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68周年社庆直播”速记

就在不久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度过了它的68周年生日，六十多年的时光，是一家出版社与文学相伴相随的美好时光，就在3月28日，张庆善、周大新、祝勇、白茶等老师纷纷献上了他们对人文社的生日祝福。

1.

张庆善：承接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

张庆善：人民文学出版社68年建社的庆祝，不仅仅是出版界的事，也是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事。这样讲有一点问题，出版社当然是出版界的事，怎么又成了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事呢？我说你要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的出版事业、文化事业、学术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你就可以肯定我这个看法。人民文学出版社确确实实是出版重镇、学术重镇和文化重镇，我们在朝内大街166号，被公认为北京的文化地标，这就是因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化、学术出版上发挥的作用，所以大家得到共识。

人民文学出版社这68年来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发展，代表了中国的学术发展，代表了中国的出版发展，值得好好庆贺。

还记得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书是2000年的《漫说红楼》，不是很厚的一本书，是带有普及性和学术性的书，到今年十八九年了。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我们有很多合作，我所工作的单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很多合作关系，比如我个人出书是十九年前的事情，后来还有一套书我也参与了，就是在新世纪红学当中有很大影响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那是红楼梦研究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合作的。当然红楼梦研究所与人文社最重要的合作项目就是《红楼梦》新校本的出版，红楼梦研究所在冯其庸先生的带领下，历经七年搞出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应该说在红楼梦发展史上、传播史上有很大的意义，这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中国出版事业、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出版、为红学事业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关淑格：在您和我们古典部的编辑们打交道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张庆善：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也是很了不起的团队。在我们心目当中，当年出版的老先生都是大学问家，说起来名字都不得了。像王利器先生、周汝昌先生，当年都是古典部的编辑，今天听起来都是令人仰慕的大学者、大师级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古典文学的出版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特别代表的就是四大名著的出版。我是搞《红楼梦》研究的，人文社对于《红楼梦》的出版，我认为影响了中国红学的发展。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红楼梦》整理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组织出版的，当时是用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发行，那个本子以程乙本为底本，由“湖畔诗人”汪静之整理，参与注释的有俞平伯、周汝昌、李鼎芳、启功这些大学者，那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个《红楼梦》整理读本。后来到了1957年的时候，启功先生又在1953年版本的基础上重新注释。

关淑格：我们去年新出的纪念版《红楼梦》就是纪念您说的新中国第一个整理本。

张庆善：对。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它是1982年出版的《红楼梦》新校本之前，在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个本子，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都是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我印象当中参加整理的人是谁呢？红学大师周汝昌，还有大学问家周绍良、李易，这是参加校勘标点的大学者。注释的就是启功先生，启功先生注释的本子太棒了，他是大学问家，他又是满族人，他又对北京的生活非常熟悉，所以这个本子也是很有价值的。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红楼梦》的新校注本，就是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会研究所在冯其庸先生率领下花了七年时间完成的。这个本子的价值是，它第一次以红楼梦早期抄本为底本整理出来的一个通行本，它是目前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大、最权威的红楼梦通行本了。这个本子的价值在于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因为早期抄本更多保持了曹雪芹原著的面貌。

所以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出版四大古典名著，对中国的文化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我记得当年文革结束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些书，我们是要排长队才能买到的，它影响的不是一代人，影响几代人。因此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些书，包括现在的小说，包括译著的经典作品，包括古典名著，应该说都是对于中国的文化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都是看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长大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第一可靠、放心。比如整理《红楼梦》的本子，一大批专家，历经七年整理出一个本子，真是不可思议。而且经过这样整理出来的本子就是好，就是可靠的。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古籍整理、古典名著的时候坚持以学术为宗旨，同时又坚持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这种出版精神在今天非常值得发扬。

关淑格：《红楼梦大辞典》新修订版近期会在我们社出版，能分享一下这本书现在的情况吗？

张庆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红楼梦研究所合作，准备把《红楼梦大辞典》做一次全面的新的修订，在新世纪红学当中有几个标志性的成果，《红楼梦》新校本的整理是一个成果，《红楼梦大辞典》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但大辞典第一版的时候是1990年，到现在大约二三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术研究在不断的发展，一些新的资料发现，而且人们对红楼梦的认知也不断深化，研究领域更宽泛，这样的话需要我们对1990年出版的大辞典进行修改。我认为这次修改，一是把以前明显存在的错误改正，二是丰富内容，尤其是对红楼梦的传播，以及有关曹雪芹家世等重要发现都要在这个大辞典中反映出来。大辞典对于研究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书，但是我觉得对广大的读者来讲它应该是一个辅导老师，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读《红楼梦》的时候捧着一个大辞典，就好象旁边有辅导老师一样，它可以给你很多知识。因为这个大辞典一百多万字，是多少位作家、学者的心血凝成的，而且它反映出新时期红学很多重要成果。现在正在最后的整理阶段，争取尽快把这本大辞典贡献给读者。

