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一例

——試談《山那麪人家》

作者有了豐富的生活，象弄潮兒熟悉水性一樣熟悉他的題材，這個題材吸引着他，糾纏着他，通過思想感情的鑄冶，逐漸地形成一個胚胎，然後用他自己的表現方法把它抒寫出來，如果是一個比較成熟的藝術家，這種鑄冶的過程，也就是產生風格的過程。資產階級說藝術家的唯一本領是說謊，是善於編造，我們的觀點恰恰與此相反，我們認爲藝術的生命是真實，一點兒做假不得。所謂寫真實，一方面指的是生活的真實，另方面，我看也要從思想高度上寫出作者自己的感情的真實，進一步求得兩者的統一。服從主觀，從偏見出發，一味的遷就個人情趣，這樣的作品是歪曲現實的，不真實的，它的結果是個人放誕和自我擴張，談不到什麼風格。相反地，自以爲忠實於客觀，掩藏了個人的感情，或者對生活勉強湊合，自作多情，這樣的作品純粹出於矯情，沒有什麼感染力，給人的印象還是個不真實。風格呢，當然也談不到。

如果說得通俗一點，不妨拿書法作個比喻。把生活當作法帖，象臨摹法帖一樣去臨摹生活，即使筆肖畫似，寫得再好，也不會有真正的獨立的風格；反之，沒有臨過法帖，不講究書法的規律——在創作上是藝術的規律，任意塗抹，雖然寫來每人不同，或如蝌蚪，或蚯蚓，甚至自命爲野獸派或者惡魔派，能不能說他們已經象成熟的書法家或者藝術家一樣，有了自己的風格呢？也不能。我們說“風格是人”，因爲人的個性是組成風格的一個重要的條件，然而個性並不等於風格，風格不可能不求而得，也不可能一蹴即就。所謂成熟，指的是作者在思想上、藝術上、性格上、甚至趣味上都有一定的鍛鍊，主觀世界的感情的真實，能夠統一於客觀世界的生活的真實。我在這裏特別強調感情，因爲由我看來，一個作者不僅要有正確的思想，還要進一步讓這種思想滲透到感情裏去，作者灌注在作品裏的感情，愛什麼，恨什麼，往往不只是依靠單一的正確的思想，而是根源於他的整個世界觀——從思想到感情的全盤的變化。從這點上說來，儘管組成風格的因素很多，然而，首先離不開在正確的世界觀指導下，作者感情的真實與生活的真實的統一。

寫到這裏，我想起了立波同志的短篇。

除了長篇《山鄉鉅變》外，立波同志在這一時期裏還發表了不少短篇，就以《禾場上》（見一九五六年《人民日報》）、《山那麪人家》（見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號《人民文學》）、《北京來客》（見一九五九年六月號《人民文學》）三篇而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是有意識地在嘗試着一種新的風格：淳樸、簡練、平實雋永。從選材上，從表現方法上，從語言的樸素、色彩的淡遠調子的悠徐上，都給人以一種歸真返樸、恰似古人說的“從絢爛到平淡“的感覺。然而立波同志的風格的特徵，卻決不止於“平淡”，而是通過平淡的故事，寄託了深厚的感情，字裏行間，處處跳躍着發自作者內心的對生活的喜悅。不錯，作者沒有直接表達他的激動，他的思想深入到故事的內容，使感情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和諧地揉合在一起，既寫出了客觀的現實，也寫出了作者的感情。三個短篇的故事並不驚險，色彩並不絢爛，情調並不強烈，他寫的是生活中最平凡同時又是最根本的變化，躲在紙墨背後的作者的感情，我看還是十分激動的，三篇中的任何一個短篇，都是作者一往深情的對社會主義的頌歌。

