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瑞麟

贵阳乃至贵州，历史上是多个系统的少民走马灯般入主过的地方，因此其文化极为多元。最终，在明清改土归流的浪潮中，贵阳成为汉族为主体的城市，中原文化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但各族文化的因子则让贵阳更加丰富多彩。

该内容为腾讯独家合作内容，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说到全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贵阳无疑是其中的热门备选项，即使是贵阳人自己，在谈到贵阳时，通常也不清楚贵阳的历史，就连贵阳这个名字本身，外地人通常也以为是因为贵阳当地阳光稀少，其实，贵阳是因为位于贵山（今六广门外的关刀岩）的南面才得名贵阳，

贵阳迅猛的发展态势和出其不意的发展方向的确吸引了相当多的眼球，然而大家对贵阳的人文环境却相对陌生，事实上贵阳人自己也非常陌生，希望这篇简介能稍微解决被贵阳吸引眼球的人们的一些困惑。

百越系的獠人诸国及其败落

1

故事开始于一个叫且兰国的地方。《后汉书·西南夷传》在记载楚顷襄王派遣庄𫏋进入云南时说“遣将军庄𫏋船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牂牁郡，系船于且兰。”战国时的且兰大概就是今天贵阳的位置。

贵阳在汉代属于牂牁郡，汉武帝在西南地区的扩张活动中，派遣唐蒙为中郎将，从今天的四川乐山、宜宾南下入夜郎，为建立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唐蒙上奏“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郡”。

此时，因汉匈战争吃紧，公孙弘“数言西南夷害”，汉武帝暂时搁置了对黔中地区的征服，仅在夜郎旁的小部落中置南夷、夜郎两县，归犍为郡管辖。直到元鼎六年，南越王赵胡举兵反汉，汉武帝从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发兵进攻南越，又命令讨伐南越国的大军顺道进入夜郎国，还命令夜郎国派出自己军队，沿牂牁江（今北盘江）向南越进攻（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

夜郎国的仆从国且兰国国君担忧远征失败，畏惧不敢出征，抗命反抗，进攻犍为郡，杀使者与犍为太守。南越覆灭后，南越降将何遗受封驰义侯，率兵返诛且兰国，顺道兵入夜郎。面对汉军，夜郎国与其诸多的仆从部落投降，夜郎王入朝，汉在夜郎故地与其旁小国设置牂牁郡，而且兰君的命运不得而知，大概率是毁灭于汉朝的利刃之下。

西南大国夜郎国

两汉时期，牂牁郡一直以且兰故地为郡治。接下来，贵阳则见证了两个民族的兴衰。

黔地是西南部省份中平原最少，山势最绵延陡峭的省份，再加上土地贫瘠，多为红土，在明朝玉米、土豆传入黔地以前，除少数河谷的地带能够满足当地的文明发展，大抵上黔地并不能养育多少人口，因此即决定了黔地并不能出现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政权，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势力犬牙交错。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集权的衰落，使得地方势力开始膨胀，人口也出现大规模迁徙，贵州当地的夷汉大姓主要有龙、傅、尹、董、谢五大姓。

其中，龙、傅、尹、董四大家据传原本居于川西平原、川南高原一带，除谢氏为贵州本土大姓，其余四姓皆有川入黔迁徙而来，具体的迁徙过程迁徙时间，已不可考，只能猜测很可能是为避祸而分批迁徙至黔，而本土谢氏，其势力范围估计在今贵阳清镇与安顺一带。

魏晋南北朝时，西南地区主要有以下几大蛮族势力，贵州中西部以及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四川西南部属濮人，川西与云南为氐羌，而在贵州的东部，当时被统称为“南蛮”。汉武帝将且兰地设置为牂牁郡后，“移豪民，田南夷”，开始了贵州的第一批移民浪潮。这使得西南地区的民族状况更加复杂了。

在各族的频繁交往与战争中，贵州贵阳这片土地，逐渐变换了主人，贵州原本的居民是百越族系的獠人，在两汉时经历了数次大的衰落，第一次大的衰落即是文初所写的汉武帝伐且兰，而第二次则是王莽代汉后，将濮人系的句町王邯贬至牂牁郡，又阴令太尹周歆讲起杀害，“邯弟承起兵攻杀歆”，王莽发动军队，对獠人所在的广西、贵州进行进攻，獠人的力量再一次遭到削弱。

