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這個詞最初是由英國官員們發明的，並且是作爲貶義詞。1887年，德國低價產品大量涌入英國，英國政府要求從德國進口的商品必須貼上這樣的標籤。當時的德國對英國來說，就像今天的中國對歐洲或美國一樣。但英國試圖保護國內企業免受競爭影響的努力卻適得其反，德國製造在短短十幾年時間就成爲了高質量的代名詞。

工業4.0研究院通過翻譯《德國經濟的復興：美國從中汲取的經驗教訓》(Germany’s Economic Renaissance：Les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一書，解讀德國如何在幾十年裏取得成功的故事，也告訴了我們一些德國的思維方式和傳統。

德國的工業革命來得很晚，但它卻以驚人的速度改變了經濟。

直到19世紀，德國在政治上仍然四分五裂，經濟落後。農奴制使農民依附於地主，使貴族階級有權利剝削農民，直到19世紀初農奴制仍然在某些地區延續着，包括普魯士，這個最強大的德意志王國。在英國封建制度結束後的幾個世紀裏，相當一部分的德國人被困在農業經濟中，貧困潦倒，沒有受過教育，無法成爲工廠勞動力，更不用說成爲創業精神的源泉了。

我們今天所知的德國現在還不存在。當時的德語世界圍繞着兩個帝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由德國人統治，但中間混雜着說着不同語言的民衆和分割的領地。貨物每一次穿越如符騰堡或巴伐利亞等獨立邦國的邊境時，都要被徵收關稅。這些障礙抑制了貿易，甚至到今天其遺留問題仍然存在。雖然高地德語（標準德語）是受過教育的階層和商業人士交流的語言，但許多地區方言仍然存在，而且依然是巴伐利亞或與丹麥接壤地區的日常交流語言。這些不僅僅是地方口音。有些方言是十分費解，以至於當地人在電視上接受採訪時，廣播公司竟需要將話語翻譯成字幕，這樣國內其他地方的觀衆才能聽懂。在某種意義上，語言限制這個問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德國古代經濟和政治。

德國的制度改革始於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在那段時期，德國自己的民主運動最終失敗，但統治階級清楚地意識到，在德國廣大民衆中醞釀着更大的動亂。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已經非常糟糕且仍在下降，與此同時，人們的期望卻在上升，因爲機械化耕作的農業工人和公民瞭解到在其他地方發生的民主變革。對法國式混亂的恐懼促使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勉強接受有限的變革，包括解放農奴，並於1818年在普魯士開始建立關稅同盟。自由貿易區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得以擴大，商品能夠在德語世界中更便捷地流通。

19世紀70年代，德國作爲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誕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普魯士總理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謀略。俾斯麥冷酷而務實，他明智地看到，爲了維護貴族的權力和特權，對大衆的讓步是必要的。他成功地阻止了真正的民主統治，但另一方面，他引入了諸如醫療保險這樣的改革，改善了普通工人的生活。在1883年，德國工人獲得了免費的醫療和藥品，而且在他們無法長期工作的情況下也能得到病假工資——而時隔130年，美國纔有奧巴馬醫改計劃。俾斯麥使今天的德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爲，政府將爲醫療和教育買單，保護他們免受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嚴酷影響。

與政治變革交織在一起的是迅猛發展的新技術，即鐵路。鐵路的出現意義重大，因爲它不僅加速了貨物和人員的運輸，而且還創造了對鐵路和機車的巨大需求。第一批鐵路設備是從英國進口的，但德國人很快就學會了自行生產。到1853年，德國機車生產94%由國內企業完成。德國鋼鐵業和機械製造業由此誕生了。