我說得過分了嗎？不！我沒有說得過分。

就以《山那麪人家》來說，當然，小說並不是沒有缺點的。作者在渲染生活情趣時，某些筆觸，匠心中透露做作，留下了斧鑿的痕跡。例如：一開頭說姑娘們爲什麼要笑，問了一位“專家”，說是“她們笑，就是因爲想要笑。”因此就——“我覺得這句話很有學問”；新房裏擺着一對細瓷羅漢，頭上戴了“紅星帽子“，於是便——“我想，他們一定已經改造了，”這種地方顯得作者是在故意纏弄筆頭，讀起來趣味不高。但整個小說的調子是和諧的，通過生動的細節的描寫，每一個人物，每一件東西，每段情節，都滿了作者喜悅的慼情，創造了掩蓋不住的歡樂的氣氛。如果說，由於對社會主義的激情，作者曾經淋漓盡致地歌頌了土地改革，展開了絢爛多彩的長卷，現在，同樣是由於對社會主義的激情，作者又餘味無窮地讚美了農村新氣象，提供了安詳輕鬆的小幅，這是生活的繼續，是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作者爲自己的藝術創作開闢了新的天地，建立了新的風格。符·阿·賽羅夫描寫十月革命，繪出《冬宮攻下了》那樣的名畫：一個赤衛隊員和他的同伴老年士兵，兩個人站在散亂着彈片和碎石的冬宮臺階上，點燃起劇戰後的第一支菸卷，那麼安閒，那麼舒暢，觀者的感情不由自主地被剛剛結束的緊張的戰鬥牽引着。我覺得立波同志的短篇也有類似的情調。當然，今天的農村離開土地改革時期已經較遠，不同於剛剛攻下的冬宮，時間給作者以更多的描寫新的生活的條件，然而無形的彈片和碎石還沒有消除淨盡，例如獸醫的“包辦論”，社長的不滿足的婚姻，便都和過去的社會有着千絲萬縷的牽繫。不過賽羅夫的目的，並不在於刻劃彈片和碎石，而是要根據彈片和碎石所反應的緊張，襯托出此刻的安閒和舒暢，立波同志的目的，也並不在於詛咒舊婚姻制度的殘餘，而是要通過包辦婚姻所反映的苦惱，襯托出今天的幸福和歡樂，在這點上，他們的風格有着彼此一致的地方。有些同志只愛看直接描寫，不許有間接烘染，這已經是一種偏見；更有些同志認爲作者沒有寫農村的劇烈鬥爭，卻去寫一對青年人的婚禮，是“遊離於階級社會之外，脫離了政治。”那就不僅是偏見，而且有點近於怪論了。姑不論什麼時候總有人要結婚，有人要參加婚禮，說不上“遊離”不“遊離”，今天，“山那麪人家”的一對青年人，有了稱心滿意的結合，姑娘們“看着別人的幸福，增加自己的歡喜”，“嘻嘻哈哈地笑個不斷纖”，整個農村沉浸在愉快的生活中，這又是什麼原因呢？難道這裏面就沒有一點政治嗎？

不！這是政治，這是隱藏在作者世界觀裏最根本的東西：

舊的沉下去，新的升上來，不過這回是偏重後者，因而不是採用“暴風驟雨”的形式，而是表現了風和日麗的風格。由於作者對社會主義的傾心，對農村新氣象的情不自禁的讚歎，笑，成爲貫串整個小說的一條紅線。姑娘成了堆，總是愛笑。一路上是嘻嘻哈哈地笑，到新房是輕聲地笑，哄往門外去一路笑，躲在窗外又爆發一陣笑，到堂屋裏肩挨着肩，咬着耳朵笑，聽新娘講話時喫喫地笑，一直到婚禮結束，客人散去，微風還送來她們一陣陣歡快的、放縱的笑聲。她們爲什麼笑呢？正如作者所描寫的：“青春，康健，無掛無礙的農業社裏的生活，她們勞動過的肥美的、翡青的田野，和男子同工同酬的滿意工分，以及這迷離的月色，清淡的花香，朦朧的、或是確實的愛情的感覺，無一不是她們快活的源泉。”那麼，她們又爲什麼不笑呢？不僅她們，新郎也笑，新娘也笑，客人們也笑，送新娘子的一個三歲的伢子，也被逗得高興地笑，滿屋子的人都笑，連挺着胖大肚子的一對細瓷羅漢，也在哈哈大笑。只有一個人不笑；鄉長。然而這個不笑的鄉長偏偏又是最會說笑話的人，看來，他也正是“快活的源泉”。作者挑選了一個這樣的環境，通過一對青年的婚禮，渲染了“歌聲載道，喜氣盈門”的今天農村的新面貌，刻劃了人們在新社會裏的精神狀態，這是作者眼裏看出來的生活的特徵：淳樸、輕鬆、愉快。風格從哪裏來，我看首先就是由於這種思想感情的培育，逐漸地形成起來的。

