本，但舉辦者要意識到，既享有配套政策優惠，又舉辦爲營利性幼兒園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

不過，在夏勍看來，小區配套園具體是要舉辦普惠園、公辦園還是高端民辦園，都無可厚非，應該看此園周圍社區人羣的定位。

他還提出一個建議：“如果周圍都是高端人羣，對高端幼兒園有很強的市場需求，政府也可以將國有資產競價出租，辦成滿足市場的高端園。可以將收回的租金用來投資其他位置的普惠園，或變成教育券給到附近的工資水平較低的社區居民。”

然而，一個不容改變的事實是，園所的質量不應該因其性質的變化而降低。

7.普惠≠平庸

關於小區配套園規定的通知發佈後，不少人都擔心未來中國的學前教育，畢竟，雖然有財政補貼，但其數額也可能是很少的，有名爲“大山九”的作者在簡書上發文呼籲：別讓“普惠”政策成爲中國幼教走向平庸的開始。

他在文章中指出，作爲小區配套園，勢必被普惠：即收費受到限制，補貼少且附加管制；而優秀的教師、優秀的管理、優質的環境、優質的食材、豐富的教具、豐富的活動……沒有一項是不需要大量投入的。

如果讓它們退出配套園場地易地重辦，更是致命一擊：首先社會上適合辦幼兒園的場地很少，而自建場地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都無此實力。另外，還有一個不應忽略的事實是：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國民收入的提高，有相當比例的羣體願意爲優質教育買單，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低價和普惠。

而這樣的擔心，來自對政府補貼的擔憂。正如熊丙奇說言：“普惠民辦幼兒園會降質，是基於政府對普惠民辦幼兒園補貼少、管制多，比如按政府限價或指導價收費，但補貼卻很少，政府財政補貼加新的保教費標準，與之前的保價費相差很遠，那這確實會影響轉爲普惠的民辦幼兒園質量。”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比如北京市財政局和北京市教委近日印發《北京市市級財政支持學前教育事業發展補助資金管理使用實施細則（修訂）》，與此前“暫行”版細則相比，用於公益普惠園辦園成本支出補助的生均定額補助不再分爲一二三級，而是統一提高到每生每月1000元。因此，只要合理制訂財政補貼政策，降低保教費並不會降質。

截至目前，已有多個地區出臺了普惠性幼兒園認定與管理辦法、普惠性幼兒園補貼政策：

（來源：根據公開信息整理）

此外，他還表示：“提高民辦幼兒園的辦園質量，最重要的是落實和擴大幼兒園的辦園自主權，減少行政幹預，讓幼兒園把精力都用到辦園上。”

熊丙奇補充道：“這就要求政府部門在治理民辦型小區配套幼兒園時，既要補貼到位，同時放權到位，即增加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加大對普惠民辦幼兒園的扶持力度，同時深化放管服改革，在依法監管所有幼兒園規範辦園基礎上，落實幼兒園自主權。”

李婷同樣表示：“建議地方政府的相關負責人在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過程中，從實際出發，不搞一刀切，嚴格遵循通知提出的‘一事一議’、‘一園一案’的針對性整改要求。”她還表示，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具有吸引力的普惠性幼兒園財政支持政策和補貼標準，激發其積極性，避免出現“只管不理”“普而不惠”“低而不優”的現象，從根本上達到“降價不降質”“普惠不普通”“公平有質量”的目的。

“二八”分層已成定局，正如某位業內人士說的，政策帶來的綜合影響是：資金全面收緊，競爭加劇，整體成本上升，教師數量進一步緊缺，小區配套整改風險高。

那對於一直以來，在幼教發展史上發揮着無法忽視作用的資本，又該何去何從？

8.資本的“另闢蹊徑”

王紅兵（壹點壹滴董事長兼CEO，原紅纓教育CEO）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政策的核心本質不是營利和非營利，它的本質是普惠。”在他看來，政策給學前教育很重要的信號，無論是政策、資本，還是互聯網，同時都在宣告一件事情，中國學前教育這個產業掙快錢、輕鬆賺錢的時代已經過去。

“以前開一家幼兒園，收入1000萬或是500萬，毛利率至少有40%。原因在於學前教育是免稅的。今天你要申報爲盈利，那稅就要砍掉一半，你盈利的部分就砍掉了一大半。除此之外，還有場地成本。”王紅兵舉例道。

在他看來，那些之前盈利能力強的幼兒園，很多當時用的都是小區配套幼兒園，“但今天小區配套幼兒園紛紛要辦成普惠幼兒園。租商業用地的房租很高，再加上稅收成本，整個成本都在快速上升。”

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幫助幼兒園提升效率，幫它省錢成爲當下幼兒園從業者應該思考的一個問題。

李朋強說道：“幼兒園逐漸進入微利時代。”

在他看來，政策下發後，之前所進行的幼兒園產業的整合併購上市的路徑已經走不通了，資本可以先緩緩，調整所關注的領域。

他比較看好給幼兒園做賦能的項目：一類致力於幫助幼兒園提升辦園質量，比如做師訓；另外一類是幫助幼兒園投資人變現的項目，基於現有流量變現或做產業業態延伸。

投資人應該注意人和事的匹配程度，重點看幼兒園是否具備轉型成營利性幼兒園的資質（是否是小區配套園等）和能力。此外，他認爲新規會強化對幼師的培訓，產業的升級背後一定是人才的升級。因此，幼兒園自身的師資、課程、管理等同樣重要。