关淑格：这次修订主要修订哪些内容？

张庆善：一个是订正错误，第二是丰富内容。丰富内容包括增加很多条目，比如说在版本和作者家世等有些重要的发现要反映出来。还有，在红楼梦的当代传播，比如说红楼梦的影视、戏曲改编是一大块，也是红楼梦传播的一块。比如影响很大的87版电视剧红楼梦，还有以各种形式传播的红楼梦，这次大辞典要增加这部分，也是以前没有过的。另外，人们对红楼梦，包括很多认知，在这里面也要有一些新的反映。

关淑格：这本书的可读性怎么样？

张庆善：非常棒，我刚才讲了，你有一部大辞典在，就像有一个家庭辅导老师一样。它不仅仅给你很多知识，指导你去读，有不懂的地方看一看大辞典可以增加对红楼梦的理解。另外，它本身就是一个百科全书，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宝库，它的内容有多少？诗词、典故、人物、游艺、美术、音乐、戏曲，红楼梦所表现的大部分内容在这里都能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大辞典对广大读者阅读红楼梦会提供很大帮助。

关淑格：您觉得现在古典文学是怎么在现代社会继续保持它的魅力？

张庆善：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少的部分。有人说现在走向现代化，古典文化、古典文学对我们现在有什么用？有人问我说贾宝玉谈恋爱那么困难，今天我们读红楼梦对我们还有什么用？我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像一条长河，而这个长河需要有一些源源不断给它提供的源流，才能使得这个河流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流畅，文化经典包括古典文学就是中华民族的源泉之一。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走向现代化，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祖宗，不能忘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孕育我们这个民族。

2.

周大新：守护文学的一缕光

周大新：我很小的时候就读人文社出的书，真正和人文社打交道是1988年。那时候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来咱们出版社跟赵水金老师和后来去世的陶良华先生见面，谈我的长篇小说。我出的第一本书是1993年在这出版的，是我长篇小说《第二十幕》的第一部，刚写出来就在这里出版了，至今已经26年了。

对于出版社的印象有三点：第一，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眼光。从编辑到领导，艺术鉴赏力比较强，好书到这不会埋没，只要你写得好，就不会被放走。有一些书在别的出版社被枪毙，到这都被发现了。“朝内大街166号”也因此成为文学界，特别是作家们非常看重，也非常尊敬的地方。

第二，很认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旦确定一部书要做的话，从它的编辑，到内容校对一直到开本确定，到封面设计，到印制过程，到宣传，都是非常认真的。原来的时候，我曾经接过很多次校对科的电话，因为一个文字、因为一个标点符号跟我磋商，这让我非常感动，证明咱们出版社做事情、做书的过程非常认真。

第三，讲诚信。因为我们既是一个文化出版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企业，这里面涉及到和作家打交道的具体问题，比如印数问题、版税问题。在人文社出书没有后顾之忧，不会出现瞒印数的情况。哪怕今年只卖几本书，也会跟你结清楚，这一点我们作家都很放心。

关淑格：您的第一本书出版过程当中还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周大新：第一本书的书稿送到咱们出版社以后，当时是赵水金老师（她已经退休好多年）和陶良华（当时是编辑室主任），他们两个有一些修改意见，专门跑到南阳。我当时在南阳，我老家，当时是倒春寒，下大雪，他们专程跑到南阳跟我提修改意见，让我很感动。我很快修改以后拿过来，他们就通过了，开始做送审，准备出版印制，我很感动。

关淑格：编辑团队对您这个作品的创作有过什么影响吗？

周大新：那个时候有一个副社长，也已经去世了，姓高，叫高贤钧。读完以后觉得，有些地方让我修改一下会对作品质量有更好的提升，他就会真诚地提出修改意见。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改，他也不强求。非常自由的，完全是为你好的提建议，并不是下命令，这个很好。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有时候他们的意见确实能给我启发，帮助我写作。