作者的風格的形成，另一方面，也由於他適當地運用了農民的語言，描繪了農村的風習，使整個小說洋溢着樸素的鄉土的氣息。作者對農村生活的諳熟，知識豐富，寫來得心應手，好比搓泥丸子一樣，搓得爛熟，這就大大地有助於他的風格的創造。臂如寫聽壁腳，寫送親孃子，寫哭嫁，寫窗格、錫燭臺、小鏡子、瓷壺、瓷碗上貼紅紙喜字，寫新房裏的陳設，一切都是土生土長，展示了農民的風俗和習慣；然而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在描寫這些的同時，又給所有風俗習慣塗上了一層十分勻稱的時代的色澤，使人覺得這一切都是舊的，然而又不完全是舊的，時時反射出一種新的光彩，這是什麼呢？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折光吧，你看，新娘子掏出她的勞動手冊來了，兩千工分，還說她不是喫閒飯靠人來的，是過來勞動的；你看，新郎公趁着婚禮進行，大家一不留神，偷偷地溜到山邊地窖裏，檢查紅薯種去了；你看，除了那位還在改變中途、目前顯得有點不倫不類的牛郎中外，所有參加婚禮的人，從老社長到後生子，他們在爲什麼叫好、爲什麼拍手呵！正是這些生活習慣、精神面貌上的細節，織成了作者心頭的喜悅，成爲他的風格的要素。有的同志說，這篇小說存在着“嚴重的筆墨浪費現象”，寫了太多“與主題無關緊要的東西”，“用五六百字”就可以寫完，而且主題思想可以“更爲鮮明”。我並不認爲《山那麪人家》不能再壓縮，倘說可以壓到“五六百字”，使主題思想“更鮮明”，卻實在使我喫驚。如果世界上真有這樣的能手，我極願立刻捲起鋪蓋，登門執弟子禮；好好地學會這個本領。只怕事實並不如此。因爲一篇有風格的小說，它的細節描寫往往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膠合在一起，不可能拆散分開。加以刪削，不僅風格將完全失去，而且主題思想也不會“更鮮明”，而是會更模糊。《山那麪人家》裏的細節，那些有關風土人情的描寫，基本上合乎這個規律，作者並沒有太多地浪費自己的筆墨。我完全贊成把小說寫得短些好些，但是短些不應該妨礙好些，好比寫字——哦！我又談到書法上來了——大概是蘇東坡說的吧，他說；寫大字要收緊，寫小字要放鬆。我看這句話很有道理。在藝術創作上也是一樣。所謂放鬆，當然不是說短篇就可以拖沓，而是說寫短篇時作者的意境要開廣，撒得開，看得遠。惟其是短篇，題材的限制很大，作者不僅要深入眼前的對象，還得象《水滸》裏公孫勝使喚天兵天將一樣，從自己的全部經驗裏，喚起所有的生活知識——新鮮的、生動的、具有民族特徵的，經過嚴格選擇的形象，來支援藝術風格的誕生。我以爲立波同志的長處，是他對中國農村生活有豐富經驗，對民族風習有廣泛知識，所以他的風格除了淳樸厚實之外，還能夠有含蓄，饒餘味。

作者的意境要開廣，讀者的意境也要開廣，如果表現在作品裏的思想感情不健康，加以批評，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不應該流於狹隘。在《山那麪人家》裏，社長不同意獸醫在婚禮上大談國內外形勢，有人說這是‘不關心政治”；社長稱道新娘的兩千工分是真正嫁妝，有人說這是“金錢觀點”；新娘講話時說“我快活極了，高興極了”，有人說這是宣揚“結婚就是幸福主義”；姑娘們來“聽壁腳”，有人說這是“低級趣昧”的‘庸俗觀點”，新房全部鋪蓋，只有兩個枕頭是新的，有人說這是歪曲農民生活；用了五塊錢社長還要監督，有人說這是誣衊幹部和羣衆的關係；寫月光花香樹影，有人說這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稱空口白話爲“八股”，有人說這是修正主義。總之，“主義”一大堆，“觀點”滿天飛，片面地根據看來似乎是正確的原則，去判斷豐富複雜的生活，這樣不但割裂了生活，實際上也是割裂了作者的世界觀，把作者思想感情裏錯綜銜接、互相統一的關係，還原到一個簡單的公式，這樣，生活幹癟了，思想枯竭了，作品處在這種精神狀態下，它的結果必然是：風格的萎縮。

然而我們是要有風格的，我們黨提倡風格，贊成藝術園地裏出現多種多樣的風格，在一切成熟的——不管是年輕的或者年老的作家的筆底，新的風格正在成長。暴風驟雨是一種風格，風和日麗也是一種風格； 絢爛是一種風格，平易也是一種風格；我們既贊成棄放、雄偉、剛健、熱烈，也贊成淳樸、厚實、清新、雋永，生活是多彩的，這一切都符合於我們民族氣派與時代精神。如果有人徘徊於有無生滅之間，寄情“枯樹”，託意“小園”，從生機蓬勃中追求虛無空靈的風格，那就千脆告訴他：我們不贊成！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

原載 1959 年 7 月 8 日《人民文學》本年 7 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