李白站在投資人的角度，認爲高端幼兒園更有投資價值。“從發達國家的例子來看，誰能拿到私立民辦幼兒園的執照，基本上就是一個金飯碗。雖然投資幼兒園談不上能獲得暴利，但所獲得的的投資收入非常穩定。所以要投資的話，就投資營利性的幼兒園，畢竟作爲投資來說需要有回報的。”

夏勍表示在政策影響下，向幼兒園提供管理服務的公司迎來發展機會：“尤其是具有互聯網屬性的，產品技術壁壘較高的，可以獲取家庭兒童數據的教育機構。”他還補充道，“科創板的創立也更會讓這樣的學前教育公司有很大的機會。”

9.“二八”分層下，供給端與需求端的矛盾

政府文件中已經明確指出，未來普惠園的覆蓋率將達到80%，即主旋律是普惠，營利性幼兒園逐年減少，然而同一時間，有一個擺在眼前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在我國是否會有如此多的家庭需要普惠園？

有數據顯示，我國中產階級正在迅速壯大，新興中產階層與富裕階層的比例在2016年時，已經達到20.4%，需求側與供給側兩種比例數值存在的差異，是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雙元市場特徵下的資源錯配？

康雁以自身爲例，說道：“普惠園政策出來後，我們Etonkids很多家長說千萬不能轉普惠，如果轉的話，他們就會到其他的營利園去。家長希望有差異化的教育、有國際化的教育、有定製化的教育，他們同時知道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好的教育一定需要好的資源。”

那有多少中產階級家庭的家長願意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在康雁看來，未來五年，真正有品質的高端園會供不應求；民辦園、普惠園、公立園的家長一定會在校外尋求教育進步，“體制內滿足不了了，750塊還想教美術、英文，還想請外教？一定有大量的K12機構會在市場上發展，家長會在孩子下課以後去找額外的機構去補孩子在課堂裏面獲得不到的課程。這是市場需求造成的。”

然而，無論如何，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是提高教育品質是不二法門。“全行業都面臨一個問題，怎麼給我們幼師一份有尊嚴的職業，有發展的職業，真正在體繫上能夠成長的職業。這些是我們這些從業者要去思考的，裏面有大量的機會。”

10.政策落地避免“一刀切”

“入園難”“入園貴”是幼兒園一直爲人口誅筆伐的點，由於學前教育資源供給不足，家長沒有選擇甚至無法選擇。正如熊丙奇所言，當市場機制失靈時，一些幼兒園舉辦者並不重視辦園質量，只想着如何快速擴張謀利。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即便是一些天價幼兒園，“雖然保教費高，但是，幼兒園的管理卻比較混亂，教師待遇也不高，之前已經上市的幼兒園集團還曝出過虐童醜聞”。

因此，發展普惠園，增加學前教育資源供給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這一方面可以緩解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可提高幼兒園整體質量。”

熊丙奇解釋道，當普惠學前教育資源供給增加，營利性民辦幼兒園要吸引生源，就必須提高質量，制訂合理的保教費標準。這可切實消除部分營利性民辦幼兒園的短視辦學行爲，重視打造品牌，也改變民辦幼兒園“暴利”的形象。

然而，還有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民辦園在轉爲普惠園的過程中，會導致很多無法避免的問題出現。

有家長跟媒體反應，自己孩子上的幼兒園在轉爲普惠園之後，儘管學費變少了，但是孩子上的保教課程出現了撤課的情況：比如之前的外教課、輪滑等特色課程都取消了。

有業內人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民辦普惠園生存壓力很大，其學費收入可能僅能覆蓋其基本的運營和人力成本，但是一些外教、素質教育方面的課程可能無法跟得上。

此外，普惠園數量的增加並不意味着“入園容易”。此前有家長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她所在的地區人口密度大，但幼兒園數量並不多。“學費降到了750，一下子便宜了很多，有許多人蜂擁而至，報名更不容易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家長對自家所在小區幼兒園轉爲普惠園十分不滿：“雖然普惠園便宜，但是一分價錢一分貨。”而她所在小區的人羣收入普遍較高。她擔心幼兒園轉爲普惠園之後，原來園所開設的類似親子游、外教課等活動會被取締。“這會導致課程質量下降，這並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以上列舉的也是當下，民辦普惠園普遍面臨的一些問題。

政策出臺的初衷，是爲了更好地服務於家長和幼兒，解決“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並不是爲了“80%”這樣一個好看的數字。因此，筆者認爲，政策在落地過程中，應該更加人性化、更加靈活，而不是一刀切式的執行，以防止部分地區政策落實“用力”，而導致部分辦學質量較高的幼兒園出現退步的情況發生，反而得不償失。

記者手記

幼兒園的發展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時光，其最先因彌補了公辦園在學前教育階段的缺位，而成爲“英雄”，待政策掃清其證券化的障礙後，一度成爲資本追捧的對象，幼教市場的確因爲資本的快速湧入獲得空前發展。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快速擴張的過程中，因資本的逐利性，暴露了不少的問題，最嚴重的的比如虐童事件。此外，當資本沒有看到所期望的收益，選擇撤出，勢必會造成行業的大片傷亡。

因此做教育，必須做好長期經營的打算，教育不是一個“玩玩兒而已”的事情。

社會力量在幼兒園的發展中出了很多力氣，也卓有成效，儘管政策加緊，但對社會力量的期待，並沒有因此而消失。“鼓勵社會力量舉辦非營利性民辦學校”是政府的期待，也是社會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