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就公衆關心的金融熱點問題回答記者提問。我們注意到，易綱行長在談到存款準備金問題時指出：“從國際比較而言，我們的存款準備金率在國際比較中是中等的，不算特別高也不算特別低，朋友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都說發達國家的存款準備金率特別低，就1%、2%，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其實，在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現在發達國家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比較低，但是它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比較高。比如說這就是他們總準備金率的水平。”

　　看到這番談話，一些媒體評論顯得有些“異味”，一些言論認爲：儘管歐美發達國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下簡稱法定存準率）只有1%、2%，但美國和歐洲超額存款準備金率（以下簡稱超額存準率）較高，法定存準率加上超額存準率高達12%的水平，而日本更高達20%以上，所以中國平均13%法定存準率並不算太高，並由此得出結論：降準沒有多大空間。

　　理論上說，這樣的說法極度錯誤，嚴重混淆了法定存款準備金和超額存款準備金的不同性質。

　　首先，法定存準率是各國中央銀行按照法定比例強制商業銀行上繳的準備金，這個比例在發達國家目前只有1%到2%，而現在中國高達13%（最高時達到過21.5%）。法定存準被央行上收之後，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所有存款類金融機構（以下只談商業銀行）將失去對這筆錢的使用權或支配權，如果不是央行降低這一比率——所謂降準，那商業銀行在存續期內（破產之前）則永遠也無法使用這筆錢。超額存款準備金則完全不同，它是商業銀行自己的錢，爲了流動性管理需求或備付需求主動存入中央銀行賬戶的存款，這筆錢商業銀行有完全的自主支配權和使用權。所以，同爲存款準備金，法定存準和超額存準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質。

　　其次，理論上說，法定存準率越高，意味着央行緊縮貨幣力度越大，意味着金融市場流動性越少；而超額存準率越高，意味着央行寬鬆貨幣力度越大，意味着金融市場流動性越大。一般而言，央行對超額存準所支付的利率非常低。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美聯儲把基準利率降至0到0.25%，但卻提高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至1.15%，這給了金融機構無風險套利空間，而誘發超額存準大幅上升，而美聯儲使用金融機構的超額存準資金繼續購買國內資產，如此滾動大幅增加了市場中的現金流動性。所以，當我們說美聯儲“大水漫灌”之時，我們需要看到這其中不存在失控問題，當然，美聯儲允許商業金融機構對美聯儲套利，這也是美聯儲需要付出的代價。但無論如何，美國超額存準率高實際代表的是貨幣極度寬鬆，而中國法定存準率高是否具有同樣寬鬆的意味？恰恰相反。

　　第三，美聯儲貨幣發行更多依靠收購國債等國內金融資產，對應投放的基礎貨幣都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現金，正是基於這樣的基礎貨幣投放，美國的貨幣乘數（1元基礎貨幣能夠創造多少元M2，）大幅降低，危機前，美國1元基礎貨幣創造近9元M2，的近9倍， 2016年下降到不足3元，現在也不足4元。理論上說，這個倍數關係體現了全社會最基礎的金融槓桿高度，過高則導致危機。一般情況下，債務危機就是槓桿過高的危機。我們說，中國基礎貨幣大量被法定存款準備金佔居，現金投放過少，以至於M0到M2之間形成18倍關係，遠遠高於歐美大致4倍的關係。這是不是中國最大的金融風險？所以，在降準受到外匯儲備制約的情況下，中國央行應當加大現金投放，尤其是長期的現金投放，從而有效壓低貨幣乘數，這是降槓桿對央行提出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見，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存款準備金情況屬於完全不同性質的問題，絕不可同日而語。

　　第四，中國法定存準率變化受到外匯儲備制約，而歐美不存在這方面的問題，而日本因外匯儲備由財政部管理，所以也不存在這方面問題。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端有近22萬億外國資產，這是外匯儲備購買形成，只要不發生鉅額貿易逆差或資本逃逸，這筆外國資產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中將剛性存在；按照基本規則，這部分剛性資產必須要有對應的負債，現在看，這筆負債就是“法定存準＋超額存準＋其它金融機構存款”。鑑於資產剛性必然導致負債剛性，所以央行通過降準釋放出流動性，還必然通過其它途徑把這筆流動性收回來。比如，用減少MFL餘額對衝降準所釋放的流動性；再比如，通過100%上收第三方支付機構的交易保證金對衝降準釋放的流動性；等等。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降準3.5個百分點之後，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並未發生大的變化。中國央行上述情況與發達國家央行擴表和縮表所體現的情況完全不同。

　　當然，還可以列舉更多方面的情況用於揭示中國法定存準率與發達國家超額存準率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甚至是天壤之別。但由於邏輯關係比較複雜，一般投資者根本看不懂，所以不在這兒說了。總之，用發達國家超額存準類比中國法定存準會誤導市場認知，這是嚴重的錯誤。