爲什麼意大利等其他國家當時沒有這樣做？德國爲什麼能夠如此快速地發展自己的鐵路製造基地呢？魯爾河谷蘊藏豐富的煤炭是部分原因。但德國——我指的是我們現在稱之爲德國的地區——似乎也有足夠多的今天我們稱之爲企業家的人，他們不安分、野心勃勃、一心追求新市場和新技術。普魯士社會的軍國主義也發揮了作用，它創造了對軍事工程師的需求，爲普通階層出生的年輕人提供了獲得培訓的途徑。德語地區的貧困和人口過剩也爲人們尋找更好生活的途徑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大量移民涌入美國，但仍有一些人留了下來並建立了公司，他們的名字仍然可以在公司標誌上找到。我首先想到了阿爾弗雷德·克虜伯（Alfred Krupp）。1826年，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只有14歲，他的父親去世，留給他的是打理家族經營的鋼材廠的責任。這位年輕人意識到鐵路出現所帶來的機遇，開始生產車軸和其他機車部件。突破發生在1852年和1853年，當時克虜伯公司發明了無縫鋼軌，該車輪可以在不解體的情況下以更快的速度運行。克虜伯公司在1847年開始生產用於火炮的鋼錠。克虜伯公司不滿足於僅僅作爲一個分包商，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發明了自己的大炮，並於1859年開始向普魯士軍隊出售。“克虜伯”這個名字很快就會成爲德國軍事侵略的代名詞。

在很大程度上，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爲數百名德國商業領袖樹立了榜樣。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創始人。他接管了家族企業，但將其轉變爲比他所繼承的企業更爲宏大的企業。本書稍後討論的許多公司都遵循這種模式。阿爾弗雷德·克虜伯是一位創新者，他不僅利用他人的發明，而且通過發明優於競爭對手並由公司獨家擁有的新產品來擴大銷售。今天，我們想當然地認爲企業會進行自己的研發，但這在那個時代是一件新鮮事。阿爾弗雷德·克虜伯認識到，最尖端的產品產生的利潤最多。現在我們可以說克虜伯公司的目標是高端市場，價值鏈的頂端。克虜伯公司並不滿足於自己生產導管，而由另一家公司將其升級加工爲火炮。獲得利潤的方法是在生產過程中提供最具技術挑戰性的部分，做一些競爭者做不到的事情。

但19世紀的克虜伯公司也瞄準了價值鏈的底端。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希望控制生產的每一個環節，甚至是生產鐵礦石的礦山。克虜伯公司還維持着自己的國際銷售隊伍。經濟歷史學家Richard Tilly認爲，這種如今所謂的縱向一體化使得克虜伯公司和其他德國企業比英國競爭對手更有優勢。英國企業是在政府主導的商業體系下運營，並被用作外交政策工具。德國企業更接近他們的客戶和供應商，並且更好地瞭解市場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如今只有少數幾家公司會追求如此高的垂直整合水平，但偶爾也會有例外。2013年，寶馬開始大規模生產電動汽車，車身主要由輕質碳纖維製成，寶馬決定通過與SGL Carbon公司成立合資公司的方式，在華盛頓州自己生產原材料。現有的供應商無法生產出寶馬所需要的產品。而建立和維持一個外國銷售和服務機構的做法仍然很普遍，即使對於規模較小的德國企業也是如此。

在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去世幾年後，維爾納·馮·西門子（Werner von Siemens）於1816年出生，他是漢諾威附近小鎮上一個貧窮佃農的14個孩子之一，後來成爲德國經濟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工業革命爲擁有才能和雄心的年輕人提供了一條向上流動的道路，維爾納·西門子便是在階級制度出現裂痕後釋放人類潛能的一個例子（維爾納·西門子是在後來才獲得貴族稱號“馮”）。由於無法負擔高等教育，維爾納·西門子加入了普魯士軍隊，以學習工程技術。在服役期間，他發明了一種名爲“指南針式電報機”的機器，這種電報機不需要使用莫爾斯電碼。這成爲他在1847年與他的合作伙伴成立Siemens & Halske公司的基礎。在獲得在柏林和法蘭克福之間建設電報線的訂單後，維爾納·西門子便到國外尋找新的業務，在俄羅斯和英國修建電報線路。後來，他在大型電力公司的發展和商業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方面業務是如今的西門子企業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阿爾弗雷德·克虜伯一樣，維爾納·西門子也爲德國商業領袖樹立了榜樣。他首先是一名工程師，雖然對商業有着敏銳的嗅覺，但他似乎對發明有着發自內心的興趣。維爾納·西門子曾寫信給他的弟弟卡爾·西門子：“公司作爲一種財富來源，對我而言是次要的。我把它看作是我建立的一個王國，我想把它傳遞給我的後代，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在其中奮鬥。”這句話在今天可以成爲無數德國企業家的座右銘，對於他們來說，做出產品比貨幣積累更令人滿足。維爾納•西門子也是德國企業家的早期榜樣，他毫不畏懼地進入俄羅斯或中東等外國市場，這一市場的潛力遠遠大於德國市場。