东汉末年，獠人已经被分割为若干彼此互不联系的政治势力，至魏晋南北朝成汉政权建立后，成汉皇帝李寿为了充实成汉地区的人口，开始掠夺四川、贵州的獠人作为奴隶劳动力。

咸康六年，李寿派遣李奕征牂牁，“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人入镜，自象山以北尽为僚人居。”

成汉引獠入蜀

獠人入蜀之初，主要是居住在成都的郊区，而后扩大在四川广汉、简阳、资阳等地，獠人前后被掠夺的人口大约“十余万家”，即使按现代的核心家庭一家三口来算，人数也大概有三四十万，何况古代社会，家庭成员数量较现代为多，实际上应不少于四五十万人。

这次大规模的人口掠夺活动，更加的削弱了獠人在贵州的力量，面临灾难的獠人还不知道，再过三百年，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将彻底被一个新民族所征服。

氐羌系的彝族入主贵阳

2

黔中的彝族，源于《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叟人”，叟人在秦汉时期，一直处于“随畜迁徙，无长处，无君长”的状态，距离夜郎及其附属国能够冶炼青铜器及青铜武器的水平较远，对獠人系势力无疑是没有威胁的。

根据水西安氏彝族自己所编写的《安氏世纪》，黔地的彝族先民在春秋、战国时先迁移至四川汉源一带，后因避洪水之难，度过金沙江，迁移至云南东北部的会泽、东川一带。部落首领渎母吾娶妻三人，生育有六子，其中五子慕克克、六子慕齐齐最终迁移到了黔地。

慕克克一部传至第十七代，逐渐将安顺、清镇一带代獠人征服，因古代安顺原为獠人普里部落的地盘，所以这一支彝族先民又被称为普里部。

慕齐齐之子济火，本居于云南东川故地，因诸葛亮南征时，曾为其纳粮开道，有功受封，到第二十世时迁至贵州大方地区，到第二十五世（估计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妥阿者征服了贵州西北地区的仡佬族先民，史称阿者部，至第四十七世时，已经在贵州西北部建立了的统治秩序，部落首领内附于唐，因彝族先民被称为“罗罗”，所以受封“罗殿王，史称为罗氏鬼国或罗甸鬼国。

但从零星的史料估计，罗氏鬼国应该不是一个稳固的王朝，罗氏鬼国的内部应当有大量拥有相当独立性的部落存在。

而原先的獠人，根据估计当时仍然占领着今天贵阳的核心地区，直到北宋初年，濮人完全被彝族先民赶出了贵阳，历史上除且兰外，贵阳即将获得一个新名字，而这个名字演变为了“筑”，贵阳人也自称为“筑人”。

唐末时贵阳属矩州，这一代仍属前文所提獠人谢氏家族的统治，五代时黔地西北部的罗氏鬼国阿者部落中的一部落首领主色发兵攻打矩州，将獠人彻底从贵阳驱逐，主色将矩州更名为“黑羊箐”，而“箐”据说在彝语里，意为山间的大竹林。

贵阳的竹是有名的，明代所著《贵州通志》（万历）记载，贵阳出产的竹子共计十五种，有紫竹、绵竹、丛竹、凤尾竹、罗汉竹、筋竹、水竹、白竹、苦竹、实竹、刺竹、潇湘竹、画眉竹、斑竹、箭竹。明在贵阳设贵竹长官司，清则设过贵筑县。

竹与筑读音类似，在文教落后的黔地，应当是将竹误以为筑，故后称贵筑县，筑城、筑人的名号因此流行开来。

贵阳筑城广场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占据贵阳的主色部首领普贵进京朝贡，赵匡胤有《敕普贵书》，其中说“唯尔贵州，远在要服”，同时又“赐王爵，以镇一方”，然而主色一部在975年却遭彝族另一支系宋氏彝族击败，退出贵阳，退守至鸭池河一带，

宋氏与主色部则以鸭池河为界，宋氏自称为水东宋氏，而主色部这一支则自称为水西安氏，也是这一年贵州逐渐出现于公文之中，而当时的贵州则主要指现在的贵阳地区，

元至元十六年，元军占领贵阳，将贵州城更名为顺元城，然后民间甚至官方的《招捕总录》仍以贵州为其称呼，贵阳直到明初，“贵阳”、“贵竹”逐渐开始成为今日贵阳的名字。但即使在崇祯末年，徐霞客游贵阳时，仍将贵阳称为贵州城。可见贵州城在当时的确是称呼现今贵阳的主要称呼。

