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午我告知家母劉江昨晚去世了，80歲的老母親當即流下淚來，連說了兩遍：“太年輕了！太年輕了！”

　　老母親緊跟着問：“他的孩子多大了？”

　　“三十了。”

　　“那就好。”

　　“而且孫子都有了。”

　　“也還算圓滿。”

　　即使有兒孫滿堂的福氣，62歲猝然而亡的打擊帶給他的親人的傷痛是任何財富、名聲和權力都補償不了的。這個時候，母親首先關注的是這種哀傷。這是人的角度。但劉江畢竟是個獲得了卓越社會成就的人，人們對他的注目還是因爲他是時尚傳媒集團董事長兼總裁，那是屬於江湖的。

　　至此，當年《時尚》創刊時的八個元老全部離開了時尚集團，這其中，兩位創始人吳泓、劉江和第一任《時尚COSMO》主編高曉紅都已辭世。

　　對於時尚集團，一個時代真的結束了。

　　回望26年前的那個夏天，《時尚》創刊之際的一切和今日種種，其間相隔的不止是一家傳媒集團的演變歷程，亦折射了我們身處的這個大時代的悲歡沉浮。

　　創業者

　　時尚創刊於1993年8月8日，我去《時尚》應聘是1993年7月26日，在東單西裱禙衚衕54號，一個只有南北兩間房帶一個廁所的小院裏，當時面試我的是身爲副社長兼副總編的劉江。

　　看了我在其他媒體上發表的豆腐塊兒文章後劉江說：“你明天來上班吧。試用工資200元，轉正後400元。”那時我雖已從國企辭職，但做自由撰稿人一月的稿費也有400多，《時尚》的工資即使在1993年也是很低的，可以想見當時有多窮。但我並不在意，只問了劉江一個問題：“我寫的東西可以發表吧？”

　　劉江說：“那當然，咱們自己的雜誌。”我依然清楚地記得他說這話時的神采飛揚，那是滿懷希望的人才有的神采。

　　後來又見到了酷似馬拉多納的社長兼總編吳泓，同樣的充滿活力。那一年吳泓30歲，劉江37歲，我25歲。後來又來了高曉紅，比我還小一歲。加上比我早到的張波、艾民、張稚玉和孫佔濤，就是《時尚》創刊初期的八個人。

　　第二天我就上班了，由此開啓了我在《時尚》長達22年的職業生涯。曾經我和劉江開玩笑地說：“現在很多夫妻的婚齡都不如我的社齡長了。”

　　劉江去世後，我和吳泓的遺孀談起能一直留在時尚的原因，其實年輕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個性都很強，如果不在《時尚》這個團隊，個性都需要大大收斂才能與人和諧相處，吳泓和劉江意見有分歧時也吵得很厲害，但我們這羣人有一個共同點：有媒體理想，而且爲了理想的實現都是捨得付出的人，因爲有共同的事業目標，又有責任心，在大局面前，所有的小節都會被包容。

　　創刊初期的《時尚》有多窮呢？

　　沒錢買辦公傢俱，就去上級主管單位《中國旅遊報》撿人家不要的舊傢俱；沒錢發餐補，就找了一個阿姨每天中午來做飯，解決員工的午飯問題；後來沒錢發工資了，吳泓、劉江就回家取存款，後來沒錢印雜誌了，吳泓四處借錢，最後是招商局的張宜冰總借給我們五十萬，《時尚》纔沒有半路夭折；

　　這種日子過到了1995年，年底，《時尚》終於有贏利了。從來沒有發過年終獎，那年到底要不要發？

　　吳泓找我們所有人（十餘人）開會商量說能不能不發年終獎，將現在30%彩色70%黑白的《時尚》雜誌改成全綵的。沒有任何爭議地全體通過！這是那時候的時尚人。有些創業團隊通常是在有贏利的時候分裂的，深究原因，還是各人目標不同，又無法達成共識。