除了製造業巨頭之外，還有數以千計的小企業填補了大型企業沒有興趣的利基市場。歷史學家保羅·爾克（Paul Erker）說：“德國幾乎每一箇中等城市都有小型的家族經營的機械工廠。”這些都是中小企業的前身，這些規模較小、高度專注的公司，比其他任何行業都更能推動德國經濟的發展。本書隨後將要討論的博物館展櫃製造商德國漢氏展櫃公司（Glasbau Hahn）在這個時代已經存在。

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和維爾納·西門子以及其他許多德國企業家之所以具有創新精神和積極推動國際化的原因之一，是他們不得不與英國競爭。德國的自然資源有限，德國的海軍遠不如英國強大且其進入公海的能力受到限制。與英國相比，德國當時在國外市場的影響力相當微弱。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前，德國甚至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

儘管如此，或者也許正是因爲這些缺陷，到19世紀末，德國的經濟才更具創造性，且以技術爲導向。1885年至1890年，德國發明家的專利數量是英國的11倍。德國大學建立在普魯士教育系統的基礎上，該系統旨在爲陸軍培訓技術專家，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訓練了3000名工程師，是英國的8倍。在德國，受過大學教育的企業管理者的數量達到了英國在半個世紀以來所沒有達到的水平。德國的企業管理者們在英國的工廠裏當學徒，學習他們的方法和技術，並引進英國專家到德國工廠工作。他們還前往美國學習大規模生產方法。這種對技術培訓和教育的重視仍然是德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雄心勃勃的年輕德國人在國外旅行和工作，學習其他文化及其做事的方式。

19世紀下半葉，德國的出口增長速度已超過了英國，威脅着英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先地位。英國人充分意識到這一威脅，召集皇家委員會研究這個問題，在1887年頒佈了要求貼上“德國製造”標籤的法令。然而，再多保護主義也無力阻止德國製造業的崛起。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佔世界貿易的12.3%，僅次於英國的14.2%，領先於美國的11%。海外銷售佔德國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1907年的克虜伯公司僱用了64，000名工人，與2012年其現代企業蒂森克虜伯公司（Thyssen Krupp）在德國僱傭的一樣多。德國毫無疑問在當時已經成爲一個強大的出口國，如今回想起來，隨後德國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的決定就顯得更加愚蠢和莫名其妙，簡直可以說是悲劇了。

然而，如果認爲19世紀的德國正穩步走向繁榮，且這種繁榮是被威廉一世及其手下的將軍的狂妄自大所破壞是不準確的。這是一個經常發生軍事衝突和經濟危機的動盪時期。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生活是艱難且往往是無比痛苦的。工作環境糟透了，工資勉強維持生計，能否果腹是一件令人憂慮的事。德國的企業管理者可能會因爲他們的創新而做出魯莽的決定。由於阿爾弗雷德·克虜伯及其繼任者的過度擴張和誤判，克虜伯公司不斷受到金融危機的困擾。隨着克虜伯、西門子和拜耳等公司成長爲巨型企業，他們試圖保護自己不受競爭的影響，而這種競爭在幾十年前則是它們自詡的特點。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名詞“利益共同體”（德語Interessengemeinschaft，縮寫IG）。字面上來說，它意味着一個利益共同體；實際上，這是一個壟斷組織。在19世紀80年代末期，許多大公司傾向於建立“利益共同體”，以保護自己免受國內競爭的影響。化工行業是最突出的例子。兩個壟斷組織控制了德國95%的染料生產，這些染料都是通過化學物質合成的，是當時最重要的化工產品。在全球範圍內，德國化工行業的這兩個壟斷組織控制了80％的產量。其中一個壟斷組織IG Farben（德語Farben是“染料”的意思）因其使用了奴隸勞工，並且成爲在大屠殺中用來殺死猶太人的毒氣齊克隆B的供應商而臭名昭著。

