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樂觀」：弗朗西斯·福山。攝影：Stephane Grangier/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每個「思想領袖」都要有一套標誌性的絕學。弗朗西斯·福山的名字和命運則與「歷史的終結？」這句標誌性的政治流行語密不可分，自1990年代早期起，在歷史顯然拒絕終結的這些年頭裡，在斯坦福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福山屢次三番地做出嘗試，想要重現他最初的成功。他的新書《身份認同》（Identity）訴諸了「血氣」（Thymos）這一概念，主張它是理解眼下這一令人不安的政治時刻的關鍵。

「血氣」（如果古希臘人對這一核心關鍵詞的確有著最好的理解，那它就無損於可信度和書的銷量）一詞出自柏拉圖的《理想國》。蘇格拉底曾提出，靈魂內在地劃分為兩個彼此競逐的部分，即理性和慾望，而柏拉圖則認為靈魂還有第三個部分。如果說理性與人性相對應，慾望與動物性相對應，那血氣就處於這兩者之間。大部分《理想國》的譯本都認為柏拉圖所用的這個詞在意涵上與「激情」（passion）相近。從其寫作目的出發，福山主張，它的意思應當是「價值判斷的處所」，類似於某種永恆的地位調節器（status thermostat）。

福山相信，許多其它政治理論家嚴重忽視了「血氣」這一概念，但它的重要性還不止於此。古典經濟學試圖以個體最大化其財務上的自我利益之類的術語來解釋世界，但行為主義名作《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卻指出，我們的理性能力經常被各種更具直覺性的力量削弱。福山主張，這些力量裡面最為強大的，就是追求被尊重的慾望。

或許有人會提出，這一特定的張力，不過是自《傲慢與偏見》以來19世紀小說的常見設定而已，福山則認為，那是因為我們已經漸漸地失去了對人類本性之愚蠢的洞察。1930年代以來，一般而論的、馬克思意義上的階級鬥爭已經瓦解了為了身份政治的利益競逐。比起對於財富或安全的慾望而言，我們究竟是誰以及我們所認同的文化或國族群體類別，潛在地看，乃是一股更為持久的心理力量。

「血氣是靈魂中渴望承認或尊嚴的部分，」福山提出。當其處於平衡狀態時——「平等的激情」（isothymia）——便會產生想要在平等的基礎上取得他人承認的需求。阿瑞莎·富蘭克林（Aretha Franklin）如同戰吼一般的「尊重」呼聲，為女性主義、民權運動和同志解放所共享，堪稱一曲平等激情的頌歌。不過，一旦這種激情失控，那就會成為「凌駕他人的激情」（megalothymia）——亦即想要他人承認自身優越性的需求。一個想要凌駕於他人之上的個體或群體，對自由主義的簡單平等和拉平力量是高度不滿的；他們想要「冒巨大風險、參與史詩般的鬥爭、追求宏大場面，因為這一切都導向期望他人承認自身的優越性」。聽起來很熟悉是不是？

福山所謂血氣比我們熟悉的自我（ego）或身份認同能更好地解釋形塑眼下政治局面的非理性力量，這一說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立，目前不甚清楚，但他認為血氣是個激發性的因素，可以同時解釋普京的無情權謀和反性騷擾運動如病毒一般爆發的盛怒。而特朗普上台和英國退歐則出自凌駕他人的激情，它們乃是對多元文化主義和國際合作中的平等激情的反動。

從一定意義上說，後面這些現象也為福山於1989年提出的那個富有先見的問題提供了一種回溯性的負面答案。其名作《歷史的終結？》後來擴寫為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且銷量火爆，在許多人看來，它解釋了自由主義何以能取得對其它極端意識形態的「勝利」。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弗朗西斯·福山 著  陳高華 譯 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09

鑒於該書在柏林牆崩塌這一歷史性時刻問世，福山對其論點的再三補充說明（「這句話結尾是問號！」；「這是拋磚引玉而已！」；「『終結』是指『目標』而非『結局』」）遭到了無視。在餘下的職業生涯里——前蘇東國家中獨裁者和民族主義的沉渣泛起，削弱了其理論說服力——他花了大把時間和精力來修正那個誇張的說法。從這個意義上講，血氣只不過是他一生修修補補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不久前，我與現年65歲的福山就其新近的分析有過一番電話交談，當時他還在加州的家中。十來天之前，他還在解釋伊拉克中層官員對民主的推動。我一開頭就問他：對選民理性動機的過度估計，究竟是一個普遍的狀況，還是我們時代特有的癥狀？