关淑格：您在我们出版社出了这么多书，您也看到我们编辑团队的变化，有老的编辑退休，新的编辑上来，这个变化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周大新：我觉得这个变化挺大的，现在的编辑都很年轻，当初和我打交道的那一代人都退休了，但是人文社的传统没有变，一直是发现好作品，出版好作品，诚信对作家。特别值得肯定的是现在的营销也特别好，编辑和策划一起，办法也比较多。到现在还是，一本书交给人文社，我们放心。

作者：周大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淑格：您在整个写作的生涯当中，有哪些文学流派或者作品对您影响比较大的？

周大新：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因为他写湘西的地域生活和我写豫西南的地域生活有些近似。他出生在小县城，我在一个小乡村，他关注的人物和我关注的人物有点近似，他也写过童养媳、士兵、班长、连长，他也当过兵。我也是从农村出来，对乡村生活比较熟悉，对乡村小媳妇、婶子、大娘都很熟悉；我当过兵，对部队里士兵、军官，低层军官和中高级将领都有了解。我们的写作对象和思考的很多问题近似，所以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作品“写什么”这个问题上对我影响很大。

另一个对我影响大的是列夫·托尔斯泰。我从18岁开始读他的作品，我把他的主要作品都读过了。他的作品中弥漫着那种爱，爱一切人，这种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作品，如果认真读了，会感觉到有一种温暖的东西，这也是列夫·托尔斯泰对我的精神上的影响，他对我的影响是精神上的影响。大概这两个人影响比较大。

3.

祝勇：人文社的编辑很谦虚

关淑格：您还记得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书是什么吗？

祝勇：出版的第一部书不是我写的，是我主编的一本《重读大师》，主要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阅读大师经典的一些笔记，我印象中应该是2000年左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有两卷，一本是外国卷，一本是中国卷。

那个时候还是一些资深的编辑，我当时抱着书稿跟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的时候心里面战战兢兢，觉得这是一个殿堂。那时候我非常年轻，战战兢兢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两本书能够出版，我特别荣幸也特别高兴。

我真正意义上第一部自己写的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就是《故宫的古物之美》。从《故宫的古物之美》开始，我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写故宫的一系列作品就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出版了，我非常高兴同时也非常悲哀地发现，我的合作者都比我年轻得多。

作者：祝勇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淑格：您觉得这些年轻的编辑对这些书和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祝勇：一方面，年轻的编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很多活力和朝气。我工作的单位是在故宫博物院，人民文学出版社跟故宫博物院有点相像，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单位，但是这几年都越来越年轻，所以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年轻的力量，年轻会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故宫博物院带来一种力量感，一种新的朝气。

另一方面，这个“年轻”跟传统并不断裂。虽然年轻人有的时候会产生浮躁情绪，因为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诱惑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标准。

我们都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出版殿堂，无数的大师作品都是在这里出版，不用说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老舍等等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包括当代的我们非常敬仰的，比如像陈忠实、阿来、铁凝等等，很多作品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或是凌驾在作者之上、颐指气使的态度。相反，他们非常的谦卑，而且对作品有一种独特的眼光，这是作者特别需要的。

有的时候我接触一些其他的作家，比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的作家，有的人回忆当年都是骑着自行车、驮着自己厚厚的稿子，毕恭毕敬地把稿子送到出版社来。

实际上，作者希望得到的未必一定是出版，因为作品参差不齐，出版社有它的标准，而是希望得到出版社的尊重，哪怕你不出版，但是你对这个作品有一个完整的评估和认识，然后告诉给作者，这个也没有枉费作者一辈子的心血，因为长篇小说都是凝结作者很多的心血，创作过程非常不容易。但是当下社会的浮躁以及过度商业化的趋势，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出版单位，导致这些出版单位对作者没有足够的尊重。这个尊重不是体现在点头哈腰，而是你真正意识到他的稿子背后的劳动的艰辛。所以在这一点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特别好的传统，在年轻人的身上也有体现。

关淑格：您这本《故宫的古物之美》现在很畅销，接下来您的这三本书能给我们都介绍一下吗？

祝勇：《故宫的古物之美》实际上是我在几年前，大概六年前曾经出版过的一本讲故宫书画的书，因为故宫里面收藏着大量中国古代经典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我对这些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以自己的视角、眼光来重新面对这些古代名画，尽管有些已非常有名，而且被写过很多次了，但是我在面对它们的时候还会产生自己的发现或感受，会有一些自己的分析在里面。