　　在《時尚》最窮的那段時間裏，生存下去是第一要義，我們所有人都身兼數職，本來我和曉紅是編輯，但後來也得拉廣告，我還負責每月給我家門口的書報亭送雜誌，當發行。

　　原本中文系畢業的劉江一直喜歡寫詩，這時也得拉廣告，而他竟然所獲頗豐，想來應該是他的誠懇與熱情感染了客戶吧。到1995年時，劉江已經成了雜誌社的大銷售，業績不輸當時的廣告主管張波，1996年曉紅和我寫給他的新年寄語是：“阿江：當詩人還是當奸商，你看着辦吧！”劉江看了笑得有些尷尬。骨子裏他一直是把自己當作文人的，但他又很實際，知道文人也得吃飯，掙錢是必須的。

　　《時尚》創刊號第一組彩色大片是劉江帶着攝影師拍的，《漂亮伴侶》，美女加寵物犬的組合。拍攝中一隻狗不小心掉到地上摔暈了，劉江當時嚇壞了，因爲那隻純種狗售價十幾萬，《時尚》創刊的開辦費也才二十萬。這個故事，劉江一講就是25年，刻骨銘心的背後是當時心裏的恐懼、擔憂和有驚無險的釋然，不是創業者不能體會。

　　那時我們都是騎自行車採訪，見客戶，而我們的客戶和很多采訪對象都是在寫字樓裏上班，當時主要負責廣告銷售的是張波，每次見客戶前，他會先到寫字樓的洗手間換上西裝，見完後，再換回來，以便騎車。1995年時，有個香港公司的老闆問我1996年的目標，我說：“希望能夠打得起出租車。”1996年，《時尚》雜誌決定要一分爲二，出版《時尚伊人》和《時尚先生》兩本雜誌，招聘時，吳泓、劉江、張波、高曉紅和我同時面試每一個前來應聘的人，爲的是絕不錯失一個人才，面試徐巍時，因爲想吸引她加入《時尚》，吳泓說：“我們馬上就要搬離這個小院了，未來我們會在飯店辦公。”等到徐巍來“飯店”報到時，發現其實是個招待所，叫華悅飯店。

　　那時的我們每天都滿懷希望地投入到工作中，沒有想過“累”或者“虧”，每一次想出好的標題或選題都會開心好一陣子，如果遇到什麼不好解決的問題，也是齊心協力，一起想辦法，每一期雜誌出來，全社人員一篇一篇文章，一張一張圖片地分析優劣得失，創業團隊裏沒有一個海歸，我們對國際時尚的瞭解非常間接，可是我們都立志要辦一本中國最好的時尚雜誌。《時尚》後來陸續嘗試了和多家海外國際名刊的合作，逐漸打開了視野，增長了見識，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和視角。而在這個過程中，《時尚》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即使是和《Cosmopolitan》《 Esquire》《Harper's Bazaar》美國《國家地理》這樣的世界名刊合作，《時尚》也堅持本土原創內容要佔70%以上。

　　今天我們到了要談文化自信的時候了，可是那個時候的時尚人是有強大的自信的。我們會謙遜地學習他人的成功經驗，但我們不懷疑自己有一天也會做出世界頂級的雜誌。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細分這成就，是多年前，在各個領域都有一批這樣的創業者，不急功近利，不錙銖必較。目標不是上市、套現、走人，就是想成就一個理想，而且是當成一輩子的事業去付出的。

　　之後媒體的角色已經發生裂變，曾經媒體所奉行的道德底線不斷被突破，我不由慨嘆，對那些只想博眼球換取商業利益的人而言，媒體只是手段，再也不是理想了！

　　那股勁兒是支撐時尚大廈的精神基石，隨着這股勁兒的鬆懈，時尚集團後來也出現了許多大企業的常見病，這似乎是必然規律，能超越這個規律基業長青的案例總是少數。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可是吳泓、劉江並未因此而有多少可以馬放南山的輕鬆，他們倆是真的愛時尚雜誌，吳泓直到去世前的一天，打着杜冷丁還在看雜誌的彩打樣，一方面他不踏實不放心，因爲任何疏漏都可能導致刊物做檢查甚至停刊，另一方面，他對品質的要求一直是下屬無法企及的。