所有這些都爲未來埋下伏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領導人回顧過去的世紀，在這個世紀裏，他們從一個後封建時代的農業經濟轉變爲一個全球商業強國。德國企業已經形成了將持續一個世紀或更長時間的傳統。他們是創新的和全球化的。然而，他們仍然保留着對家族經營的偏愛。雖然他們生性謹慎，但當報酬或威脅足夠大的時候，他們會變得大膽甚至魯莽。他們相當重視教育。他們傾向於寡頭政治。

1914年，德國決定借道比利時襲擊法國，這一決定引發了巨大的人類悲劇，而相對而言其經濟後果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爲了理解現代德國經濟，讓我們簡要地審視一下兩次世界大戰對德國商業的影響。

毫無疑問，兩次世界大戰是災難性的。凱撒和他的將軍們嚴重低估了戰爭的成本和持續時間。軍隊從工作人口中抽調了1300萬人，佔德國人口的20％，其中300萬人死亡。國內經濟幾乎完全轉變爲戰爭生產，造成了德國人民巨大的貧困。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國經濟的破壞遠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戰後效應依然巨大。德國企業與那些曾熟練開拓的國際市場的聯繫被切斷了。德國的國際專利無效，使得競爭對手竊取德國技術成爲可能。例如，美國企業現在可以製造阿司匹林，這會威脅拜耳的壟斷地位。德國的海外財富被沒收。

戰爭期間的政治和經濟動盪對企業不利，它們需要穩定和可預見性。但一些聰明人從1923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中獲利，這將對德國製造業產生持久的影響。例如，京特·匡特（Günther Quandt）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家紡織品製造商的富有後代，他用貶值的德國馬克收購了電池製造商瓦爾塔公司（Varta），爲他的兒子赫伯特·匡特（Herbert Quandt）奠定了財富基礎。赫伯特·匡特之後收購了寶馬公司，其繼承人仍然控股寶馬公司。另一個發展值得一提。爲了平息工人的不安情緒，德國企業引入了“共同決策”的概念，即給予工人委員會在公司管理中的發言權。這是俾斯麥在上世紀使用的策略。商界和政府精英爲了維持整體的控制權，在工人階級重要的日常事務上做出了讓步。

德國境內外的許多人認爲納粹時期是德國經濟繁榮和技術進步的時期，但事實並非如此。在20世紀20年代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納粹時期之前的通貨緊縮和政府緊縮政策之後，德國迫切需要恢復元氣。納粹黨衛軍對德國技術優勢的宣傳是言過其實的，甚至連局外人都下意識地接受了這種宣傳。德軍還在依靠馬匹來運輸。即使德國爲了應對盟軍轟炸，更快地部署噴氣式飛機，但實際上英國和美國的噴氣渦輪技術更加先進。德國科學家在研發和部署雷達方面遠遠落後於英國和美國。

