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吳甡在回憶自己一生的時候。很自豪的寫道：萬曆四十一年（1613、癸丑）春我考上了進士，名次位列三甲，按照慣例應該去地方擔任知縣或者推官。當時有人勸我應該去找貴人給要一個美缺，留在京師或者去富庶的地方。我對他說：‘去哪應該服從朝廷安排，豈可向人營求’。就這樣我就去了簡僻的福建邵武做知縣，仕途之路從此開始。

　　（吳甡回憶錄《憶記》）

　　從吳甡的回憶可以看出在他的年輕時代，進士分配託人找關係已經成爲常態。不找的反而成了另類。

　　爲什麼會形成這種現象？

　　人的行爲無非是人性在應對制度規則中的體現。首要是瞭解明代該的進士分配製度。

　　（科舉就是一個漫長的淘汰過程）

　　第一甲的三人分配是明確的，第一名是修撰；第二三名是編修。二甲、三甲中優秀的會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稱爲“選館”，張居正就是二甲九名被選爲庶吉士。庶吉士有儲相之稱，非常有前途，而人選的不確定就留下了操作空間。

　　剩下多數的二甲進士，分配在京師的擔任各部主事，在地方的擔任知州，薪俸享受從七品待遇，這也可以理解爲明朝版職俸並行。主事是各部下面司屬的官員，其上面有郎中、員外郎，平時的工作就是帶領下面幾個科整理相關奏議、諮文、行文。其中吏部文選司對文官選拔權重很大很大，他的主事自然屬於熱門職位。而兵部就比較冷門，兵部尚書楊嗣昌就多次提到兵部工作量大，升遷慢，還容易出事，甲科都爭相去吏部不願意來這裏。

　　（張居正）

　　三甲進士在京師的定評事、行人、中書等官，在外定推官、知縣，薪俸上正八品。其中留京的只有十分之一。行人司的行人、內閣的中書舍人平時接觸都是最高層，信息流比較集中，關注度比較高。留京比例太低，顯然競爭會很激烈。

　　可以看出：就中央部院而言，吏部熱門程度會很高；兵部會很冷。就地方而言，江浙特別受歡迎，沿邊就沒人願意去。吳甡在巡按陝西的時候就說地方官水平太差，甲科缺乏，希望朝廷多分派甲科到這裏。

　　《山海關志》留下了一段材料：

　　梅愈，主事，由進士，江西湖口人，成化六年在任，仕至知府。

　　尚絅，主事，由進士，河南雎州人，成化六年在任，仕至布政司參議

　　胡賛，主事，由進士，浙江餘姚人，成化九年在任，仕至運同 。

　　吳志，主事，由進士，浙江遂昌人，成化十一年在任，仕至知府。

　　蘇章，主事，由進士，江西餘幹人，成化十三年在任，仕至知府。

　　熊祿，主事，由進士，江西進賢人，成化十六年在任，仕至右布政使。

　　尚縉，主事，由進士，絅弟，成化十九年在任，仕至知府。

　　朱繼祖，主事，由進士，江西高安人，成化二十二年在任，仕至知府。

　　這是駐山海關的兵部分司主事，都是進士，不免終身在地方，甚至不少做到知府就致仕了。

　　（山海關）

　　當然僅僅是這樣還好。在實際操作中，三年一考的進士需要等各地有空缺，才能派出去。而等待的時間儘量不讓他們閒下來。除了想家靜待分配的，多數會安排在各部門觀政，進行實習歷練。這個時間大體有半年左右。

　　在這半年時間裏，變數會有很多，留京還是去地方？去吏部還是去太僕寺？去蘇杭或去延綏？去南京六科還是北京六科？一切都是未知數。雖然要看錶現，但在晚明更多看“門生、座主、同鄉”，內閣首輔打了招呼、吏部尚書沒畫進名單，影響極大。

　　（袁崇煥這種主動去邊疆的人太少了）

　　弘治三年吏部尚書王恕有一份奏議：

　　照得自今六月本部大選官員，取到三甲進士內一員石存禮，年二十二歲，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該選知縣。臣等竊唯知縣乃一縣之主，百責所萃，生民休慼系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勝任。……今石存禮年方二十二歲，氣質清秀，形體孱弱，若除授知縣，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羣僚之上，督率衆職，分理庶務，加以送往迎來，承上接下，勞苦百端，恐不能堪。看得行人司行人亦系三甲進士該除官員，其職最簡而無勞事，欲將石存禮仍送該衙門辦事，候有行人員缺，另行除授行人。使本官讀書進學，日省月修，待其老成，然後授以任事之職。

　　石存禮22歲就成爲三甲進士，按照名次應該授予知縣。但吏部尚書考慮到他身體虛弱、經驗缺乏，不建議擔任知縣。留在行人司做行人，讀書進學，慢慢提高。以後等提高了在下去任事。石存禮就這樣獲得了留京機會，有了一個較高的起點。當然他的官運不太好，之後做了南京戶部員外郎，到知府就致仕了。

　　職務分配上的不確定性，顯然會增加進士的焦慮；加上在科考結束後，半年左右的時間纔會定職，自然留下了更多的操作時間。這一過程中，不少進士就會選擇門路，找到引路人，以爲自己一生的發展奠定基礎。也有比較坦蕩不去求人的，靜等分配安心發展。

　　至於吳甡的自豪還有另一個原因：三十年的時間他從知縣做到了內閣大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