　　吳泓在世時，劉江比吳泓略輕鬆一些，因爲很多政府公關以及行政工作都是吳泓負責，但在吳泓去世後，兩個人的擔子由他一個人扛時，一切都不一樣了，那之後的劉江是非常孤獨的，原來有事能找吳泓商量，現在他只能自己拿主意了，劉江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發脾氣的時候也比之前多了，而他的猶豫不決常常被下屬抱怨。

　　很多人工作不順心時都覺得自己當老闆好，可是大多數的人創業都會失敗，有不少人就是敗在決策上。身爲一把手最大的挑戰是在所有人都下不了決心要怎麼幹時，你必須能拍板，並且承擔全部的風險。作爲下屬判斷正確不難，建言不難，最難的是無法承擔決策的風險，這個只有一把手承擔。

　　我能理解劉江的躊躇，可是市場不會給我們留有多少餘地。傳統媒體遭遇互聯網傳播方式的衝擊是全方位的，從對傳播理念的理解到運營模式的改變，乃至人才流動的方向，傳統媒體受到的挑戰越來越大，而傳統媒體人長期形成的精英意識在信息共享的時代顯得日益不合時宜，吳泓去世後的劉江就像一個不甘落敗的老國王，勉力支撐着狂風暴雨中的宮殿。

　　劉江很聰明，但並沒有什麼心機，見人都說實話，還交底，這使某些不懷好意的人常常利用他的弱點欺矇他，而且還真能得手。

　　我在時尚集團工作時，爲他屢屢被騙一直很着急，數次提醒，他也不聽。到我辭職後，完全置身事外，我漸漸能夠理解他的堅持不改：

　　如果說容易相信別人是弱點的話，那麼當年如果不是因他和吳泓的“輕信”，高曉紅和我又怎麼可能在不到三十歲時就分別擔任《時尚伊人》和《時尚先生》的主編呢？如果不是他們的“輕信”，徐巍又怎麼可能在沒有任何主編管理經驗的前提下被委任接替曉紅執掌集團的旗艦刊《時尚COSMO》呢？鄧立怎麼會在28歲時成爲《時尚健康》的創刊主編呢？王鋒又怎麼有機會在時尚集團證明他是中國極其出色的男性雜誌主編呢？

　　時尚集團自2000年之後的快速發展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大膽啓用新人，實行出版人負責制。作爲掌門人的吳泓和劉江給予了所有刊社的主管高度的信任和充分的自主權，我做主編、助理出版人、執行出版人十餘年，兩位領導從來沒有要求我接納他們介紹的私人關係，這種自由度給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人以很大的發揮空間。

　　既往的成功經歷使劉江對自己的判斷力和用人不疑的原則十分篤定，後來劉江因爲輕信他人而受挫，一方面是他迫切尋求改革的焦灼使他難免被一些誇大其辭的蠱惑誘導，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他的個性在這樣一個爲了成功可以無限放低底線的市場環境下，不具備防範他人惡意的警覺，劉江的缺少城府成了一個企業家致命的弱點，這令他在吳泓去世後獨自擔綱的十年裏過得非常辛苦。

　　我們要怎麼責備他呢？他由衷地信任過別人，也一心一意地栽培過別人，此前他在時尚的經歷讓他以爲別人都會對得起他的信任，可是後來不盡然了，哪一個企業家沒有遭遇過被信任的人背叛呢？這隻能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吧。

　　該放手和能放手的糾結

　　吳泓去世得早，還不面臨放手的問題，兩年前劉江年滿60，到了大多數人的退休年齡，那時他從雜誌社社長一職離任，但依然做着董事長，後來又兼回總裁，在傳統媒體面臨巨大轉型壓力的這五六年，他有多艱難，在傳統媒體工作過的人大概能想象得出來。