他承認這並非新現象，但表示最近十年來我們似乎捧上台了一批相當典型的飛揚跋扈之人。「你知道，退歐會讓英國經濟付出很大的代價，因此退歐之舉是不理性的，」他說。「但後來事實卻證明，許多投票支持脫歐的人不但對此毫不在意，而且寧可繁榮受損也在所不惜。問題出在文化上，他們似乎甘願付出這樣的代價來控制移民。歸結起來看，許多精英的錯誤在於，他們自以為能讓政治只受經濟理性引導，將國家認同感與之割裂開來。」

但這些民粹主義運動不是也能被某種孤注一擲的理性（desperate rationality）解釋嗎？鑒於近十年來個體的經濟處境並無多大變化，一旦顛覆一切也能說得通了，它或許就是最後一搏？

「全球化無疑讓很多人掉隊了。自動化程度越高，不平等就越加劇，不過我覺得，如果你仔細考察一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退歐的投票模式的話，你會發現兩件事里的支持者其實都不算上述各種力量影響下的最大輸家。如果你再看一看過去十年來在國外出生的英國公民數量，就會發現它的增長是相當明顯的。這種規模的社會變遷如果掀不起一丁點逆流，那我反倒會覺得奇怪了。」

他認為，追求政治正確或曰要求尊重一切類型的差異，既產生又掩蓋了上述的潛在感受。說得寬泛一點，他是否相信，過於堅持要求承認差異，將會令我們忽視彼此之間的紐帶？

「左右兩派都有自己版本的身份政治。左派版本的歷史要悠久一些， 不同的社會運動都在強調自己與主流文化的差異，要求在各方面得到尊重。右派對此的反應則來自於產生如下疑問的人群，「好吧，那我們怎麼辦？為什麼我們就沒資格得到特殊對待？」從政治上講，這是有很大問題的，它弱化了公民身份感（sense of citizenship）。而如今，左右兩邊都滋生了激進傾向。「

白人至上主義群體與其反對者在2017年佛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團結右派」遊行中發生衝突。圖片來源：Photograph: Michael N/Pacific/BarcroftImages

福山表示，如果沒有第45屆美國總統選舉這件事，他根本就不會寫這本書。他坦承說，自己和其他人一樣，此次都沒能預測到這些不幸的事實，但即便如此，單就特朗普這個異常惡劣的例子而言，福山倒是在三十年前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里預見到了他將「放縱無度——或曰傲慢地展示」其凌駕他人的激情（該書後半部分談論末人處境時，福山提到了當時還是地產商的特朗普，視之為優越感過強的典型人物——譯註）。而我則認為，金融崩潰近十年來所積累的焦慮心態，再加上戰爭導致的大規模移民等等徵兆，可以說又提前敲響警鐘的性質。莫非從來沒有偉大的先例可言？

「我認為經濟崩潰會導致一種更加直截了當的左翼民粹主義，」他說。「這一大規模衰退的始作俑者是華爾街的盜賊統治（plutocrats），但你得到的卻是茶黨和右翼積極分子的興起。這部分地可以用1930年代以來日益興起的身份認同議題來加以解釋：人們更傾向於關心微觀的不平等而非宏大的階級鬥爭了。」

在他看來，特朗普四面開花的非自由主義行徑是短期現象還是新的現實？「他肯定不是短期現象，」福山說，「暫且不論他造成的各種破壞、種族主義和荒唐舉動，最令人不安的事情還是他享有的支持度。看起來，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對他的舉措表示認可，另外還有10-15%的人會因為他的減稅政策而捏著鼻子勉強忍受他。」

另一方面，民主黨也因此而日益左傾化，這導致了一種中間派失勢的局面。「特朗普為了激怒左派，幾乎是出於直覺地炒作了一些種族話題，而左派在回應上也越來越激進。我覺得他發現了分裂民眾的機會，試圖瓦解民主黨這個競爭對手的團結。」

在見證這些力量時，我認為——並且注意到——無論英國退歐的支持者如何訴諸所謂「閃電精神」（Blitz spirit，指臨危不懼、當機立斷的態度——譯註）來支持那些根本不可能得到辯護的方案，迄今為止他們仍然奇蹟般地受到約束。《歷史的終結？》似乎傳達出了一種胸有成竹的樂觀態度；其論旨與馬丁·路德·金堅信的「道德的蒼穹是漫長的, 但它卻終將落向正義」頗有相似之處。如今他是否還有信心堅持這一樂觀態度？