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发不可收，关于书画这一块我还在不断地拓展和增加，接下来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叫《故宫的古物之美（绘画风雅1和绘画风雅2）》，总共是两本，因为它的规模不断扩大。这是绘画的部分。

书法的部分也要在不久的将来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叫《故宫的古物之美（书法风神）》，讲书法的部分。前不久我刚刚写完一篇新的，关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因为《祭侄文稿》在春节之前刚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借去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关于这个借展方式也引起很大的争议，总之是非常吸引人眼球。写《祭侄文稿》也是我多年的心愿，积累了很多年，搜集了很多资料，尽管这次我没有去日本，但是我也托朋友从日本带回来很多关于展览的资料。所以最近写了很多关于书法的部分。

关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我想以书法和绘画为核心向四周拓展。刚才讲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故宫的古物之美》，这个《故宫的古物之美》不包括书法和绘画，主要是讲器物的部分，所以这几本都叫《故宫的古物之美》，它自身就是一个系列，就是讲故宫文物的系列，这几个系列将根据主题来分成不同的分卷分册，分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因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总量非常大，186万件，在中国博物馆里面应当是收藏量最大的一个。然而，由于我们展陈条件的限制，展出的比例非常低，我们每年展出量占库存总量的不到1%，所以故宫收藏的大量国宝藏在深宫无人识。即使展出，普通的游客在看展览的时候也是走马观花，很难深入地了解一件文物以及文物背后的历史和人物的情感命运，所以我觉得图书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向读者呈现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再加上这几年的“国宝热”，比如《国家宝藏》这样一些电视节目，以及去年我们组织的一档电视综艺节目叫《上新了故宫》，这些节目都掀起收视热潮。但是我觉得图书有它自己的优势，用写作出版的方式也可以弥补很多的不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4.

白茶：一座文学作品的殿堂

关淑格：接下来请到的作者是这本绘本的作家白茶。白茶老师您好，第一个问题还是您所知道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茶：我最多是从我爸爸那里听到的，因为我爸爸是语文老师，所以他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很多书都很了解。而且特别小的时候贪玩，他让我看很多翻译过来的外国名著。长大之后慢慢了解了越来越多，自己也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再后来又有机会跟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才真的一步一步深入的了解了，我觉得它就是一座文学作品的殿堂。

关淑格：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书是？

白茶：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增订版），整个合作过程，出版社的肖总都很细心，包括材质、印刷，我都特别特别满意，还有封面创意，我都蛮喜欢的。我的新书《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4》大概在4月20日左右就会上市。这也是和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一起，用了很长时间一起在做，到现在我们还在定封面颜色之类的，但是内容的东西已经完成了。

作者：白茶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淑格：您在这些书的出版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白茶：我自己在画画的时候，大家都说是水墨风，但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就是运用一些传统美术的色彩结构，包括一些印章的使用方法。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师聊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很有长进，很多关于传统美术的一些细节，包括我平时不太注意的口语的用法，都在书里面进行了一些修正，在做第四本书的时候我会在文字上面揣摩多一点。现在我的团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师们正在针对封面进行非常激烈的讨论，我希望给大家第四本书的时候能既保持这个书一贯的幽默、好玩，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的东西。其实整个过程，更多的是大家都很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件事。

关淑格：作为一个绘本作家，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开始创作第一部书的？

白茶：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是一个诗人（笑），我以前画的作品也是偏青春文艺风格那种，会画一些现在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但一直没有一个作品被大家认识。自从养了吾皇之后，我把自己性格里面比较逗的方面给挖掘出来了，我没觉得自己以前多么好玩，多么幽默，或者多么会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让读者们捧腹大笑的事情。在画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吧。

关淑格：您在创作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白茶：内容创作，不管是文学创作、音乐创作，基本都是对生活的揣摩。只要你愿意去剖析生活的细节，你会发现里面全是故事。我虽然画的是猫是狗，但我也是通过它们去表达某一群人，或者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心态。我画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朋友说这是漫画，也有朋友说这是绘本，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很强烈地定义它是什么艺术形式。可以就当是一种跨界或者一种融合，只要你把细节观察到，感悟到，感受到了，如果你是画画的，把它画出来就行；如果你是写文字的，把感受到的写出来就非常棒了，只要不是空谈或者假大空地去做什么事。我会把我身边的朋友、我养的猫和狗、朋友的猫和狗、朋友跟我讲的一些关于它们好玩的故事进行再创作。我也会研究别的老师的作品，最好的作品都是来自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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