德國製造業的雅利安化使得德國經濟失去了一批最精明的銀行家和企業家。法蘭克福銀行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梅耶·阿謝爾·羅斯柴爾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及其後代創建的，他們在18世紀爲黑森州的貴族服務，使當地的猶太社區脫離了貧民區。在納粹時期，德意志銀行、德國商業銀行和其他借貸機構中驅逐猶太人，使得這些機構失去了重要的專業知識來源。鑑於今天德國銀行和資本市場的糟糕狀態，人們不禁懷疑德國的資本市場是否可以復甦。在撰寫本書時，德累斯頓銀行已經消失，德國商業銀行受政府控制，而德意志銀行正努力保持其在全球投資銀行中的地位。與美國相比，德國資本市場尚不發達。在美國，大約三分之二的商業融資來自資本市場，三分之一來自銀行。在德國，這一比例恰恰相反。德國人仍然不願意在股市上籌集資金。世界上最大的汽車電子零部件製造商之一博世等大型公司仍然是私人持股。然而，這可能變成德國的一個優勢。德國企業生產資本貨物和昂貴商品，這些貨物極易受經濟波動的影響。沒有股東要求季度收益不斷增長的壓力，德國企業就能夠制定長期計劃。然而，他們需要有能力且謹慎的企業管理者來利用這種自由。

就像納粹時期德國製造業實力被誇大了一樣，盟軍轟炸對德國製造業的影響也被誇大了。1944年美國空軍的一項調查發現，轟炸只損壞了所有機器的6.5%，而其中只有10%完全無法使用。英國夜間轟炸的目標是工人居住的街區，根據準確的計算，熟練工人比機器更容易被摧毀，也更難找到替代。雖然人力損失巨大，但西德受益於在戰後幾年裏大批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其他東歐地區涌入的技術嫺熟的人口，這些地區曾是普魯士歷史上的一部分，也有大量的德國人口。赫伯特·卡尼基薩（Herbert Kannegiesser）便是在當時從波蘭來到西德，他曾學習過工程學且曾從事過飛機製造業的工作。赫伯特·卡尼基薩最後留在了德國西北部的一個小鎮弗洛託，該小鎮是德國紡織工業的中心。赫伯特·卡尼基薩發現紡織品生產商需要設備，於是和他的妻子厄瑪開始生產用來壓印襯衫的機器。起初，只是卡尼基薩夫婦和兩名員工在工廠車間內作業，但業務發展很快。雖然後來服裝行業最終拋棄德國和歐洲，轉向亞洲或其他勞動力廉價的地區。但是，赫伯特·卡尼基薩專注於需要專業技術的業務部門，併成爲了一個擁有工廠網絡的國際供應商，每年銷售額約爲3億歐元。我們之後將在這本書中反覆提到赫伯特·卡尼基薩的兒子馬丁·卡尼基薩（Martin Kannegiesser）。

1945年的德國飽受創傷、飢餓和混亂，城市成了一片廢墟。儘管對於大多數德國公民來說，情況看起來很糟糕，但用歷史學家保羅·爾克的話來說，德國當時的商業條件“並不那麼糟糕”。

因爲，德國製造已經成長爲了一個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它很快在戰後又恢復了成長的動力。工業4.0研究院將針對如何高質量發展的問題，深入挖掘德國和日本的成功經驗，並在工業4.0頭條和工業互聯網沙龍兩個平臺發佈獨家內容。

i4CN（工業4.0中國-簡稱），是中國最系統化、最全面的工業4.0、工業互聯網、智能製造、無人工廠領域的第三方諮詢公司。；公司整合華爲、博世、騰訊、美的等專家，首家提供工業4.0整合方案，包括i4技術項目、i4四大管理體系、十大思想變革的三層金字塔式諮詢架構；能夠指導企業實施專業化的工業4.0變革和無人工廠規劃建設與運營管理。助力國家實現中國製造2025的宏偉藍圖。

樑卓業 i4CN首席諮詢顧問中國工業4.0、智能製造、無人工廠、工業互聯網專家，華爲ISC、IPD體系專家華爲ISC+項目組成員，智能製造標杆車間項目經理工業4.0十大思想變革、無人工廠建設體系首創人中山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雙MBA，廣東工業大學機電學院本科歡迎需要導入華爲ISC、IPD體系，實施工業4.0無人工廠的企業與i4CN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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