「我不太清楚自己是否樂觀，」他說。「從某些方面看，這股逆流來得晚了，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福山自己屬於第三代美國移民。他的祖父為了逃避1905年的日俄戰爭而移民到了美國西海岸，並在那裡開了一家小商店。他的父親則是個基督教公理會的牧師，在芝加哥大學取得了社會學博士學位。他的母親出生於京都，是京都大學經濟學系創始人的女兒。我問他，幼時在餐桌上究竟談到過哪些有關同化和身份認同的重大問題。他會認為自己是個日裔美國人嗎？「我從來不用那種方式來思考自己，」他當即答道。為什麼？「我在成長階段基本沒在日本人社群呆過。」

他甚至沒學過說日語——看起來也沒有這種需要。「我覺得美國確實是個偉大的國家，一個人可以自由成長，沒有誰會因為族群背景而給你設置障礙。」如今，他表示，自己最近正為斯坦福大學裡某些校園團體希望他與「一些亞裔美國人群體」會面而感到煩惱。他覺得這完全不是他的為人處世之道。

他父母也是這樣想的嗎？「我父親會說一點日語，但不太流利。他從1930年代到1940年代就一直在洛杉磯的學校體系內長大。我的母親在日本出生，戰後來到美國。她說英語的時候會帶點口音，父親則沒有口音。我還記得，母親多次說過她覺得美國人有種族主義傾向，她曾經遇到過歧視云云。但我也記得父親說，自己在一生當中從未因為日本背景而碰壁。我覺得歸結起來看就是這樣，『如果你能說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那你就會被接納。』我的母親恰恰不會。如果你觀察一下美國的亞裔美國人，就不難發現，無論以何種尺度來衡量，他們都表現得比白人要好。」

看到去年在夏洛茨維爾發生的那場不無3K黨風格的遊行之後，他會對這些一直以來深信不疑的東西作何感想？「美國國家認同得以建立在一定的公民身份理念之上，是由於鬥爭而來，以民權運動的勝利為標誌，」他說。「但轉眼間你就發現，人們對何謂美國人的理解紛紛染上了了族群色彩。這是很不好的現象。特朗普為這些人群提供了支持和安慰。」

《身份認同》

福山寫書的目的，部分在於為這種高度分裂的政治局面開出解藥。他強調，目前亟需一種能夠與全體公民的關切展開對話的政治家，這樣的政治家能有超越狹隘身份關切的全國視野，而非只顧自家利益。他會鼓勵一些探索性的政策，譬如以國家服務（national service，一般指兵役，此處根據上下文看應為廣義上的公益活動——譯註）來使青年人認識到不同背景的人群所追求的共同目標。在目前英國和美國的政治氣候下，他的構想真的能實現嗎？

他承認說，「除非在自願的基礎上，否則不大可能。」「在柯林頓當總統的時候，」福山說，「曾經有過一項規劃，青年人可以去市中心的公立學校參加一些志願工作，或者從事其它類型的服務。我覺得範圍還可以拓寬。但我覺得可能需要一場戰爭或重大外部事件，來激發這種參與服務的自願性。」

福山認為，另一當務之急在於，政治家需要明白：互聯網扮演了身份政治的加速器角色，社交網路允許個人只聽取小群體的狹隘見解，而無需參與全國範圍內或更加廣泛的對話。「一般認為互聯網有利於民主，因為它讓人們可以方便地獲取信息，進而取得權力，」他說：「但我認為作為舊媒體象徵的編輯、『看門狗』和事實查驗者仍是十分有用的——它們能降低虛假信息的傳播速度，確保信息有起碼的質量。這一切如今都是過去時了。你在網上看到的所有東西大體上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這類政策仍然闕如，他對未來的美國政治有何預期？他是否相信上述的過濾機制能馴服凌駕他人的激情？

「中期選舉之後再來見分曉吧，」他半帶笑意地說道。「在民主體制下，我們所擁有的制約權力的最大手段就是選舉。如果共和黨重奪兩院控制權，那將被視為是對他們所作所為的一種肯定，情況就很不妙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民主黨贏下了眾議院，那我們就能從其質詢中得到潮水般的此類信息。這屆政府在每個政策領域都是極具毀滅性的——無論是環境、健康還是住房——我認為他們需要對此有個解釋。」

暫且不論各種相反的表象，他是否堅信自由民主仍有以柔克剛的能力——換言之，西方民主是否仍有可能被拉回平衡狀態、設法保持中道？「這又回到了領導者的問題上，」他堅稱。「如果缺乏能洞見這一鴻溝並設法跨越之的政治家，那麼就很難回歸正常。」

話雖如此，這位在現代政治生活中也許是最為知名的預言家仍表示，「要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實在很困難。」

作者：Tim Adams

翻譯：林達

原文來源：衛報

中文來源：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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