　　很多人不能理解劉江爲什麼不回家頤養天年，最近這一年我和與他年齡相近的一些企業家聊到接班人的話題後，漸漸理解他們那代人的心理糾結。

　　他們都是第一代創始人，創始人情結是很難解開的心結，在這種心結下，想找到“理想的接班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他們爲下一代創造了不同於自己早年的成長環境，孩子們很難被打磨出創業一代所具備的人格特質，這讓他們不容易相信自己的孩子遇事兒能扛得住，更不用說經營理念、管理作風上存在的差異了；

　　職業經理人大多是來工作的，對於企業並無創業者所懷有的歸屬感和使命感，這並無過錯，身份與站位使然；

　　可以指望的另一個選擇是內部培養內部提拔，可是溫順的人不太可能超越創始人的成就，能幹的人又可能會引發太子逼宮式的權力傾軋。

　　這一代企業家現在陸續步入五六十歲，身體肯定不如從前，但企業的規模又遠勝於以前，這種矛盾常常演化爲他們用透支健康來維繫企業的穩定和發展，他們又那麼愛自己嘔心瀝血創辦的事業，這使他們常常不知不覺地投入過多，身體發出了警報也不以爲然。

　　所以我一直覺得一個人選擇做企業家，尤其是選擇做創業企業家是一個多麼悲情的選擇！但就是有那麼一些人樂此不疲。

　　這一代企業家真的是目前中國經濟的脊樑，沉澱在他們身上的很多特質是這些企業還在運行的重要支柱。

　　可是崇拜年輕崇拜新科技的社會風氣，使他們在行至暮年時遇到了強烈的攻擊。

　　如果不是一個修行人，很難接受自己辛苦大半生，只要離開目前的崗位就再沒有榮光可享，也很難在新技術侵入各個領域的競爭中，確保步步緊跟。他們當中的有些人還苦苦支撐着，心裏是有很深的恐懼和不甘的。但我們目前的社會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對傳承價值的忽視會使後來者不信任前輩的經驗，也不尊重價值積累的歷史意義。而無視對新技術掌握能力的代際差異，不惜以犧牲相當一部分人的利益來換取“發展”的狂熱，最終會製造很大的社會不公，那麼每一代人都會在度過盛年後遭逢同樣的冷酷。

　　吳泓、劉江已經離世了，傳統媒體也難以再現昔日的輝煌，但這一代媒體人生命中所凝結的精神，仍然有它當下的意義，未來無論時尚集團命運如何，商業上業績如何，不可否認的是它是改革開放的歷程中，中國傳媒領域取得的一項成就，未來新一代會創造新的成就，而可以被傳承的是那種對待事業的赤誠和對社會的責任感。

　　每個能成就一番事業的人都是被他所處的時代選中的，這意味着這個人對選中他的時代負有責任。履行了這份責任，便是對下一個時代的付出，這就是傳承得以存續的所在。

　　每一種關係都會結束

　　劉江去世前半個月約我敘舊，我那時正好要出門，就沒見成。等我回京去大廈拜訪，他已經因爲腰椎間盤突出在家臥牀休息數日了。我們只能在微信上聊幾句，我反覆說的只有保重身體。

　　經歷過2001年高曉紅去世（32歲），又經歷了2009年吳泓去世（46歲）。我和劉江說身體要緊，不僅僅因爲“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還因爲一個人的安然存在關乎很多人的福祉。

　　劉江的妻子是一位樸實而熱情的女性，創業初期我們會在吳泓和劉江兩家輪流聚會，在劉江家時，會吃到他妻子包的餃子。劉江的兒子也是一位單純靦腆的大男孩兒，當年我做選題，爲了節約經費，找過他充當兒童模特。

　　劉江是位孝子，一直奉養父親直到臨終，他的兄弟姐妹也多得他照拂。如今他走了，親人們沒有了可以依靠的對象，這在一個家庭是一件沉痛的事。

　　吳泓、劉江、高曉紅都是在工作崗位上離世的，到生命的終點，他們都沒有離開他們摯愛的工作。

　　用情至深是很傷人的，但他們應該都對此無悔。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