驿道搬来的贵阳城

3

北宋时期，贵阳应当只有土著城墙，居民主要是仡佬族、苗族、布依族、彝族的先民。元军占领贵阳后，也带了蒙古人与西亚的仆从军。

元统一中国时，贵州之地分属四川、湖广、云南三省。贵阳的发展状况远落后于黔西北、播州、思州，而元代为巩固统治而大兴“站赤”，全国以大都为中心，设站1500处，其中在湖广、四川、云南三省共设站赤400多处。

在今贵阳地区，元朝修筑了五条驿道，一是由湖广至贵阳的湘黔驿道，二是由云南至贵阳的滇黔驿道，三是重庆至贵阳的川黔驿道，四是由贵州至广西的黔桂驿道，五是经宜宾、毕节、威宁、曲靖、昆明的川黔滇驿道，除第五条驿道外，其余四条均过贵阳。

驿道开通后，落后的贵州被纳入全国驿道交通网络，干道由元朝统一修筑、养护、经营、管理，贵阳可与内地联通，并可通往缅甸。明代进一步在元代所建的五条驿道上加设更多的驿站，设置关隘，派驻重兵于沿途把守。

贵州古驿道

这反映在贵阳的城市地名中，现存于贵阳地址中且经常为贵阳人所去的地点尚有蔡家关、鹿冲关、汤粑关。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令傅有德、蓝玉、沐英率大军进攻云南的元朝梁王，朱元璋让他们率一支精锐从四川叙永出发，依川滇黔驿道，进入贵州威宁，然后从威宁进入安顺，在沿安顺进入曲靖相机于元军决战。

朕尝览舆图……当自永宁选遣骁将别率以军以向乌撒（贵州威宁）大军继自辰、浣以入普定（贵州安顺），分据要塞，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出奇制胜正在于此。

如今的安顺屯堡人就是明军留在当地的江南部队，明初江南汉人的方言与服饰被屯堡人较大程度的保留了下来，而其命运的开始是从黔道开始的。

除去满足军事用途的驿站，明朝丰富了其驿传制度，驿站开始精细化，“传官文书为驿，运粮饷为站，递军报为铺。”驿道的开通极大的丰富了贵阳的文教与文化。

1382年，明军将元梁王从云南驱逐以后，同年，即在今贵阳建立贵州都指挥使，贵阳城开始拓建，第一次，矮小的土城被替换为砖石城墙。随驻军与驿道而来的，是被强制移民的江南与中原的工匠、农户，虽然他们的来路上充满了苦难，但最终彻底奠定了贵阳的格局。

1382年的拓建，贵阳第一次大规模的新建城垣、道路、河道、桥梁，包括大批衙门、寺庙，为满足驻军需求还需要打造武器、制作农具，据估计当时贵阳匠户不下数千家。

至晚清，贵阳的工商业已形成“七十二行”，穿着如绸缎行、纱布行，生活必需品如盐业、米谷杂粮业，手工制品如金银首饰行、瓷器行，西方新传入的行业如照相业。

除工商业外，看明清城市是否发展起来还有一个必要指标，即会馆数量，只要有外地商人在某地扎根，必建有会馆。

伴随驿道的发展，贵阳最早出现的是两湖客民于顺治年间所建的两湖会馆，后分为湖南、湖北会馆， 之后是江西会馆，后四川人流入贵阳，始有川会馆，然后是江苏、安徽商人所建的江南会馆，浙江商人建浙江会馆，福建人建福建会馆，广东广西人又合建两广会馆，山西陕西人又合建山陕会馆，云南人又建有云南会馆。共计11省，9个会馆，可以窥见，贵阳已经完全融于全国商贸网络。

驿道的建设也彻底将贵州乃至贵阳变成了一座移民城市，明代迁入贵州的军屯、民屯、商屯已经历时两百多年，形成了本地人的认同，他们将清代新迁入贵州的汉民称为“客民”。

到乾隆年间，迁入贵州的客民已达八万户，如按一家五口算，大约四十多万人。而据道光年间的《黔南职方纪略》，整个贵阳府（不包括过去的水西领地修文和水东领地开阳）客民应当一万户以上，《黔南识略》说：

会省五方杂处，江右、楚南之人为多。世家大族率敦名节，土习彬雅，人户栉比鳞次，承平日久，渐习繁华。

而贵州和谐的民族关系也使得整个明清乃至民国时代，基本没有民族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